在东安福胡同里，石券门原是一座清真寺的门。石券门为清真寺的南门遗存，院里有一座大殿，殿北正对新华门的地方，还曾有一块乾隆御碑，现存于历代帝王庙内。跟大名鼎鼎的“香妃”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考，这支维吾尔族人是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或因助平“大小和卓”之变有功，或作为大小和卓被俘家属，或身为工匠艺人而陆续入京的。因边疆新定，乾隆皇帝极为重视这支由八位维吾尔族民族首领和宗教领袖带领的少数民族部众，下诏赐爵封居，妥善安置，史称“八爵进京”。

清真寺建成于1764年，其三个独特之处。 也正是在此时，一位美丽的新疆女子随部入京，后来入宫，先后被册封为和贵人、容嫔、容妃。“香妃”的传说中，即有她美丽的身影。与传说类似，容妃也有着特殊的身世。据最新发现的清宫档案史料记载，容妃所在的和卓家族有五名成员位列“八爵”，其胞弟图尔都便是其中之一。其家族虽与起兵生变的大小和卓兄弟同属一派，但并未追随起兵，而是选择了助清军平乱，由此封爵入京。这些维吾尔人还被编入八旗，成为京城一支特殊的旗人穆斯林群体，其最初的安置地正是如今东安福胡同一带，称为“回回营”。这座仅存石券门、石碑的清真寺，就是乾隆皇帝为他们兴建的，而并非专为“香妃”建造。

其一，它承载了一段团结和谐、国家统一的民族佳话。建造这处清真寺，乾隆皇帝可谓用心良苦。清真寺位置要冲，紧邻皇宫禁苑，与西苑宝月楼(今新华门)隔街对望；且系出内帑“敕建”，司工督造。入觐的维吾尔众首领均在此礼拜，当年曾盛极一时。正如乾隆皇帝在那方亲笔撰文的满汉蒙回四体碑记中所述，前已为内附蒙古诸部建造了承德普宁寺、固尔扎庙，“回人亦吾人也”，怎能缺少这种礼遇呢？乾隆在求同存异、尊重习俗、包容信仰方面的大气，清真寺当属一例。

其二，它建筑绮丽，风格独特。清真寺一年建成，既具“近日之荣，兼擅土风之美”，占地二十五亩有余，内外遍植柏柳，幽静庄严。大殿方形重檐，攒顶环廊，周配角亭四座，形制类似于晚它六年建成的北海“小西天”方殿，且规模达到了“明九暗七”。尤以碧瓦方檐代替了灰瓦覆顶、绵延勾连的清真寺惯用形制，望去巍峨气派。清真寺布局也别具一格，大殿坐西朝东，正门却位于殿北，中亚拱券大门之上高耸卷棚重檐歇山楼阁，玲珑欲飞，乃拜前唤礼之“邦克楼”。据载，当年登楼呼唤礼拜之时，悠扬的唤礼声俯掠中南海面，远传数里，一度号称“京城第一门楼”。

其三，它融入了一段美丽的传说。这座清真寺曾被误传为“香妃寺”，宝月楼民间也叫“望家楼”，说的是为解香妃思乡之苦，乾隆建宝月楼，设回回营，筑礼拜寺，营造出一派回部风情。考之历史，寺虽不宜称为“香妃寺”，但回回营、宝月楼确是同容妃有关，因为营中居者多是其族人。宝月楼虽建成于容妃入宫前两年(1758年)，但从乾隆屡屡吟咏宝月楼之诗文可知，容妃应多次登临甚或入住此楼。她在宫中生活了二十八个春秋，在信仰生活方面得到妥善照顾，衣着饮食均依其俗。在她香销玉殒三年后，年已八旬的乾隆于宝月楼前仍感慨万千：“卅载画图朝夕似，新正吟咏昔今同。”这样的感情，难怪会演绎出那样多经久不衰的传奇来。

但是，这座清真寺却在窃国大盗袁世凯当政时毁于一旦。袁世凯迷信风水，他以中南海为总统府后，于1913年将宝月楼拆改为新华门。在妖言蛊惑下，这位洪宪皇帝竟下令在新华门内建了一个厕所，又信清真寺坏其风水，便以拓修新路为名，派出数百名便衣暴徒，将清真寺拆毁，还在新华门对面建起一溜灰色花墙，以遮挡路南外国兵营及破旧民舍，将清真寺正门彻底封死，一段历史遗迹差点儿湮没于流逝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