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土地分成若干州，每州都有一王家官员，称作伯爵，后来称钦定伯爵，他在当地代表国王的权威，管理非自由民，并征收赋税，以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每位伯爵在其总部，即城堡中，都养着一支军队，由自由民组成，在其手下服役，或由被国王解除奴隶身分的人组成。在伊斯特万一世在位时，这样的州约有45个。

伊斯特万一世确立其统治后(他于1083年被正式宣布为圣徒)，他的权威地位很少受到质疑。他和外国很少开战，他多年统治期间是和平巩固时期。但是他于1038年去世后，国内经历了长时期的王族内争夺王位的内讧。

王族间的争斗给匈牙利造成很大损害。王位争夺者常寻求外国的援助，其代价是政治上的退化，或是临时或永久的领土丢失。王位的未决延误了政治上的巩固，即使基督教也不是轻而易举地被接受的∶1047年，异教徒举行了一次分布很广的叛乱，1063年又有一次。

与此同时，许多因素对匈牙利都产生了影响。奥地利在牺牲皇帝权威的情况下强大起来后，匈牙利与大多数邻国在国土面积和国家实力方面旗鼓相当。匈牙利人和他们相处时互相忍让，甚至互道友谊。匈牙利的疆界能扩展到北面的喀尔巴阡山脊，并越过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马札儿人的先锋部队增加了这两个地区的恐惧感。而在塞佩什(Szepes)地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中部地区，日耳曼侨民(通常称做“撒克逊人”)又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而塞克勒人(Szekely)，和马札儿人相似的人，较后者先进入中部大平原，在东部隘口的后面定居。州制扩展到这两个地区，虽然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有所修改。在该地撒克逊人和塞克勒人组成了自由社区，而总的则是在总督的管辖下。匈牙利得到了克罗埃西亚的王位，当时克罗埃西亚包括波士尼亚和北达尔马提亚，但是这还是单独的“匈牙利王权治下的土地”，由总督代表国王治理。

在内部，自然的增长和持续的移民使匈牙利人口迅速增长，到1200年就上升到约200万，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这个面积很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统治者于是成了重要的人物。

与此同时，匈牙利社会的格局一直在变化。自由阶级－－后来他们被称为“贵族”－－不断有新的成员的加入而增强，但是其绝对数字却很可能没有增加多少，而且可以肯定，增加的数字远少于非自由民增加的数字。896年，自由人约占总人口的1/2; 到1200年，降至约1/8.而且，由于这个国家已转为农业经济，古老的民族的土地缩减到只剩下个别孤立的地区了。在其余地区，以及在大部分古老的王室领地－－由于任意的赠送已减少了很多－－土地已成为私人的田产，每块土地的拥有者也就是这块土地上的非自由民的主人。贵族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地主寡头。

在这些发展的期间，国家的政体保留了专制的世袭王权。国王还留有贵族院，但其特权不受限制；对于在他王权范围内的事情，他仍有绝对权威。1222年的一次叛乱导致金玺诏书的颁布，此后的匈牙利国王必须宣誓恪守。其目的有双重性∶一则重新确认新老阶级中较小的贵族的权利不受王权和大地主的侵犯；二则限制国王在某些领域的权力和拒绝服从国王不合法的命令为合法，从而保护了全国的权利，使不受王权的侵犯。

阿尔帕德王朝最后几位国王。1241年春，蒙古人迅速占领匈牙利全国。一年后他们撤走，匈牙利遭受了可怕的破坏。只有几处设防的地点以及无法通过的沼泽与森林地带幸免蹂躏。人口减少约一半。其破坏在匈牙利大平原是60%(部分地区达100%)，在外多瑙地区是20%，只有特兰西瓦尼亚及西北地区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从避难处达尔马提亚回来后，贝拉四世(Bela IV,1235?1270年在位)－－他的国人公平地称他为第二位奠基人－－重新组建军队，构筑一系列要塞，并号召新移民来匈牙利定居。他特别注意城镇建设。但是他被迫给某些寡头实际上任意处理自己田产的权力，有些家族因而上升到接近拥有主权的地位。此外，有一支移民库曼人在蒙古人入侵匈牙利前逃来匈牙利，他们十分强大、且好骚动。为了赢得他们的效忠，贝洛只得让儿子斯蒂芬五世和库曼公主结婚。史蒂芬在他父亲去世后两年也去世了。国家便转到史蒂芬的遗孀－－被匈牙利人所憎恶的“库曼女人”－－摄政期。她的儿子是一个野蛮、放纵的年轻人，他沉溺于和库曼情妇享乐，他还几乎改奉异教，以致教宗(教皇)尼古拉四世曾号召讨伐他。他被一个库曼人刺杀，死后无嗣。匈牙利邻国中自称有阿尔帕德女系血统的人觊觎继承权，准备提出继位要求。然而在意大利发现了阿尔帕德的一个男性后裔。其合法性受到怀疑，但他的支持者设法将其迎回国内。这个年轻人便是安德鲁三世(Andrew III)，他聪明能干。不幸的是，他于1301年去世，无男性后裔，于是阿尔帕德王朝灭绝。

旧王朝绝嗣使匈牙利出现新的局面。从那时起一直到君主制废除，所有匈牙利国王事实上都是外国人－－只有两位例外，其中一位还有争议－－并且几乎总是同时还至少占有一个外国王位。既要获得外国统治的好处，又要躲避外国统治的危险，这便是匈牙利历史上极少能成功解决的永久的两难困境。

一开始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由于安茹家族的查理·罗伯特(Charles Robert,查理一世，1308--1342年在位)在他的支持者为他争得了王位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并且也没有外国王位，长大后是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所以这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显露出来。他很有才干。长大成人后，征服了最难对付的“小王”，争取了其余的；之后，其统治在国内便无异议，平静无事。在巴尔干半岛国家中，波斯尼亚(Bosnia)成了他的友邦和保护国，但是达尔马提亚被威尼斯共和国夺去，其他领土被塞尔维亚以及新崛起的瓦拉几亚(Walachia)省占去。但是他把捷克和奥地利掳掠者赶出了国土，总体上和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波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查理的儿子拉约什一世(1342?1382年在位)是唯一享有“大王”称号的匈牙利国王。这是在他父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和西方各国保持和平关系的时候，他弥补了其父在南方的损失，并在王国四周－－在巴尔干半岛，在多瑙河下游，在加利西亚(Galicia)－－建立起由匈牙利作为主要王国的一圈附属国。1370年，他依据一张早期签订的契约，取得波兰王位。

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北部有金矿，约有35?40%的黄金归国王，这两位安茹国王从这笔财富中获得很大益处，使国王能维持豪华的宫廷生活。两位国王在位期间，国家既无严重的外来侵略，也无内战，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兴旺。人口成长达300万，全国有49个王家自治市镇、500多个小城镇和26,000个村庄。经济基本上还是农村经济，但手工业蓬勃发展，贸易扩展，艺术繁荣；一所大学，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367年建于佩奇(但是存在时间不长)。

拉约什指定长女玛丽亚继承他的两个王位，但是波兰人拒绝继续和匈牙利结盟。他们接受路易的次女雅德维加女王，但让她和立陶宛的亚盖洛(Jagiello)结为夫妇。匈牙利人立玛丽亚为王，她的丈夫西吉斯孟已于1387年加冕为她的配偶。8年后女王去世，他单独统治到1437年去世为止。在其统治下，这个民族的情况急转直下。西吉斯蒙德为艺术、商业、尤其是城镇的发展作了很多工作。他也像安德烈二世，以设置需要为由，推动了匈牙利的政治制度。任何补助金或附加税收，后来甚至任何立法都必须经集中在议会的特权阶级的代表的同意，这条原则便是在西吉斯蒙德在位期间开始的，由于其奢侈和专断，这变得十分必要。他经常长期不在国内产生了匈牙利特有的制度－－由国王和国民共同选出的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封建伯爵领主在国王不在期间代表国王，也担当国王和国民之间的调解人。但是对于人们对国王滥用职权的怨恨，这只是姑息剂。国民既恨他执政初期在处置他对手的支持者时表现出来的残酷，又十分怨恨他在后期经常不在国内。他则忙着处理帝国和波希米亚的事务(1411年他任日耳曼国王，1419年任波希米亚挂名的国王)，而忽略了人们所感到的匈牙利的诸多问题。农民中有许多不满情绪，他们要缴纳国王和领主的苛捐杂税，而激进的胡斯派(Hussite)宗教思想从波希米亚传来后，这种动荡不安更加恶化；匈牙利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地都有严重的暴动。而最主要的是，来自鄂图曼土耳其人的危险日益增长。虽然他们已从路易手中夺走了波士尼亚，但因还有塞尔维亚，尚不能威胁匈牙利本土。但1389年，科索沃(Kosovo)一役，塞尔维亚政权被打败，情况十分危急。西吉斯蒙德组织了一次讨伐，但于1396年在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惨遭失败。帖木儿袭击土耳其的后方，使欧洲得以喘息，但1415年，土耳其人又向前推进。1417年，瓦拉几亚向土耳其臣服；之后，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南部屡遭袭击。

阿尔帕德王朝以后唯一的匈牙利族的国王是亚诺什·匈雅提将军的儿子马加什一世(Matthias Corvinus,1458--1490年在位)。他是文艺复兴的君主，优秀的天生的战士，一流的行政官员，杰出的语言学家，博学的占星术家，艺术和知识的开明的保护人。他收藏的彩饰真迹写本、绘画、雕塑和宝石闻名全欧。艺术家和学者在他的宫廷受到欢迎，其宫殿极其华丽，可与欧洲任何宫殿相比。在首都和其他中心城市建了许多豪华的建筑物。

在政治上他也代表了文艺复兴的思想。他听取议会意见，定期召开国会，并且实际上扩大了州的自治权。但是他本质上是个专制君主，其真正的统治工具是他亲自挑选的秘书，通常都年轻，往往出身低微。其统治基本上是效率高的，而且总的来说还是仁慈的。他简化并改进了行政管理；最主要的是他改善了司法制度，厉行大公无私。他统治中不足之处在于他加征税收，以支付行政管理上的创新举措、收藏品(这使其臣民付出大量金钱)，最主要的是维持一支30,000人的常备雇佣军(大部分由被打败的胡斯人组成，其司令是“黑色约翰”豪格维茨，这支军队也因而以黑军闻名)，他将这支军队作为打击国内外敌人的王家卫队的一部分。

起初他非常需要有这样一支军队，因为虽然土耳其人有十年没有活动，但总有些不安分的寡头；另外，捷克人和奥地利人也不是安分的邻居。但是，马提亚征服、赶走或收买了这些敌人，在南部边疆建立了一系列要塞，而且甚至在波士尼亚、塞尔维亚、瓦拉几亚以及摩达维亚等国重建了名义上的、在实际上无价值的宗主国地位。之后，他便投入到和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日益扩大的战役中去了。1469年他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Silesia)和卢萨蒂亚(Lusatia)三国的征服者，还获得波希米亚国王的称号(虽然波蒂布拉德〔Podiebrad〕也同时获此称号)，并于1478年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k)向他割让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Styria)。他向臣民论证邻国不能信赖，并且表明，如无属国及波希米亚王国政府的资源，他无法组织反对土耳其人的大讨伐。但国人表示怀疑。1470年，一伙人密谋废除其王位，另选一位波兰王子为王。这一计划失败后，马提亚便着手和神圣罗马帝国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进行一桩复杂的交易。但是，1490年5月6日，在前往赴会盖章定交途中猝死，整个计划失败。

寡头集团不想再要一位暴虐君王。力求使波希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斯二世(Vladislas II，匈牙利历史上的乌拉斯洛二世〔Ulaszlo II〕)为匈牙利国王，就是因为他是出名的软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满足于收复失去的诸行省，并在匈牙利建立一种世袭的保护人身分。

在这同时，寡头集团已解散黑军，并任由国内的要塞破损失修。弗拉迪斯拉斯在他们控制之下，没有他们的同意不能做任何决定，其收入也被洗劫一空，只得变卖马提亚的收藏品。马提亚实施的改革项目几乎全部取消，农民受到沉重压迫。1514年，在塞克勒的一位士兵多饶(Gyorgy Dozsa)的率领下，大批农民愤起反抗地主。动乱被残暴地镇压了下去。1514年的国会判处农民“终身苦役”，勒令他们从事农活，不得变更(虽然几年后此判决即废除)，并增加了他们的赋税和负担。

弗拉迪斯拉斯于1516年去世，其9岁儿子继位为拉约什二世。王国的防卫更恶化。1521年鄂图曼帝国新任苏丹伟大的苏莱曼一世要路易纳贡；遭拒绝后，苏莱曼占领贝尔格勒。突然意识到土耳其的威胁，寡头集团投票决定重建一支常备军，但无筹建军队之行动，因为敌对的各派都想把军费负担加到别的派别身上。来自国外的求援没有得到什么响应。1526年苏丹入侵匈牙利。国家发布了全面战斗号令，但驻扎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埃西亚的最强大的军队迟迟没有服从。路易率领26,000士兵沿多瑙河而下，于8月29日发生莫哈奇之战，数量上远少于对方的匈牙利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路易本人在战斗中淹死。土耳其的苏丹不相信与之交战的这个可怜的队伍就是匈牙利国家军队，因而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9月10日，占领布达，但是在10月底又越过多瑙河返回，带走10余万俘虏。

苏丹占领布达，并将匈牙利中部和南部的大片土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曾声称拥有匈牙利王位的哈布斯堡的斐迪南只得签订停战协定，并纳贡以换取苏丹承认他对这片当时由他拥有的领土的事实上的统治。1566年，苏丹正式宣布特兰西瓦尼亚为其保护下的自治公国，这笔交易于是成交。两年后，斐迪南的继承人，马克西米连二世，只得承认这一安排，并同意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皇家匈牙利”只拥有该国西部边境、西北山区和克罗埃西亚。

“三分时期”是匈牙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战斗和奴隶袭击不断，即使在名义上的和平时期也如此，使匈牙利整个南方变为一片荒野，只有一些半游牧的弗拉其人(Vlach)居住在此∶村庄消失，田地又回复为沼泽和森林。在新边界后面还住有部分居民以供应驻军需要，但是以前的地主已换成土耳其的官员和士兵。因为封地不能世袭，甚至不总是长期的，所以他们最大限度地剥削那些不幸的耕农。只是在鄂图曼帝国政府直接管理下的那些区情况稍好。这些地区大多位于提萨河两岸，居民群集大“村镇”，至今这仍是该地区的特色。在那里，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这些村镇间的农田却成了荒野，只留下疏疏落落的少许小屋，住着一些人夏天在此耕种，勉度不稳定的生计。

斐迪南一世初任匈牙利国王的几年中，还希望将整个王国置于其统治之下。他尊重宪法及其制度，定期召开议会。但是其希望消失了。1558年继承罗马帝国皇位后，皇家匈牙利变成他强大的疆土中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加物。因为匈牙利无掩蔽地形，没有保卫自己的各种资源，斐迪南及其继承者马克西米连二世建起了一系列要塞(大部分由日耳曼军队驻扎)，以及一道防御性的“屯边区”，住着巴尔干半岛来的塞尔维亚难民和弗拉其的难民，行政管理来自维也纳。匈牙利人抱怨说，他们被作为臣民受到外国人的统治和剥削，而维也纳方面则将他们视为好战的反叛者。精神失常的鲁道夫继马克西米连为帝后，情况更加恶化。鲁道夫的谋士们憎恨匈牙利及其传统；而对宪法的争论又并发了宗教冲突，因为在前半个世纪中，宗教改革已横扫匈牙利全国。

1591年帝国与土耳其人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时，宗教对立起了重要作用。在所谓的十五年战争期间，帝国军队进驻特兰西瓦尼亚，其司令巴斯塔(George Basta)在此(以及在匈牙利北部)对待匈牙利新教徒残暴已极，就连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位将军，博奇考伊·伊什特万(Istvan Bocskay)，原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者，也起而反叛。他将野蛮的牧人临时组建成一支军队，赶走了巴斯塔，于1606年6月23日和鲁道夫二世订定《维也纳和平条约》。他成为扩大了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君主，也保证了皇家匈牙利新教徒的权利。然后他又在皇帝和苏丹间就《日特瓦托罗克和平条约》(1606年11月11日)进行斡旋，保持了领土现状，但解除了皇帝向苏丹的进贡。

这两个条约预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土耳其的势力已开始衰微，他们在权力平衡中的位置被经历了半个世纪繁荣的特兰西瓦尼亚所取代。特兰西瓦尼亚和鄂图曼政府保持和平，但在三十年战争中常常干预皇帝之事务，并捍卫了皇家匈牙利新教徒的权利。在三十年战争中维持住其国际地位的特兰西瓦尼亚在《西伐利亚和平条约》(1648)签订时是以主权国家的身分出现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支持以及自己成员间的不和使哈布斯堡王朝无法在匈牙利实施他们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早就充分实施的反宗教改革。然而，枢机主教帕兹马尼(Peter Pazmany)的天才说服了当地寡头集团的大多数支持天主教，这些寡头建立了附属于哈布斯堡的政党，在议会中形成单独一“派”，因而更有影响。民族因而分裂，不仅是垂直的分裂(特兰西瓦尼亚对西部)，也是水平的分裂，天主教寡头及其臣民为一方，大部分是新教徒的小地主为另一方。

人们常谈起的伤心话题仍是土耳其对中部匈牙利的占领，因为每个匈牙利人都憎恨政府的对土耳其听之任之，却对西部雄心勃勃的政策。

甚至皇家匈牙利最高的寡头集团都密谋凭藉土耳其和法国的帮助赶走哈布斯堡王朝，但这次谋反被出卖，维也纳进行了报复。贵族们被处决，或失去田产，新教牧师被罚当划船的奴隶。1673年，宪法暂停实施，匈牙利被置于帝国政府一个部门的监督之下。一位年轻的特兰西瓦尼亚人特克伊·伊姆雷领导了一次暴动，迫使利奥波德一世皇帝于1681年恢复了宪法，并撤回了最苛刻的措施。受到特克伊对抗帝国所取得的成功的鼓励，土耳其向匈牙利派遣了一支大军，于1683年兵临维也纳的城下。但潮水涨得快，退得也快。维也纳之围被解除，土耳其人被击败，帝国将军萨伏依的欧根亲王领导了一系列战役，于1686年，将土耳其人赶出匈牙利西部和中部，以及布达。随后几年中，特兰西瓦尼亚解放。根据1699年1月26日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Carlowitz)，苏丹放弃了除毛罗什河和提萨河之间一隅之地而外的全部匈牙利领土(这一隅之地于1718年也被割让，但在奥地利政府管理下作为泰梅什堡〔Temesvar〕的巴纳特一直保持到1179年)。屯边区(逐渐扩展)被置于相似的政权管辖下，特兰西瓦尼亚也成为独立“公国”。

胜利者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而并非匈牙利。因为撤退的土耳其军队和前进的所谓解放者军队都蹂躏了这个国家。虽然利奥波德于1687年重新确认宪法，但须以匈牙利接受其男系王朝和废除安德鲁于1222年颁布的金玺诏书中所认可的反抗权为条件；事实上，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残酷的中央集权专政。1703年，因之又发生一次暴乱。经过8年非决定性的、毫无结果的战争，于1711年4月30日签订了《索特马尔和约》(Treaty of Szatmar)。从文字上看，和约只是确认了1687年双方已同意的内容，但新国王查理三世(即查理六世皇帝)是真想和匈牙利保持和平，最恶劣的虐政就此结束。

帝国议会于1723年接受了查理三世关于玛丽亚·特蕾西亚公主为王位继承人的诏书后，查理只又召开过一次议会，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40年加冕为王后也只再召开过两次议会，每次都是要钱。她的统治，和其父一样，基本上是专制的。对新教徒很严厉。她对领土其他部分都实行补贴性的工业化政策，因而给这些地方带来财富，但唯独不让匈牙利享受此项补贴。但是她的统治并非过分严厉，即使对新教徒也是如此。这么多战争和叛乱，使国家疲惫不堪，最大的愿望莫过于祈求女王的统治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和平，使人口再一次增长，使物质上的破坏得以恢复。但是全国死气沉沉。政治生活鼠目寸光，城镇停滞不前。女王改善了农民的状况，但农民追随他们的主人，追求的只是以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其语言有沦为农民方言之虞∶因为行政机构和议会都使用拉丁语，而生意场合则使用日耳曼语；和语言的情况一样，民族精神似乎即将死亡。

1780年，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其子约瑟夫继承皇位，全国从死气沉沉中惊醒过来。约瑟夫二世以不加冕的方式(他将皇冠送往维也纳)逃避了在加冕时宣誓遵守宪法的义务。他把州变成国家行政部门的地方分部，并要求行政单位和初级以上所有教育部门处理事务时用日耳曼语。测量土地，准备对全国的所有田产平等课税。约瑟夫临死时，全国已处于公开叛乱的边缘；虽然他在临终时取消了他在行政管理上实行的改革，但是他的继承者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在位)被迫恢复古老的宪法，并宣誓给匈牙利以完全独立的王国地位，只能依据其自身的法律和习俗进行统治。

1792年利奥波德猝死，他年幼的儿子弗朗茨二世起初想遵守他的加冕誓言，但他很快就退回旧有的模式。议会开会就是为了筹款，而且，1811年后有13年不曾召开。政治上的专制伴随着社会的反动，而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一直没有放松。

但是塞切尼(Istvan Szechenyi)伯爵开始实行伟大的改革运动。他认为农民处于奴役地位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退化，也是民族软弱的一个根源，他还认为强迫的田间劳动，以及免除贵族赋税，即使对想像中的受益者，在经济上也是有害的。1825年，财政拮据终于迫使法兰西斯再度召开议会，并在以后定期召开。这些说法又由全体“改革的一代”以各种形式提出，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法律专家费伦茨·戴阿克，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小组的领导人艾厄特沃什(Jozsef Baron Eotvos)，最主要的是拉约什·科苏特，他坚持只有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完全实现。1835年，不幸的斐迪南接替弗朗茨之位后，维也纳越来越处于守势，被迫一再作出让步，尤其是在议会、行政管理及教育方面用匈牙利语取代拉丁语和德语，这是许多改革者特别坚持的一个要求。

这是一个新的、痛苦的问题。匈牙利的人口，即使克罗埃西亚人不计在内，也纯然不都是马札儿人，但在15世纪末时，北方的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Ruthene); 自治村镇、塞佩什、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日耳曼人；以及罗马尼亚人，总共也超不过人口总数的20--25%。马札儿这个多数民族包括几乎全部在政治上活跃的“贵族”阶级，后来补充入内的非马札儿成员很快便被同化了。剩下的非马札儿的农民既无愿望也无能力去探究国家的马札儿特性，就国家而言，并不关心这些在政治上被忽视的、非自由民的语言。

但是，1500--1800年间，国家的种族组成发生了变化。土耳其战争期间，最纯粹的马札儿人区的人口严重短缺，随之而来的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以及来自巴尔干半岛诸国的罗马尼亚人大量移入，以后又有奥地利政府引入的大量日耳曼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到1720年，马札儿人的数量只占人口总数的35%左右。1780年，上升到将近40%，但是边缘地区，虽然其中有些孤立的马札儿人聚居区，人口仍是非马札儿人占压倒多数。

此外，种族的状况不再与政治无关。塞尔维亚移民在主教的管辖下享有文化自治权，他们强烈地反马札儿、反匈牙利。罗马尼亚人对其社会地位很不满，其愤恨在全国各地都有表现。从1790年起，克罗埃西亚人也和匈牙利发生冲突。他们一直强烈反对要求他们在中央政府部门或者议会中的代表不得用拉丁语，而必须用马札儿语的规定，认为这是过分的要求。1830年左右，克罗埃西亚人的全国性运动爆发，以更极端的形式提出的政治纲领要求∶加上其他斯拉夫南部地区，将克罗埃西亚改组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完全独立的单位。

1848年春，匈牙利改革派的机会来了。受到1848年巴黎革命的鼓舞，一场人民大众参加的动乱造成维也纳中央政权的崩溃。两天后(3月15日，此后匈牙利一直庆贺此日)，由包括诗人裴多菲在内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不流血革命废除了佩斯的检查制度，并系统地提出了民族的要求。科苏特掌握机会，促使议会匆匆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四月法》)，这些法除了颁布重要的国内改革法，诸如推广税收、废除农奴身分、将农奴租入的土地转到土地耕种者手中，以及在代表制基础上重组议会中的下级“会议”等等之外，还规定恢复匈牙利国王所辖领土的完整(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则须经参政会同意)，并且任命一个“负责的、独立的匈牙利内阁”。维也纳和佩斯间的紧张状态持续上升，到9月，君主国的其余部分已经缩小。克罗埃西亚在维也纳的命令下侵入匈牙利。仓猝组成的国民军将克罗埃西亚人赶出国外，但是12月时，斐迪南(他的加冕誓言约束着他必须遵守《四月法》)被迫让位给其年轻的侄子给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克罗地亚总督约西普·耶拉契奇再度侵入。一部泛君主制的宪法废除了《四月法》，接着在科苏特的鼓励推动下，匈牙利的残余议会宣布匈牙利完全独立，并推翻哈布斯堡王朝(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军队在一位年轻的天才军人格尔盖伊·阿尔图尔率领下坚持战斗，后来奥地利朝廷向俄国沙皇求援，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匈牙利作战。激烈战斗又持续了数周，但彼此力量十分悬殊。8月12日，科苏特逃往国外，将指挥权交给格尔盖伊。第二天格尔盖伊在维拉戈什(Vilagos)向俄军司令投降。

残酷的报复接踵而来，全国再次受到来自维也纳通过外国官僚政治实施的专制苛政的统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原则上从未放松，尽管实际上有所变动。到1859年奥地利在奥意法战争战败才迫使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开始放弃专制统治。在国内外持续经济困难的压力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逐渐看到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退让。1865年7月，他解散内阁；12月，召开新议会，重新开始谈判。后因爆发七星期战争而中断。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击败，使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签订协定，故又恢复谈判。

特兰西瓦尼亚新的一届议会已重新投票决定和匈牙利联合。1867年2月，在修订有关处理“共同”事务部分的条件下，法兰西斯．约瑟夫承认《四月法》有效，并任命以安德拉希伯爵为首的负责的匈牙利内阁。议会的一个委员会精心制订一项法律，在规定匈牙利享有内部的完全独立的同时，设立共同的管理外交事务和管理国防的部，每部都有一共同的大臣管理；另有一位共同的大臣则负责财政；他们向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议会的代表汇报工作；每10年重新研究一次奥匈帝国的两部分各自应为这些事务付多少款项，商业和关税协定也是每10年研究一次。起初，这两国组成关税同盟。6月8日，法兰西斯．约瑟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7月28日，他批准了该项法律。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规定这协议中应包括一项修订的匈牙利-克罗埃西亚协定和条款，以保证匈牙利国内的非马札儿人的适当的权利。《克罗埃西亚协定》(1868)使克罗埃西亚，包括匈牙利的领地斯拉沃尼亚，处于根据匈牙利总理的建议而制定的禁令之下。克罗埃西亚可享受内部的完全自治，但有些问题则被指明为克罗埃西亚和匈牙利共有的。讨论这些问题时，克罗埃西亚的代表出席中央议会，会上他们可以说克罗埃西亚语。克罗埃西亚内部唯一的官方语言是克罗埃西亚语。

《民族法》(1868)规定匈牙利全体公民，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在政治上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匈牙利民族”，并且除了在现行语言的正式使用方面，以及除了出于实际考虑的需要，各族人民间不能有任何差别。中央行政管理和法律部门，以及大学，用的是马札儿语，但是对较低级别上非马札儿语的使用应有适当的规定。

1867年的协约使匈牙利的领土恢复完整，且享有比1526年以来更为真实的内部独立。君主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然而在处理外交事务或国防方面，匈牙利仍然只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在这些方面的利益必须和其他组成部分的利益相协调。但是匈牙利在奥匈帝国的这些领域的政策制订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并占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匈牙利作为奥匈帝国一部分的自然资源是该国的后盾。但是，这代价似乎还是太大，1867--1918年间匈牙利的议会充满了协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间的冲突，反对者中既有要求完全独立者，也有从理论上接受协约，但要求修改细节者。

在自由党的控制下，协约在将近30年中未被更动，但是在军队问题上－－匈牙利人认为军队充满了敌视匈牙利人的情绪；在协约的经济条款上，在匈牙利参与控制国家银行的问题上，匈牙利与维也纳的摩擦日益增加。1889年出现的军队问题标志着一种转折点。之后，协约的以王权为后盾的支持者和民族主义的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呈现紧张气氛。

1867年后，匈牙利经历了许多变化。匈牙利自由党政府的成就，除了对特兰西瓦尼亚边远地区及边屯区的同化外，还包括对中央政府与州之间关系的改进，以及对中央政府各行政部门的全面改组。审判制度现代化。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长期抗争后，于1894--1895年以当时的自由思想满意的表达方式予以重申，附带使匈牙利众多的犹太人口完全得到解脱。1868年，政府通过一项完善的初等教育法令，在提高全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经历了长期困难后，国家的财政获得整顿，政府债务减少。在许多方面的经济进步发展可观。在与奥地利建立关税同盟后，有许多工业部门无法生存下来，但是农业企业却发展顺利。后来，随着国内资本的积累，在国家立法的帮助下，工业化过程得以开始。1890年后，工业化过程进展迅速。迟至1910年，农业仍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70%的人口仍以农业为生，但16%以上的人口从事工业和矿业。

人口城市化进展迅速。布达佩斯的成长令人眼花缭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人口超过80万，另外还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7.5万，有12座城市的人口在5万左右。交通大部分现代化。

尽管如此，匈牙利仍然是个比较贫穷的国家。人口极其迅速的增长(1850年为1,300万，到1910年超过2,000万)远远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工业的增长仍然太慢，无法吸收剩余的农业人口。尽管人口大量向外移民－－最后几年向外移民年均10万人－－尖锐的农村拥挤问题更加严重。一方面，4,000家大庄园拥有全国35%的土地；另一方面，约有200万人占有少量土地，更有170万人(工资劳动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村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被迫处于在极端贫穷和接近挨饿的状态。工业工人，尤其是不熟练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也非常低。

政治结构没有现代化。未经改革的选举权资格规定将广大人民排除于政治影响之外。即便是他们所能成立的职业组织也很原始。工业和金融的发展主要是犹太人(他们也占了大部分职业)或马札儿化的日耳曼人的事。匈牙利的中产阶级本身具有半外来的特征，人数也少，因而无法在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中发展成为积极因素。匈牙利的政治生活继续为拥有土地的阶级所控制，他们的社会、政治思想未随时代前进。

民族问题仍然极为棘手。1868年后，匈牙利的政治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认为，匈牙利在精神上、制度上，乃至语言上，必须是马札儿的。相反的建议，或诉诸《民族法》，都会遇到嘲笑或谩骂。尽管有《民族法》，但是在行政上，甚至在司法上，几乎完全禁用少数民族语言。教会学校的自主在20世纪前几乎从未受到过抨击，大多数教派都认为他们学校中的中等教育，除了少数例外，都应当用马札儿语，在小学更是如此，1870年以来建立的公立学校内所有全部教育实际上也都一样。

到19世纪末，国家机构全都使用马札儿语，商业和最低层以上的公众生活中也是如此。以马札儿语为母语的人口由1880年占人口总数的46.6%上升到1900年的51.4%。城镇的马札儿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几乎所有中产阶级的犹太人、日耳曼人，还有许多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都已马札儿化。

然而，马札儿化的大部分是在匈牙利中部和中产阶级中间。它几乎没有涉及外围的农村人口。语言边界自18世纪稳定后几乎毫无变动。此外，在这些地区还留存下民族感情的坚固核心。在协约签订后的最初几十年间，这种民族感情已弱化，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感情再度复活，尤其是在罗马尼亚人中间，而且受到境外的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鼓励；对于斯洛伐克人来说，则得到来自波希米亚的鼓励。匈牙利和克罗埃西亚的关系经历了一段静止期，但当塞尔维亚政府开始传播旨在将克罗埃西亚人从奥匈帝国分离出来的“南斯拉夫”联合的理论时，两国关系也恶化了。

1914年6月28日，皇储被刺事件使奥匈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最初两年，政府支持国内的制度，并要求国家支持其国际上的行动方针；而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去世后，新国王查理四世（皇帝卡尔一世）在接受加冕(1916年12月30日)时，许诺支持匈牙利的完整和宪法。然而，查理坚持选举的改革。在短暂的少数党政府苦苦挣扎、困难日益增多的同时，三重忧虑增长了∶匈牙利民族主义者鼓吹反对这场他们认为是为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利益而卷入的战争；政治上的左派因受穷困和俄国革命的刺激日渐激进；各民族则由于其亲属因三国协约获得好处，从而受到鼓励。全国开始听从独立党一个派系的领袖卡罗伊(Mihaly Karolyi)伯爵的主张∶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独立、停止和德国的联盟、和协约国保持和平、和社会改革以及国内政治改革相结合、并向各民族作出让步。他认为这个计划会立刻保卫匈牙利，使其免遭一切危险。

1918年10月31日，当奥匈帝国濒临失败之际，查理任命卡罗伊为以国民议会左翼为基础的临时政府总理。11月3日，奥匈帝国签署停战协定；11月13日，查理“正式宣称不再过问”公共事务；11月16日，国民议会解散原议会，并宣布匈牙利为独立共和国，推选卡罗伊为临时总统。在这同时，塞尔维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军队驻扎在这个无助的国家的2/3领土上，在这一片混乱中，指令进行的社会改革也就不可能了。政府逐步向左倾，1919年3月21日，卡罗伊政府被不受欢迎的苏维埃共和国代替。几个月后，该共和国倒台。8月，罗马尼亚军队进驻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人被艰难地劝诱退回提萨河对岸。1919年11月，政府成立，胡萨尔·卡罗伊(Karoly Huszar)为总统。1920年1月，举行选举(只选一院)。新议会一开始便宣布前政权实施的一切措施，以及具现1867年协约的立法无效。君主制度从而恢复，但是，由于意见严重分歧，使民族与王朝间的关系悬而未决，于是选举曾组织过反革命军队的海军上将霍尔蒂(Miklos Horthy)为摄政，作为国家的临时首脑(1920年3月1日)。3月14日，由国会的两个主要党派(基督教国家联盟和小农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以西蒙伊-谢马达姆(Sandor Simonyi-Semadam)为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