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叶名琛平定英德县土匪叛乱，被从优叙功。

咸丰元年（1851年），叶名琛歼灭罗镜会匪吴三，加封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1852年），徐广缙前往广西督师，命叶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同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被歼灭，加封叶名琛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起义，不久因战功卓著升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咸丰四年（1854年），广州众匪侵扰到省城，叶名琛派遣将领分路进剿，连战连捷，先后收复被起义军占领的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的海丰、开建，潮州的恩惠来，肇庆府、德庆府等城，邻省军务进展迅速，粮食器械多依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获得时人赞誉。

咸丰五年（1855年），授叶名琛协办大学士。

咸丰六年（1856年），授叶名琛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逮捕了亚罗号上的中国船员。叶名琛依然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0月14日，英国海军虏去一艘中国水师的官船。10月21日，英军开始在司令西马糜厘的率领下，乘船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叶名琛与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敢于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不得不承认从广东他们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与此同时，叶名琛启用了他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在和平时期，叶名琛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战争开始后，他们与叶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每五天就联系一次，给叶名琛提供了大量关于香港的英军部署和调动的情况。知己知彼使叶名琛在广州作战的初期获得了胜利。

叶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靠近岸边，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二十分钟之久。英军司令西马糜厘对叶名琛的战术毫无办法，法军见势不妙借口保卫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广州。经过四个月毫无结果的对峙，疲惫的英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广州的意图，开始撤退。

同时，叶名琛对英军的后勤基地香港展开了攻势。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给和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藉负责对香港的行动。陈桂藉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难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叶名琛对香港实施了禁运。陈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上设卡，还组织小型纠察船队保证禁运。禁运使香港几乎成为臭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叶名琛还派人突袭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地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咸丰七年（1857年）7月，包令也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总之，经过亚罗号事件之后，叶名琛未必意识到了战争的到来，对于战争，叶名琛却也不能说没有准备。他抓紧时间修复了城墙，修复了炮台，重新装备上了大炮，而且还招募了大批的乡勇。也跟当年一样，准备了大批的火船，准备烧敌人的战舰。照例开出了很高的赏格，悬赏英国人的人头。更奇的高招是，花重金派人去香港打探情报，搞绑架、暗杀、小规模的袭击。甚至在香港的面包房里下毒，只是由于砒霜分量下得太大，人们吃下去马上作呕，吐出来了，才没有死人。然而，他的情报却出了大问题，他的探子比下毒的特务还要低能，出了大乌龙。明明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战胜了俄国，但他得到的情报却正好相反，是俄国大胜。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乱（这个情报倒是准的），结论是，英国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战争。所以，英法大军开到之时，广州的防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叶名琛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叶名琛将胜利的消息上报朝廷后，非但没得到皇帝的嘉奖，朝廷反而申斥他不应轻启战端，要他与英国人谈判。这就使叶名琛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间隙，使英国有机会增援在中国的英军。

贸易禁运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国贸易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广东许多士绅从事对外贸易，由于实施贸易战关闭海关，大量广东士绅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很难再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没钱可花的窘境，从根本上动摇了叶名琛的阵脚。

咸丰八年（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俘后被掳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如此高官被俘，英国人倒也没有虐待他。而叶名琛则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凛然的气节。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所有军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他在军舰上生活了48天后，即被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在加尔各答，叶名琛继续关注时事新闻，按时作息，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翻译给他听）。这给了他过去所没有的了解西方的机会，从而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转变，“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根本不懂。”后来，他得知晋见英国君王无望后，决定绝食。他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镇压叛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憎恶痛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

首先，叶名琛善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其次，名琛对内征剿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义军蜂起，这是同当时的背景和沿海地区天地会的传统有关。在咸丰四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叶名琛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这当然与叶名琛深谙为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干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关。正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的鲜血铸稳了叶名琛的宝座。叶名琛据此不断地向咸丰帝邀功请赏，而咸丰帝也毫不吝惜地给叶总督加官进爵。

亚罗号商船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

从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在被检查前，已经被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临船只检查，却被亚罗号逃脱。而当此船到达广州时，梁国定接到报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盗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样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现在亚罗号上。水师们当即上船缉拿全部14名水手。经过肯尼迪的斡旋，梁国定带走12名以资调查。至于中国水手是否扯毁了英国国旗， 据梁国定说，当时并未见该船升起任何国旗。而英国《泰晤士报》的最初报道，也未提及此严重事件。同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

但是，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师走后，突然升起了米字旗！而巴夏礼则得报后赶往码头， 拿出《虎门条约》， 要求按照规定将人交还。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不适用《虎门条约》。巴夏礼极为强横，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

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要求放人；并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压水手，公开道歉。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并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000 洋银购买，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无侮辱国旗之事。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是，他暗示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此时他们通知英国海军准备扣押一艘中国官船），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叶名琛决定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

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咸丰帝于咸丰八年正月初二所下诏书：谕军机大臣等。穆克德讷等奏，续陈夷务情形各折片。……朕意柏贵久在粤东，熟悉夷情，未必如此迁就，今览奏报，传闻竞非无因，岂因叶名琛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况已革职，有何顾忌。……又谕。此次该夷背约，占踞省城，并将叶名琛劫去，未闻该省士民，敌忾同仇，谅因叶名琛办理乖方，以致人心解体。……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清代学者陈沣挽叶名琛：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清史稿》：①名琛性木彊，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②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③论曰：当道、咸之间，海禁大开，然昧於外情，朝野一也。粤民身创夷患之深，目击国威之堕，愤惧交乘，遂因拒入城一事，酿成大衅。朝廷误信民气可用，而不知虚声之不足恃也。徐广缙操纵有术，幸安一时；叶名琛狃於前事，骄愎致败，宜哉。黄宗汉依违贻误，终以依附权要被谴。

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手段，得到了马克思的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亚罗号事件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理性评价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叶名琛。他说：“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说，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网易历史：①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咸丰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②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

叶氏原籍江苏溧水。明崇祯十年（1637年），叶文机在武汉开设“叶开泰号”，以中药立世。同治、光绪年间，叶开泰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药号。18世纪初，叶名琛的曾祖叶廷芳从溧水迁到汉阳定居，从此遂为湖北汉阳人。

（以上参考资料）

咸丰七年（1857年）10月，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额尔金爵士在听取进攻广州的英军指挥官西马糜厘报告后，深感叶名琛是个很难对付的军事将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犹豫着，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最后，他决定要北上避开叶名琛这块难啃的骨头，直接找中国的皇帝。但是就在这时，一艘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已经被解职，奔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额尔金改变北上的决定。

这时汉奸出卖了叶名琛，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英军轻易占领广州。叶名琛忠于职守，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法联军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英法联军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并利用一切机会败坏叶名琛的名声。这样也做正中那些通敌者的下怀，因为他们巴不得通过抨击叶名琛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

广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导致作为帝国心脏的北京被占领。难逃历史罪责的满清政府利用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人制造出来的谣言转移视听，将叶名琛丑化成一个自大傲慢又愚蠢的官员，战败的责任就由皇帝和清廷那里转移到叶名琛一个人的身上。

就这样，在外国侵略者、汉奸和清廷三者心照不宣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薛福对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戏谑。而叶名琛傲慢愚蠢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历史人物就这样被扭曲了。谣言和曲解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连英国侵略者都惧怕三分的叶名琛反而被中国人丑化。他生前壮志未酬，死后遭人诟病，从民族的角度看无疑是一场悲剧。

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

在印度，叶名琛有两首诗阐明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戌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心惊跃虎茄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清史稿·卷三百九十四·列传一百八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