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解释各卦爻辞时，经常用到“卦合而言之”、“爻别而观之”的观察方法，比较典型的如《履》、《咸》、《恒》、《大过》等卦，他在解释《恒》卦九二时说：故卦莫吉于咸、恒者，以其合也。及离而观之，见己而不见彼，则其所以为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过“悔亡”。

《恒》卦从卦形上看，与《咸》卦一样，是非常吉利的卦象。但如果分别观察每一爻，则只见局部而不见整体，“咸”、“恒”的意义全无，所以这两卦没有好的爻辞，最好不过是“悔亡”。

这个“卦和爻别说”的思想，在他解释《系辞》时也明确指出：阴阳各有所统御谓之“齐”。夫卦岂可以爻别而观之，彼小大有所齐矣，得其所齐，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吾论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齐之端。得其端，则其余脉分理解无不顺者，盖未尝凿而通也。

所谓“齐”就是统御一卦之阴阳整体；一方面，对每一卦来讲，不能分解成爻来看，而要得其所“齐”，也就是看阴阳整体协调得统一状态，才能把握卦的主旨所在；另一方面。对于每一爻来说，只有得到了卦的主旨，才能真正贯通了解六爻的含义。

苏轼以此自许，把这种卦爻关系明确提出并在他解卦时重点强调，甚至把这种方法当做读《易》、注《易》的钥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卦和爻别说”揭示出了卦与爻不是一个简单静态的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在解《易》时，既要从微观到宏观，得出卦的主旨；又要从宏观到微观，理解各爻的含义。

苏轼对卦爻关系方面最富创建的理论就是其“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之说。他在注解《乾·彖辞》中 “保和太和，乃利贞”说：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知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夫刚健中正、纯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则爻也。故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以各正性命为贞，则情之为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贞者，性情也”，言其变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他认为对《易经》而言，卦的作用就是论述“性”，而爻的作用就是论述“情”，情趋于利，性合于贞。《乾》卦中“刚健中正、纯粹而精”指的是“乾”之体，既是其性；性散而有为，分裂卦体各有所得，则指其爻，六爻效天下之动，各自发挥，展现了贯通万物的情理。以爻之情观卦之性，或以卦之性观爻之情，二者互见，更能清楚得明白“卦之为性，爻之为情”的道理。最后说“利贞者，性情也”，指性动而为情，情返而循之则为性，说明了性与情本是一而不二的整体。

苏轼的“卦性爻情说”可以看作是他解易的基本思路和核心思想，从卦与爻的关系层面看，这个说法给出了“卦和爻别说”背后蕴含着的哲学理念，既是他的性命之学。正如余敦康先生的观点：“苏轼认为， ‘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但是苏轼却宗主庄子，特别是宗主郭象所诠释的庄子，提出了一套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心性之学，与理学家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同时也是一种互补，既补充了理学家的不足，也扩展了对人性本质的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