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权势日益嚣张，他吹毛求疵地挑官员们的细微过失，四处派出校尉，远近侦探，还不许别人相救说情，他于是专作威福，把亲信宦官派往各边塞镇守。在叙大同功时，他提升官校达一千五百六十余人，还传圣旨给数百人授予锦衣官。

《通鉴纂要》编成，刘瑾诬陷翰林编修官们抄写不清，使他们都受到了谴责。而后他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人重抄，给予越级升官，张骏由光禄寺卿升为礼部尚书，其他有几个被授予高级京官，甚至连装潢工匠杂役之人也得以授官。他创用枷法，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玮，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人，都被抓住小错，枷到快死了才解下枷锁，遣去戍边，其他被枷死的无数。锦衣卫狱中关满了囚徒。他讨厌锦衣卫佥事牟斌善待囚犯，将他杖打并不准他再出来做官，府丞周玺、五官监候杨源被杖打至死。杨源就是当初借星象有变上书谏言，请加罪给刘瑾的那位。刘瑾每次奏事，总是趁明武宗正在玩游戏的时候。明武宗心烦他，赶紧挥手让他走开，说：“我用你干什么？别来打扰我！”从此刘瑾便独断专行，不再汇报明武宗。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让他们都跪到金水桥南，然后宣布奸党名单。大臣则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有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各部属官则有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磐、黄昭；词臣则有检讨刘瑞；言官则有给事中汤礼敬、陈霆、徐昂、陶谐、刘郤、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任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闵、王弘、任诺、李熙、王蕃、葛浩、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黄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珏、杨璋、熊卓、朱廷声、刘玉等，都是海内号称为忠诚正直的人。他又令六科官员寅时入朝工作，酉时退朝下班，使他们得不到休息，借以惩罚他们，他下令不要动辄便给文臣诰封，对文官要严加约束。

宁王朱宸濠图谋不轨，贿赂刘瑾请求重给护卫。刘瑾给了他，使朱宸濠得以实施造反阴谋。刘瑾不学习，每逢批答章奏文书，都拿回自己家中，与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奸猾之徒张文冕一起商议决定，辞句都很粗俗冗长，之后焦芳为他润色，而李东阳唯有点头而已。

刘瑾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明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辄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

当时，有个犯人溺水死了，他便将御史匡翼判罪。他曾向学士吴俨索取贿赂，得不到，又听信都御史刘宇的谗言，恨御史杨南金，便借考核外官之机上书将两人中伤，撤了他们的职。授播州土司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令家奴的夫婿提督山东学政。自公侯、勋臣、外戚以下，都不敢与他分庭抗礼，每次私下谒见刘瑾，都相继跪拜。臣民所上的章奏，先具红皮揭帖投给刘瑾，称红本，然后交通政司，称白本。章奏都称他为刘太监而不书其名。都察院上奏狱案时，误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怒骂他们，都御史屠滽率领下属下跪道歉，这才罢了。他派使者察核边防仓储，都御史周南、张鼐、马中锡、汤全、刘宪，布政使以下官员孙禄、冒政、方矩、华福、金献民、刘逊、郭绪、张翼，郎中刘绎、王荩等人，被新罪旧罪一起算，逮入狱中，罚补边粮，刘宪竟死于狱中。他又检察盐税，杖打巡盐御史王润，逮捕前盐运使宁举、杨奇等人。检察内甲字库时，将尚书王佐以下一百七十三人贬职。他又创罚米法，凡是曾忤逆过他的人，都被罚发米输边。原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侍郎张缙，给事中赵士贤、任良弼，御史张津、陈顺、乔恕、聂贤、曹来旬等数十人都被破家，死了的人还要拘押其妻儿。

正德三年（1508年）夏天，科道有匿名信攻击刘瑾的所作所为，刘瑾假传圣旨召集百官，让他们跪到奉天门下，刘瑾站在门口左边责问群臣，到傍晚时将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投进监狱。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出面相救，而刘瑾也稍稍听说这信是宦官写的，这才释放了诸臣。但主事何钱、顺天府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经中暑死了。那天天气酷热，太监李荣给群臣吃冰镇瓜片，刘瑾很讨厌他。太监黄伟非常气愤，对群臣说：“信上所说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是谁写的就挺身承认，哪怕死了也不失为好儿男，干嘛冤枉连累别人！”刘瑾大怒，当天就勒令李荣闲住，将黄伟逐往南京。当时东厂、西厂侦缉人员四出，道路上人心惶惶。刘瑾又设立内行厂，它尤为残酷，借法律细微之处伤人，被害者没有能保全的。他又把在京客居和佣工的人全部驱逐出去，令寡妇全部再嫁，停殡还不下葬的将其焚烧掉，以致京城纷扰，几乎酿出祸乱。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却不胜恐惧，怀装奏疏，上吊自杀了。

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都是刘瑾的心腹。他更改旧制，命令天下巡抚入京接受敕令，给他献贿。延绥巡抚刘宇不到，被逮入狱。宣府巡抚陆完晚到，几乎得罪，献贿后，才令他试职理事。都指挥以下请求升迁的，刘瑾片纸书上“某授某官”，交给兵部，兵部即奉命执行，不敢再奏告明武宗。边防将领犯了法，只要献给贿赂，即可不问，有的反倒获得升迁。他又派遣党羽丈量边塞屯地，责罚和索求都很苛刻。边防军不堪忍受，焚烧了公署，镇守大臣劝解，才平息下来。给事中高淓到沧州丈量，弹劾惩治了六十一人，甚至还弹劾了他的父亲高铨来取媚于刘瑾，刘瑾又因谢迁的缘故，命令余姚人不得授予京官。因占城国使者亚刘谋反一案，便裁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并像余姚一样禁止授给京官，原因是焦芳讨厌彭华。刘瑾又擅自将陕西乡试名额培加到一百名，还为焦芳将河南的名额增加到九名，以优待家乡的读书人。这年，明武宗大赦天下，但刘瑾仍施行严刑峻法。刑部尚书刘瞡没做任何弹劾，刘瑾臭骂他，刘瞡害怕了，便弹劾属下王尚宾等三人，刘瑾这才高兴了。给事中郗夔核实榆林功绩，害怕不合刘瑾心意，上吊而死。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求将刘瑾所办的事编成册，写进国家法令。

刘瑾原来急于索贿，凡官员入京朝见、出使，对他都有丰厚的贡献。给事中周钥办事回来，因无金自杀。其党徒张彩说：“如今天下所馈送给您的，并不都是私财。他们往往先在京师借贷，回去后再拿府库金钱来偿还。您何必敛怨恨而遗下祸患呢?”刘瑾赞同他的意见。正好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照老规矩来献贿，刘瑾全部揭发了他们，使他们都获了罪。他于是派给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巡察，有关官员都争相聚敛钱财来填补府库。派出的人都迎合刘瑾的心意，专务打击，他们弹劾尚书顾佐、侣钟、韩文以下数十人。浙江盐运使杨奇已死，但还拖欠税额，其孙女竟被出卖。而给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赵时中、阮吉、张彧、刘子厉，因没有提出重大弹劾案而被下狱。安奎、张..被枷到快死了，得李东阳上疏营救，才被释放为民。潘希曾等人也被杖罚，忤逆者分别受到贬斥。他又假传圣旨，抄原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绂的家。凡刘瑾所逮捕的，一家犯罪邻里都被连坐，有的住河岸上的，便以河对岸的居民连坐。他屡兴大狱，人民号哭喊冤，遍满道路。《孝宗实录》修成，参预纂修的翰林应当升迁，刘瑾厌恶这些翰林官一向对他不敬，便将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调往南京六部。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八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杨一清平定叛乱后与前来监军的张永商讨除刘大计。叛乱平定之后，太监张永利用献俘之机，向武宗揭露了刘瑾的罪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在李东阳的帮助下，明武宗最终动了杀心。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状大怒，终于相信刘瑾谋反的事实，下诏将刘瑾凌迟处死，并废除刘瑾变法时的一切举措。

调整官制

（一）裁革官职

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太监李荣传旨，令吏部开具天顺之后各衙门添设的官职清单。此后，明廷便下令裁革了一大批天顺以后添设的各级官职。其中较重要的裁革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正德二年二月，吏部上奏，自天顺之后添设的内外大小官职有一百二十九员，其中包括陕西三边总制在内因地势紧要政务繁多不能裁革的有七十员，而非属要地事务简单可以裁革的有五十九员。此次实际裁革官职一百二十四员。

第二次是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朝廷又裁革了天顺以后添设的通判等官，达四百四十五员之多。

第三次是正德三年（1508年）中，刘瑾以巡抚为“旧制所无”，欲罢革天下巡抚，经内阁劝止后，“止将腹里巡抚革去，其漕运及边方都御史俱不革”。刘瑾用事时期革除的巡抚有云南、贵州、山东、河南、山西、江西、郧阳、蓟州、保定、苏松、凤阳等处，共十一员。此外，正德三年（1508年），朝廷又裁革了部分地方官府添设的县丞、主簿等以及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官。

（二）抑制恩荫

刘瑾用事时期，朝廷抑制恩荫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官员封赠和群臣荫子两个方面。

在官员封赠方面，缩小文官及勋戚的加赠范围。自洪武二十一六年至正德元年（1506年），文职官员一品至五品，有功绩者，皆可加赠。正德二年（1507年），刘瑾掌事，缩小了文官、勋戚的加赠范围。即正一品、从一品有政绩者，可以加赠。正二品至正五品之间的官员，无论政绩如何，俱不与加赠。勋臣须有军功、文职二品以上须政绩显著，才可加赠。如果政绩平平，则无论品级高低，所有官员一律不与加赠。

在群臣荫子方面，则严格了官员荫子的标准。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明廷不仅严格规定了官员荫叙之限，还令有司对以往旧例进行清查并上奏。

（三）翰林官调部属、外任

在升迁方法上，翰林官的升迁，《明会典》云：“凡詹事府、翰林院掌印官缺，俱从内阁推补。”，此次则改变为由吏部拟定名单，由皇帝裁决。更为重要的是，不少翰林官员被调任为部属官、地方官。

张廷玉《明史》：①瑾尤狡狠。②当是时，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瑾朝夕与其党八人者，为狗马鹰犬、歌舞角斗以娱帝，帝狎焉。八人者：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其一瑾。瑾尤狯给，颇通古今，常慕王振之为人。

张显清：刘瑾目不识丁，不通文义，武宗即位时掌钟鼓司，地位低微，却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击败了朝中所有政敌，全面控制朝政，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明代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可以制约它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满足了皇帝的需要，就会取得他的信任。刘瑾等人对朱厚照投其所好，以鹰犬、歌舞之戏赢得小皇帝的欢心与信任，因而可以有恃无恐的按照自己的意识行事。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内阁制度很不稳定，没有任何保证，它的执掌或者职能，完全因皇帝而异，时而有所恢复，时而削减萎缩，也不具有协调六部和制约皇权的任何法律上的依据，面对刘瑾专权束手无策，在据理力争失败后，所能选择的就是辞职。

张永：刘瑾负恩怙势，窃弄威权，积衅酿患，以致大变。幸赖天地宗庙之灵，悉底平定。而瑾包藏祸心，不亟诛戮，无以谢天下。

相传正德三年（1508年）会试时，刘瑾用张小纸条写了50人的姓名，要主考王鏊录取他们。王鏊面有难色，刘瑾就要求增加50个录取名额，其中就有刘瑾同党焦芳之子等人。此外，又增加陕西乡试100个名额，河南乡试95个名额，以拉拢他自己和焦芳的同乡士人，同时还连带增加陕西临近的山西与河南临近的山东的名额，以致这四省的名额超过了南直隶、浙江、福建、湖广四个科举大省。

刘瑾的一个亲信太监亲属病逝，要回乡归葬。刘瑾带领众多太监一路送葬，恰好途经涞水县。沿途各州县大多数官员为了巴结、讨好刘瑾，大摆场面，大献殷勤。只有县令王勋迟迟不现身，许多同僚出于好意劝他：“朝廷元老，三公九卿哪一个不是惟刘瑾马首是瞻，毕恭毕敬，你一个小小县令，有什么担待，敢开罪刘瑾？”在同僚劝说下，为了不劳民伤财，又不失礼节，王勋就自己花钱，简单置备一些祭奠用品，摆放在道路边的案桌上，其他的事情一概不做准备。

王勋这般做法惹怒了刘瑾。回宫后，刘瑾立即召集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以及内行厂特务，密室谋划，一番周密部署后，兵分数路，大张旗鼓调查王勋罪证。

特务们来到涞水县署衙，室中除办公桌椅、公文用具、衣袋挂壁，徒有四壁。王勋家中，妻子正带着儿子在纺车前纺线，妻子既没有头饰，也没有耳饰。儿子穿的也是粗布衣服。

刘瑾带领众亲信，反复调查王勋罪证。怎奈王勋为官干干净净，没有丝毫污点，刘瑾最终一无所获。为了给朝廷一个交代，不得已，刘瑾只得承认王勋确实清廉，并犒赏肉食和绸缎。

据说，刘瑾服刑时，有三名行刑手轮流行刑，按照大明律法，凌迟者须剐3357刀，一刀剐下一薄片肉，刀刀不得触及要害。三日之内，犯人血肉模糊，渐渐不成人形，但不得咽气。因为是公开行刑，围观者甚众，其中很多是携钱而围观。他们携金带银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剐下的一片皮肉。这些都是刘瑾的仇家，有人直接或间接受过刘瑾的迫害，也有人是被刘瑾迫害致死的亲属。他们争抢着取得刘瑾的一块皮肉，捧回家中祭奠亲人。等祭奠完毕则在火上架一铁架，刷上油，把其肉烤熟吞下，以示解恨。这便是烧烤的雏形。

生父：刘荣，本姓谈（一说淡），后随儿子改姓刘，生前为明朝后府都督同知。

养父：刘顺，明朝太监。

兄长：刘景祥，父亲死后继任明朝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

（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百零七》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

（清）夏燮《明通鉴·卷四十二》

在京剧脸谱领域，约定俗成的规矩是“红忠白奸”，许多太监都是丑扮，但《法门寺》中的刘瑾是个例外。在京剧《法门寺》中，刘瑾在一次随太后到法门寺降香时，遇到民女宋巧姣拦路替夫傅朋鸣冤告状，呈上状纸。刘瑾身边小太监贾桂佛殿上念状纸，太后命刘瑾受理查案。刘瑾就令眉邬县令赵廉重新审理，查清案情，最终将案子查明，傅朋冤情昭雪。对此，郝寿臣认为：“这个脸谱的勾红，却是用讽刺手法形容刘瑾养尊处优、脑满肥肠，吸尽民脂民膏，吃得面色绯红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