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把持朝政的权臣太平王燕帖木儿没有立年长的妥懽帖睦尔，而是立了就在大都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妥懽帖睦尔异母弟）继位，是为元宁宗。不料当年十一月，元宁宗就驾崩了。燕帖木儿欲立燕帖古思继位，但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坚持立妥懽帖睦尔。于是派遣中书左丞阔里吉思前去静江接妥懽帖睦尔回京。到了良乡，燕帖木儿率人持卤簿来迎接他。燕帖木儿与妥懽帖睦尔并马徐行，说明了拥立他为皇帝的意思。妥懽帖睦尔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一时吓得不敢回答，所以燕帖木儿怀疑他，到大都后也没有立他为帝，再加上司天监的太史也说妥懽帖睦尔不可立，立则天下乱，所以元朝皇位空缺了半年之久。

元代藏文史料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的占卜者说：“如果和世㻋的长子妥懽帖睦尔在鸡年等待六个月然后再登上皇位，那么皇运将和薛禅汗（元世祖）一样久长。”对此说法，众位大臣们说：“这样将皇位空置，国家的责任由谁来担负？”这时燕帖木儿说：“你们对天神的预示再好好测算，如果真是如此，能使皇帝圣寿久长那就再好不过，皇位空悬时期国家重任由我来承担。”

在这半年间，卜答失里临朝称制，燕帖木儿的弄权也登峰造极。至顺四年（1333年）五月，燕帖木儿因纵欲过度而亡，卜答失里在内定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为妥懽帖睦尔继承人以后，决定正式奉妥懽帖睦尔为帝。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日，妥懽帖睦尔即位于上都，是为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改年号为“元统”，并封燕帖木儿之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卜答失里为太皇太后、燕帖古思为皇太子。

妥懽帖睦尔登基后，是一个“深居宫中，每事无所专焉”的傀儡皇帝，继燕帖木儿而兴的权臣伯颜以右丞相的身份专擅朝政，但是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大，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女儿答纳失里还拥有皇后之尊。到元统三年（1335年）时，撒敦死去，唐其势升为左丞相，欲与伯颜争权，遂与撒敦弟答里密谋发动政变，杀伯颜，废顺帝，另立元文宗的义子塔剌海（燕帖木儿之子，唐其势之弟）。同年六月，伯颜粉碎唐其势的政变，消灭燕帖木儿余党，同时将答纳失里皇后逐出宫中，并将她杀害。同年十一月，妥懽帖睦尔以“祖述世祖”为名改年号为“至元”。

当时，伯颜被封为秦王，一手遮天，“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他大肆排斥异己，甚至杀了自己的老主人郯王彻彻秃一家，并贬谪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他聚敛财富，穷奢极欲，甚至出入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宫中，与其私通，以致大都传诵“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太皇太后倚恃着”的讽刺伯颜的歌谣。伯颜最被人诟病的是排汉的民族压迫政策，在他的主导下，蒙古、色目殴打汉人、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之戒，严格控制汉人做官的限界，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在伯颜当权下的中书省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三人做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地方上甚至还没收汉人铁制农具及禁止汉人文化活动。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伯颜取消了科举考试，也是一大倒退。在面临汉人反抗时，伯颜甚至提出了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所幸元惠宗没有听从。

伯颜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原本就十分尖锐的元朝更加动荡不安，广西、山东、四川、江西、福建、河北、河南等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彭莹玉就是在至元四年（1338年）发动袁州起义，失败后广泛传播白莲教，埋下了十多年后全国性动乱的火种。而至元五年（1339年）在河南更发生一起“假传圣旨”的闹剧，河南吏员范孟自称有圣旨，杀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下一干官僚，不久后范孟被杀。此事可以看出当时元朝纲纪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伯颜专权所导致的乱象都被妥懽帖睦尔看在眼里，他与伯颜的侄儿脱脱早已图谋除掉伯颜。而伯颜也蠢蠢欲动，与卜答失里合谋以燕帖古思取代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惠宗与脱脱利用伯颜出猎之机，发动政变，罢黜伯颜，先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再流放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至此伯颜时代落下帷幕，妥懽帖睦尔得以亲政。在政变中，妥懽帖睦尔坐镇玉德殿，主符檄，发号令，其间杨瑀等文臣在御榻前起草贬斥伯颜的诏书时，有“以其各领所部，诏书到日，悉还本卫”的语句，顺帝指示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果断与精明。同年六月，妥懽帖睦尔为报杀父之仇，下诏毁太庙文宗室，废太皇太后卜答失里并将她赐死，流放燕帖古思，还缴销了当年元文宗宣称他不是元明宗儿子的诏敕。妥懽帖睦尔完成复仇之举后，“被服衮冕，祼于太室”，祭告父亲元明宗，并追上谥号。次年正月，元惠宗改元“至正”，任命脱脱为右丞相，宣布将“与天下更始”，准备大展宏图、中兴元朝。

进入至正时代，妥懽帖睦尔“图治之意甚切”，脱脱为挽回元朝统治危机，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史称“脱脱更化”。脱脱恢复了科举制度，颁行《农桑辑要》，整饬吏治，征召隐逸，蠲免赋税，开放马禁，削减盐额，编修辽、宋、金三史，实行儒治，包括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活动。在妥懽帖睦尔的励精图治与脱脱的勤勉能干之下，至正初年的元朝一度呈现回光返照的局面，在伯颜时代受压抑的汉族儒生也为之振奋，当时的欧阳玄写道：“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前。杏园花发当三月，桂苑香销又七年。豹隐山中文泽雾，鹏搏海上翼垂天。明时礼乐须奇俊，莫道儒生自圣颠。”

就在“更化”如火如荼的至正四年（1344年），脱脱以多病而欲隐退，再加上萨满说流年不利，所以连续十七次上表请辞，妥懽帖睦尔终于同意。此后五年间，妥懽帖睦尔又任用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贺惟一（太平）等人为相，他们虽然不是奸臣，但能力都不如脱脱。在此期间，妥懽帖睦尔继续推行了以廉政建设为中心的一些改革措施，如颁行《至正条格》、定荐举守令法、派遣二十四名官员巡视宣抚全国各地等。妥懽帖睦尔亦未丧失图治之心，他十分重视地方守令的任用，必须亲自过目，考察其贤愚，并谆谆告诫那些陛辞的地方官说：“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在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遣官奉使宣抚时，又命其“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可是当时奉使宣抚的官员除了苏天爵、王守诚等少数人较有政绩以外，其余反而加剧了官场的腐败与民间的疾苦，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更流传着“九重丹语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天”、“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等民谣。可见元朝的腐败已是无可救药了。

对妥懽帖睦尔打击最大的要数当时罕见的天灾。自至正四年（1344年）以后，元朝进入了灾害多发期，尤以腹里和河南行省最为严重。那时候，黄河决口、饥荒频仍、瘟疫爆发，人民流离失所，大量死亡，就连大都也受到影响，当时客居大都的高丽人李谷写道：“饥民云集京师，都城内外，呼号丐乞，僵仆不起者相枕藉”。妥懽帖睦尔命官府加以赈济，并颁诏罪己，至正九年（1349年）又重新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希冀挽回元朝的颓势。

此时由天灾引发的后遗症正困扰着元廷，首先是由河患引发的严重的财政危机，漕运、盐税锐减，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跌，国库渐虚；其次是河患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农民起义频繁发生，特别是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兄弟啸聚海上，对元廷赖以生存的海道漕运构成威胁，元廷无法镇压，只得加以招抚；同时，吏治不仅没有根本性的扭转，反而在灾荒时期变本加厉，史载“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总之，元朝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乱一触即发。脱脱第二次拜相后，试图力挽狂澜，但他采取变钞和起用贾鲁治河两大政策，却为元朝掘好了坟墓。时人讥讽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由刘福通等红巾军引爆元末农民起义，顺帝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六千蒙古精锐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但对阵时见红巾军声势浩大，急呼“阿卜！阿卜！”（跑），根本无力镇压。史载“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凡浙西、江东南、湖南北，以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元朝在许多地方的统治机构瘫痪，陷入土崩瓦解的绝境。

妥懽帖睦尔也不再有至正之初的那种勤政朝气，开始宠幸佞臣康里人哈麻，但仍然过问政事。妥懽帖睦尔问责脱脱：“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脱脱面临元末农民起义的乱局，一方面加紧防汉措施，军机一概不让汉人与闻；一方面依赖地主富豪的捐献及其组织的“义兵”来对抗红巾军，造成了元末军阀混战的恶果，同时，脱脱在至正十二年（1352年）八月亲自南下督师，镇压徐州的芝麻李红巾军，九月破徐州，屠其城。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底，红巾军一度转入低潮。以妥懽帖睦尔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忘乎所以，为脱脱建生祠于徐州（当时已改名武定州），立平寇碑，又封赏各有功将领。此时元廷开始商议立高丽贡女奇皇后所生的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脱脱对此有微词，哈麻趁机挑拨离间，为元宫廷的内乱埋下伏笔。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张士诚崛起，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同年九月，妥懽帖睦尔再命脱脱出师，不仅包括蒙古、汉军，还囊括了西域、吐蕃、高丽等地的军队，号称百万之众。张士诚无力支架，只能死守孤城高邮。哈麻利用脱脱不在朝，又进谗言诬陷脱脱及其弟也先帖木儿，顺帝听信了哈麻等人的话，下令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脱脱深受忠君思想影响，接诏后便交出兵权，而他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红巾军势力大振，元朝官军再也无力组织起来镇压起义了，只能依靠地主武装。脱脱全家被流放，他本人先后被安置于淮安路、亦集乃路、云南镇西路，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二月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哈麻矫旨杀害。

自脱脱被逐杀以后，妥懽帖睦尔彻底堕落，他受哈麻蛊惑，声色犬马，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还在宫中建清宁殿，绕殿一周建百花宫，每五日一移宫，朝政则交给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至正十六年（1356年），哈麻企图让妥懽帖睦尔禅让于皇太子，被其妹夫秃鲁帖木儿捅给妥懽帖睦尔，妥懽帖睦尔大怒，说：“朕头未白，齿未落，遽谓我为老耶？”遂贬斥哈麻。此后又有朴不花、搠思监等搅乱朝政。史载“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于娱乐，不恤政务”。当时元朝已丧失半壁江山，就连都城也处于危机之中。

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元朝陪都上都被破头潘、关先生所率的红巾军攻破，宫阙被焚，此后妥懽帖睦尔停止了每年到上都避暑的传统。至正十八、十九年，由于农民起义导致漕运断绝，大都发生饥荒，饿死数十万人。这一状况直到张士诚降元运粮才有所好转。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二月，漠北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起兵作乱，直逼上都，并遣使告诉妥懽帖睦尔：“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太半？盍以国玺授我，我当自为之！”次年被镇压。

此时奇皇后与皇太子渐萌异心，企图让妥懽帖睦尔禅位。他们害死了反对内禅阴谋的左丞相贺惟一，又以宦官朴不花、丞相搠思监为倚靠，赶走直言进谏的陈祖仁、李国凤等大臣，逐渐控制了朝廷。外部则是元廷倚赖镇压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后由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继承）与孛罗帖木儿两支军阀相互争抢地盘，中原大地民不聊生。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受皇太子一党陷害的妥懽帖睦尔的母舅老的沙出奔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大营，皇太子一党追索不成，要求顺帝讨伐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和七月，孛罗帖木儿两度进攻大都，先迫使妥懽帖睦尔交出朴不花与搠思监，将其杀死，后又使妥懽帖睦尔拜他为右丞相，并赶走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逃到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大营中，元朝一度呈现两个朝廷的局面。孛罗帖木儿当政之初，杀掉了秃鲁帖木儿等教妥懽帖睦尔淫乐的奸臣，赶走宫中的西番僧侣，裁汰宦官，减省钱粮，一度颇有作为，但后来秽乱后宫，酗酒杀人，而且在皇太子一方来攻时，吃了几个败仗，妥懽帖睦尔也对孛罗帖木儿极其不满，命威顺王子和尚伺机暗杀孛罗帖木儿。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二十九日，孛罗帖木儿入宫时被杀手伯颜达儿等刺杀于延春阁李树之下。刺杀行动进行时，妥懽帖睦尔躲在密室内，约定事成则放鸽铃声。听到鸽铃声后，妥懽帖睦尔走出密室，下令民间杀尽孛罗帖木儿的部下（即所谓“川军”），同时命人将孛罗帖木儿的人头装进匣子里，送到太原的皇太子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护送皇太子还京，妥懽帖睦尔任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宫廷内斗告一段落。

而后，妥懽帖睦尔又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南下肃清江淮，不料却引发了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张良弼等诸多军阀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混战的局面。妥懽帖睦尔怀疑扩廓帖木儿有异志，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领天下兵马，开大抚军院，讨伐扩廓帖木儿。这场军阀混战一直持续到大都失守前夕，极大损耗了元朝的有生力量。妥懽帖睦尔虽昏庸，亦知国难当头，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秘密在高丽济州岛建造宫殿，以备将来逃难之用。在元朝内乱的期间内，朱元璋坐大于南方，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次第削平，并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发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北伐战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自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明军高歌猛进，势不可挡，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时，妥懽帖睦尔才与扩廓帖木儿和解，但为时已晚。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明军抵达直沽，二十六日，知枢密院事卜颜帖木儿出大都迎战明军，被擒杀，太庙牌位也被收集好，在逃难时一起带走。二十七日，妥懽帖睦尔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自己则做好逃难的准备。二十八日，妥懽帖睦尔驾临大都清宁殿，召见众臣及三宫后妃与皇太子，正式宣布将逃往上都。知枢密院事哈剌章（脱脱之子）力谏不可，妥懽帖睦尔说：“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宦官赵伯颜不花跪地痛哭进谏说：“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妥懽帖睦尔叹息说：“今日岂可复作徽、钦！”到了这天夜里，大都健德门开，妥懽帖睦尔与皇太子、后妃及一百多名大臣出奔上都。妥懽帖睦尔一路上如惊弓之鸟，连山峰塌方都以为是明军到来。八月十五日，妥懽帖睦尔一行终于抵达上都，此前大都已经在八月二日被明军攻占，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等殉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北元时代开始。

妥懽帖睦尔在北逃时感慨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到上都后又“昼夜焦劳，召见省臣或至夜分”“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颇有重新振作的姿态。当时，哈剌章请求妥懽帖睦尔命扩廓帖木儿入援，得到妥懽帖睦尔的同意。扩廓帖木儿果然不负妥懽帖睦尔的期望，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十月初，在韩店与明军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妥懽帖睦尔被这一胜利冲昏头脑，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并命令他挥师收复大都，明军趁机偷袭，扩廓帖木儿大败，仅以十八骑逃走。此后妥懽帖睦尔再度消沉，身体每况愈下，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元旦朝贺时，他就托病不出，此后经常因病缀朝。当时元军连战连败，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六月十三日，妥懽帖睦尔又弃上都奔应昌，其间许多大臣进谏速奔和林，但由于阿鲁辉帖木儿事件的阴影，妥懽帖睦尔都没有采纳。

至正三十年（1370年），妥懽帖睦尔病重，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总揽军国诸事。同年四月二十八日（1370年5月23日），妥懽帖睦尔因痢疾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死后庙号惠宗，明太祖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了“顺帝”的谥号。蒙古汗号“乌哈笃汗”（Uqahatu，一作乌哈噶图汗，意为明智的）。

至正元年（1341年），元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改元“至正”，宣布“更化”，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脱脱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订元仁宗年间的监察法规《风宪宏纲》的基础上，将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汇编为《宪台通纪》。

元顺帝时期，还编纂了《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是元代法规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尔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条格，于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颁行。其中包括诏制150条、条格1700条、断例1059条。但原书卷数已不可考究，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共23卷，分祭祀、户令、学令、选举、仓库、捕亡、赋役、狱官等27目。2002年在韩国庆州发现元刊残本《至正条格》，包括条格12卷、断例近13卷，以及断例全部30卷的目录。其中，条格存374条，断例存426条，总数共计为800条。

元顺帝亲政后，采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复科举、开经筵与太庙四时祭、亲郊祭天、行亲耕礼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编修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由于正统之争，辽、宋、金三朝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

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尔诏修辽、宋、金三史，脱脱担任总裁官。脱脱决定辽、宋、金皆为正统，并组织了汉族史学家揭傒斯、欧阳玄，畏兀儿族史学家廉惠山海牙，党项族的余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蒙古族的史学家泰不华等人一起参加修史，开创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辽史》修成，脱脱命掾史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元顺帝穿着礼服迎接，“观者以为近代无之”。不久后脱脱去职，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鲁图领衔，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顺帝召见阿鲁图等人于宣文阁，阿鲁图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今者进呈，万机之暇，乞以备乙览。”顺帝对他说：“此事卿诚未解，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由此可见，顺帝非常重视三史的编修。

顺帝亲政之初，任用脱脱进行“更化”，其经济政策主要是蠲免赋税、削减盐额、立常平仓等。但当时元朝统治已十分腐败，加之天灾连年，因此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第二次拜相，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脱脱采取了变钞与治河两大政策。对于变钞之法，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争论后，脱脱仍决意变钞，设宝泉提举司来掌管。所谓变钞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就是在旧的中统交钞上加盖“至正交钞”的印，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钞并行使用，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是至元宝钞的两倍；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形成钱钞并用的局面，并以钞为母，钱为子，以钱来实钞法。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钞买钞”，即用新钞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用铜钱“以实钞法”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没有白银作为准备金，是不可兑现的。变钞之法实行以后，很快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史载“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其后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宝泉提举司为了军需而大量印钞，使至正宝钞的价值更加贬低，“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脱脱不顾众臣反对，起用贾鲁治河，使黄河恢复故道。顺帝乃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诏治河，由贾鲁指挥15万民夫和2万戍军展开浩大工程。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时间，大功告成，贾鲁献《河平图》。但就在治河期间，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势力制造独眼石人、发动元末农民起义，为元朝挖好坟墓，因此后世将元亡归因于治河。事实上贾鲁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没有民夫响应起义，只是白莲教势力利用了治河来发动起义而已。正如《元史》所评论的那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

罗马天主教廷所派遣的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于致和元年（1328年）逝世，随后元朝的阿兰人在至元二年（1336年）写信给本笃十二世，请求派遣新的大主教。同年，妥懽帖睦尔也派遣留住在中国的拂郎国人安德烈等十五人回访欧洲，并致书圣座。罗马教皇应约于至元四年（1338年）派以马黎诺里为首的数十人的使团来到中国，将近三年后，于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抵达元上都，七月十八日在上都慈仁殿觐见顺帝。马黎诺里向妥懽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马，这匹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引起满朝惊叹。后妥懽帖睦尔命令文学侍从之臣赋诗作画，以记其盛况，如揭奚斯的《天马赞》、欧阳玄的《天马赋》、周伯琦的《天马行应制作并序》、陆仁的《天马歌》等等。画家周朗则奉旨作《佛郎国献马图》，流传至今。

至元四年（1338年），德里苏丹国苏丹穆罕默德·宾·图格鲁克派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作使者访问元朝。礼物包括200名印度教徒奴隶，在河间冲积地平原遭到了印度教信徒的袭击，德里苏丹国4000骑兵全部遇难，失踪78人。他们被分割、捕捉、有的被杀害。伊本·白图泰幸运抵达中国。然而他说，他到中国时，可汗死了，他继续向北行走，和他的伙伴经过京杭大运河到北京，谒见妥懽帖睦尔。

元顺帝时期高丽抓获一日本渔船，认为该渔船是间谍船，并将该船送往宗主国元朝，妥懽帖睦尔命令释放回国，足利幕府派遣由一名和尚带领的使团访问表示感谢。

倭寇在这一时期频繁骚扰中国沿海，据泉州地方志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正七年（1347年）惠安县衙两次被倭寇烧毁；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门登陆，于马坪附近各乡村大肆焚掠，因台风沉船，被当地群众全部歼灭。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来，倭人连寇濒海郡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初一，倭寇骚扰蓬州，被守将刘暹击败。

清朝宗室昭梿：元顺帝亡国之君，无足置议，然有二三政事远胜前人者。巴延擅权，举国依附，帝能识托克托于行间，密与之谋，一旦立解兵柄，贬谪远方，颇有英飒之姿。明宗被弑多年，帝首发其逆谋，将雅尔特尔穆子孙咸置于法。虽迁逼太后，谋害皇弟，不无太忍，然较唐敬宗敬礼陈宏敬，明天启之不究诘方从哲、崔文升，反将劾奸诸臣屈陷成狱者，不啻霄壤矣。又能任汉人贺惟一为相，改革蒙古勋臣专擅之风，亦良能也。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绝人巧智，惟事荒恣；纲纪懈弛，用殄厥世；稗史所称，非明宗嗣；附会诏书，事近暧昧。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世有畏其子之悍戾而柔之以秘密佛法者乎？昔隋炀父子相忌，至死而俱不悟，可哀也。宠妾骄子，目羸豕蹢躅之戒而忘为潜龙，至于屠戮将相，擅兴兵戎，脱脱、太平因是陨身丧家，而激孛罗、扩廓之辟，如人之有肢体，而构之伤残，雀彀未成而社稷墟矣。然以秃鲁帖木儿之言，杀合麻、雪雪，而曾不察废立之谋之出自宫闱也。则帝亦谚所谓莫知苗硕者也。犹复徘徊塞下，考终沙漠，非不幸矣。

清代蒙古贵族善巴：失可惜之政教于汉人，不聪慧而名为惠宗（乌哈噶图汗）。

清代蒙古族史学家拉喜彭楚克：在汉籍中将元朝的灭亡说成是在顺帝手中，愚昧的我不那么认为。……现在可汗没像汉献帝那样没落，没像晋惠帝、晋愍帝那样被敌人俘杀，亦没像宋徽宗、宋钦宗那样被别人虏获，而是以身逃出镇守蒙古国，所以怎能说是元朝灭亡了呢？……应该写成顺帝失去汉国而镇守蒙古国，继续传承元朝。……那时，所谓汉国是被我们虏获的国家，如果坐镇大都而死，就像上述几位皇帝一样成为耻辱。如果死亡，蒙古国的传承将会被断破成乱，成为汉国的战利品。因此，不关心蒙古国而守住汉国从而舍弃生命有何用？……如至正时期，蒙古人的英勇没有衰弱，汉人的英雄亦没有增加，而且汉地变乱的时候亦没有从北方来蒙古兵进行作战，而是阿鲁辉帖木儿反叛了。此即由于顺帝失德而众人之心变坏之征兆，由此观之，要想永久打消对权力的骄傲须勤于德事，众皆知之。……明太祖皇帝作为臣民而背叛自己的主上，所以无法逃避破坏纲常伦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