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20日，本该刑满释放，但因其“不予悔悟”，拒不接受官方让其自首坦白的劝告，又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继续服刑。1934年7月，交保获释，出狱后，先抵达上海，再回家乡休养了两个月；9月中旬，秘密潜回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了编辑左联秘密会刊的工作，并与王淑明、徐懋庸一起任《每周文学》（《时事新报》副刊）编辑。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参加了郭沫若等发起的“文艺界战时服务团”，与左翼文艺界人士一起到街头募捐；9月，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与第二批文艺工作者一起撤出上海。途经西安时，与舒群转赴华北抗日前线做战地记者，并先后为来中国采访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与美国参赞卡尔逊作翻译，其间，走访了晋察冀边区。

1938年春，从晋察冀边区再回洪洞县八路军前方总部，并受到朱德总司令接见，后奉命前往汉口写作，写出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散文集《战地日记》；同年夏秋之际，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委派，陪同苏联塔斯社军事记者瓦里耶夫到了江西国民党军顾祝同司令部，后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了项英；11月，调至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长沙大火后，受周恩来派遣，到湖南沅陵地区担任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与廖沫沙、欧阳山、草明等人一起编辑《抗战日报》，并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走访了湘西山区，对湘西抗日运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写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等作品。

1939年5月，据周恩来电示调任桂林《救亡日报》编辑，同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委会委员；11月，洛甫、周扬电召周立波赴延安；12月，抵达延安桥儿沟，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并担任世界名著选读课程的教学工作。

1940年1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补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1941年5月15日，出席了延安“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专门撰写论文《论阿Q》，同时参加了有关的纪念和研究活动；同年，与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参与“草叶社”期间，周立波写了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牛》，后又以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西牢监狱的斗争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

1942年5月，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6月12日，发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阐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形式统一的指导作用。1944年2月，离开鲁艺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任副刊部副部长，后参与南征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10日，在延安飞机场南下部队举行暂师出征大会，随队从东关出发，远征到湖南、广东一带。远征期间，起草记录电文，写稿、编辑、刻印《解放》小报，担负了《解放》小报的全部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返回驻扎在湖北宣化店的新四军五师师部后，调任《七七日报》《中原日报》副社长。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签署后，奉延安新华社电令赴汉口，随军调部汉口小组做新华社驻汉记者，兼做翻译工作。后被指派经北平转解放区写书，调任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副社长。在此期间期间，周立波利用工作之余，将参加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斗争生活，写成散文集《南下记》；10月，前往东北哈尔滨，后被指派为区委副书记，与妻子林蓝共同担任区委领导工作。

1947年6月，奉中共松江省委调令，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主办《松江农民报》，并着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7月；携《暴风骤雨》上卷初稿，来到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历时四个月；10月下旬，返回松江省委宣传部。《暴风骤雨》上卷最初在《东北日报》上连载，后由东北书店于1948年4月出版刊行。

1948年7月13日，开始《暴风骤雨》下卷的创作；7月16日，迁居至松花江畔太阳岛上的一间房子，并被调任至东北文协，主编《文学战线》。1949年，被任命为鲁迅文艺学院研究室主任；5月，《暴风骤雨》下卷由东北书店出版刊行；6月，离开东北；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第一次会议，为东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团九人团委之一，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并与郑振铎一起担任全国文协研究部负责人。

1949年10月至1950年6月，担任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的文学顾问，这是周立波首次参加电影创作和摄制工作。1950年6月，与刘白羽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问了苏联。1951年，影片《解放了的中国》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2月，前往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参加工会的办报工作，并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历时五个月；6月，调任回文化部，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职，其间，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铁水奔流》的创作。

1951年3月，调任《人民文学》编辑部执行编委；10月，率中国文艺代表团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在乌兰巴托参加了“中蒙友好旬”活动，归来后，将这次出访的生活素材写成散文《在金色的秋天里》。1953年，再度前往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3月5日，前往苏联参与斯大林吊唁活动，回国后，把自己参加斯大林葬礼和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苏合拍影片，赴苏访问的生活索材写成散文集《苏联札记》出版；5月至10月，改写《铁水奔流》。

1954年8月，在湖南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955年5月，《铁水奔流》出版，该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工人斗争生活的作品；10月，从北京携家到湖南益阳市郊桃花仑竹山湾居住，建立长期生活和创作基地，并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

1956年1月，在和巴金一起赴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返回桃花仑故里，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担任了益阳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同年，开始构思、酝酿并着手写第三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正篇）初稿。

1957年12月，《山乡巨变》定稿。1958年，《人民文学》从一月至六月号开始连载《山乡巨变》；7月，《山乡巨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初，开始写《山乡巨变》续篇；11月，完成《山乡巨变》续篇。1960年4月，《山乡巨变》续篇出版。1961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改善党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扩大创作题材领域，恰当安排作家深入生活问题发表了意见。

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与邵荃麟、赵树理一起提出坚持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面目创造英雄人物，转变中的中间人物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以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画廊的正确主张；11月，在湖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上，受中共湖南省委的委托，作了《当前的形势和文艺的任务》的报告。

1965年7月，出席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大力培养文艺接班人》的专题发言；同年秋季，《山乡巨变》改编为戏剧，在中南地区广州现代戏会演，周立波任湖南戏剧代表团副团长，并委托诗人未央，协同老红军吴自立创作了文学剧本《怒潮》。

1966年1月21日，应广州《羊城晚报》约请，写作并发表散文《韶山的节日》，记叙了毛泽东1959年6月在罗瑞卿陪同下回韶山故里访问的情景，但由于作品提到了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刺痛了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集团，江青公然声称这篇散文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并责成中宣部下令全国报刊一律不准转载；2月，林彪、江青在共同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江青攻击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创作思想就是“好人最后要死”，“塑造起一个英雄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

1966年4月23日，《羊城晚报》根据读者要求，再次发表周立波修改后的散文《韶山的节日》，使林彪、江青先后六次公开点名批判周立波和他的作品，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韶山节日”事件；8月，“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周立波在湖南被扣上“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受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和批斗。在江青授意下，所谓“造反组织”还以“监护审查”为名，将周立波非法监禁长达五年之久。

1973年10月，解除“监护审查”。1975年初，返回北京治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过问下，周立波得到“解放”。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周立波闻讯后创作了《欢呼党中央一举清除“四人帮”》一诗。1977年春，《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短篇小说集重新出版。

1978年1月，在《湘江文艺》发表《“韶山的节日”的事实真相》；3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刊登《韶山的节日》，和罗瑞卿同志的《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公开为“韶山节日”事件平反，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周立波和受株连的同志恢复名誉；4月，在全国第五届政协会上，当选为政协委员；6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湘江一夜》，以三五九旅王震司令员为模特儿的军事斗争题材创作，作品发表后，被评为全国1978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等奖，但因在“文革”期间备受摧残，周立波积劳成疾，重病不起。

1979年8月29日，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期间，在病床上吟诗一首《祝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表达了对“四化”大业必定成功的信念与对社会主义文艺美好未来的祝愿；9月25日凌晨3时59分，因病逝世，享年71岁。

1930年9月，周立波为表达自己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和热情，正式启用英语“自由”（Liberty）的译音“立波”作笔名。

周立波家族世代务农，祖父周垂绅，除种田外兼做米生意；父亲周仙梯，是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学堂庶务，学校校长；堂哥是周炳卿。

1942年7月，周立波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同林蓝结婚。

周立波逝世后，1979年9月28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王震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扬、毛致用及各界人士向周立波遗体告别；11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叶剑英、王震、邓颖超以及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王昆仑等送了花圈。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中共湖南省委、省文联及周立波家乡的地、市、县委等，也都送了花圈。

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穷、胡愈之、张平化、夏衍等领导同志和文学艺术界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主持追悼大会，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成就。

追悼会后，《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刊登载“杰出作家周立波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的消息，报道了追悼会的盛况。周立波同志骨灰盒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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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姿态

周扬在一篇文章中说：“立波首先是一个忠烈的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把这个位置颠倒过”。作为一个革命者，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无疑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视野来观察和反映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革命姿态就是周立波这两部小说的写作姿态和文本的一个呈现姿态。

《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是以革命干部的“入乡”来拉开序幕的。《暴风骤雨》里的工作队，《山乡巨变》里的邓秀梅，都是带着党的政策方针，按照上级的指示，像文本中人物老孙头说的那样来到“穷乡僻壤”的乡村干革命，以唤醒农民的觉悟，领导农民翻身解放和致富为目的。这个革命的目的就需要“工作队”、邓秀梅等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有一套宣传革命的语言，即革命话语。虽然有评论者认为，这种革命话语在文本中直接呈现与反复出现，损害了文本的审美功效，但周立波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的革命姿态决定了文本对革命话语的直接书写。

农民情结

周立波是一个革命功利主义者，肯定文艺的社会作用，反对唯艺术而艺术，但他又十分重视艺术的审美特点和魅力，他的创作的艺术魅力的终极原因在于，他与农民有着深厚的精神联系，他了解中国农民勤劳俭朴的传统，心地善良的美德，也了解农民的苦难和农村的落后。他对新中国新农村出现的崭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风貌，对亿万翻身农民改变旧面貌、创造新生活的激情，有着由衷的高兴和赞美。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到生活的洪流，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1941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牛》，直到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山那面人家》都在表现清贫中农民的人情美、人性美，真实地表现农民的心声和时代的主旋律。

民间取向

生活习俗是民间文化中最显眼的一部分，它往往能直观生动地再现民间原生态的生活情形，如《山乡巨变》中对日常吃穿的描写：“还喝酒呢！酒都贵死人，哪个喝得起。”写出了老贫农亭面糊喜好喝酒。一手提一沙罐子温茶，一手拿几个粗碗……穿一件补丁的老蓝布罩……亭面糊老婆的穿着体现了家中的条件艰苦——一个典型的乡村妇女的形象。陈先晋全家大小，正在灶屋里吃饭，他们五口人围住一张四方矮桌子。桌上点起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中间生个汽炉子，煮一蒸钵白菜，清汤寡水，看不见一点油星子。炉子的四周，摆着一碗扑辣椒，一碗沤辣椒，一碗干炒辣椒粉子，还有一碗辣椒炒擦芋荷叶子。陈家“菜谱”反映了陈家条件艰苦，以及湖南人爱吃辣椒的特点。在以上分析中，周立波从吃穿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反映当时农民的生活相当艰苦，这种吃穿本身就是朴素的民间生活形态，周立波用农民的方言士语来描述，不事修饰，真真切切，使文本表现出现了一种原生态的美，读者读后大有“豪华落尽见真淳”的感叹，周立波的小说体现出来的这种民间的审美形态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所没有做到的。

幽默欧化

周立波早期小说在语言上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欧化与幽默。这欧化与幽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刻意模仿西方文学的表现方式，抑或是庸俗的“插科打诨”，玩弄噱头，而是他独特的运用语言刻画人物性格，描写人物心理活动以及场面的方法。如《金戒指》中“见了人，他的晒得微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笑，露出他的整齐洁白的牙齿，由于他的性格的明朗和活泼，姑娘们也都乐意接近他”和《麻雀》中“那一夜，我们都睡得很迟，也再没有人说话，一阵快乐的笑声以后的意外的小小的悲剧的感觉竟是那样的沉重，都忽然觉得这狭小的囚房显得更加的狭小。”都运用了许多结构助词“的”，为中心语加上了多重定语，这种语法现象在周立波早期作品中很常见，是借用外国语法规则的结果。汉语中这样频繁使用“的”的现象几乎没有，但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时需要大量地使用“的”来做辅助，久而久之，这种语法现象也渗透到了汉语文学的创作之中，使得语言体现出了欧化的风格色彩。

质朴刚健

周立波中期小说创作宗旨明确，并且规定了他自觉追求传统民族文学形式的创作目标。再者，周立波在这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军队中，受战斗情绪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这一时期小说语言风格鲜明地呈现出质朴与刚健的特点。如《暴风骤雨》中“近边是一条横贯屯子的大道跟柳树障子。绿的漆黑的柳树丛子里，好多家雀在蹦跳、翻飞、啾啾叫个不停。燕子从天空飞下，落在电话线上，用嘴壳刷着在水面上打湿的胸脯上的绒毛。”用三个短句对景物进行描写，描绘了一幅悠闲自得、无比惬意的景象，预示着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使语言流露出朴素自然之美。

清新柔婉

周立波后期小说在语言运用上日趋成熟，字里行间流露着质朴亲切，柔美婉约，富有时代气息。这质朴与柔婉，标志着周立波在语言上彻底摆脱了欧洲文学的影响，开始接受传统文学熏陶。他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工人农民的语言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语言，使语言朴素自然。风光绮丽、民风古老的农村生活又影响着他善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景状物，令人感受到乡间生活的婉约美。

地域方言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及其故乡生活小说选用了大量独具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方言名词、方言动词、方言形容词营造了浓郁的方言氛围，具有独特文学和文化审美内涵：方言名词主要展现益阳山水风貌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方言一般动词及其惯用语能贴切地刻画人物性格，展示益阳人们的生活经验、人际交往和心理取向；方言形容词精微细腻地表现了益阳乡民的外在形象以及对事物独特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文化审美内涵。同时，周立波又非常善于巧妙地运用各种方式，不露痕迹地对某些难理解、与普通话差距较远的方言要素进行说明。这样，既便于读者理解，又避免了因为加入注解而使读者阅读中断。因此，不仅保持了作家的写作风格，同时又使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

女性化倾向

在充满阳刚之气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中，周立波却是一位偏重“阴柔”风格的作家。对周立波小说“阴柔”的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说，暗指了周立波小说创作的“女性化”倾向。在周立波小说中，“我”只作为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旁观者，“我”与故事中的事件有一定距离，由于“我”的视角受到男性性别身份的限制，所以更少侧重描写“我”的主观心理，而“我”所观察到的生活的真实几乎都是“她”的温柔。

一方面，在周立波的小说中，“她”的温柔成为“我”所观察的生活的底色，继而“我”又对温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着色，这大致又有三类其一是温：柔纯真类，如《山那面人家》中走在和“我”一起去参加婚礼爱笑、躲起来听壁角的姑娘们；其二是温柔慈爱类，如《艾嫂子》中“我”拜访的像母亲一样温柔悉心照料猪崽的艾嫂子；其三是温柔细致类，如《张满贞》中的张满贞将玻璃片端到后山肚，提防玻璃片掉到水田里，去伤害社员的搅拌。

另一方面，作为男性的“我”对女性的细致观察又激活了“我”的女性姿态，也就是说，“我”所观察到的“女性化”温柔慢慢演变成为“我”的气质。这正如周立波自己所说：“倾向性应从事件和情势中自行流衍出来。”周立波小说中“我”所表现的温柔、臆测和童稚倾向，而这种温柔、臆测和童稚更多的是为女性所有的。《麻雀》中身处囚房的“我”，将这飞进铁门里的平常的小鸟幻想成诗里的云雀和黄鹂，从它的身上闻到童年的爱，麻雀不仅成为“我”的温柔的寄托对象，针对请麻雀带封信出去这件事，“我”对这封信的各种可能和命运展开了各种臆测。《懒蛋牌子》《腊妹子》《调皮角色》中，作者运用相对自足的儿童视角，对儿童的臆测心理和价值准则进行描绘。然而，周立波虽都只在开头和结尾处插入了成人视角，却表明“我”这个成年的讲故事的人的不可忽略性。读者对童稚思维的感受，首先面对的是“我”这个叙述者，故事结束后落脚点也回归到“我”的身上，这样童稚化思维与“我”始终未曾脱节过。

“周立波自1928年投身革命以来，他追随真理，矢志不移，时刻听从党召唤，把自己毕生的情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是以笔作武器，战斗在党的文化战线上的一员骁勇不屈的斗士。他坚决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在党的哺育培养下，在革命烈火的熏陶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是新中国诞生初期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他的整个战斗历程和文学生涯一直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文化斗争密切相关的。”（中国矿业大学社科系副主任、文学与法政学院院长助理教授庄汉新评）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中国现代作家茅盾评）

周立波的才华表现在，无论是东北这片地域文化和乡俗他都并不熟悉的区域，还是从小生长于兹的湖南农村，他总能精准把握并生动呈现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湖南乡下的湖光水色、饮食男女等湘情湘韵，东北农家的婚丧嫁娶、三姑六婆等风土人情，他从这些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叙述和乡土风情描画中，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娓娓道来，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北京晚报》评）

周立波是一位跨时代的作家，也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光明日报》评）

周立波故居

周立波故居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谢林港镇邓石桥村。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在这座四合小院。故居占地面积1510平方米，院落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土木结构，悬山小青瓦屋顶，土筑围墙，属于典型的洞庭湖区特色民居宅院。

周立波故居分复原陈列、周立波生平事迹展览、周立波文学研究室三个部分，集中反映了周立波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艰苦历程以及他一生创作的所有作品。故居的大厅有一尊周立波铜像，每一间屋子里都装有自动播音系统，向游客介绍本间屋子所陈列的内容。在复原陈列这一部分，有周家的各类生活用房，包括厨房、卧室、谷仓、煤油灯、暖水瓶、红漆雕花的书桌等老物件。

周立波故居现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接待参观人数超过40万人次。

电影《周立波回清溪》

2024年5月8日，由潇湘电影集团、湖南潇影第二影业有限公司、湖南清溪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周立波回清溪》在湖南长沙潇湘青春影城印象城店举行首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