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6年冬，唐纵到东北视察警务，发现美国特务准备将一批东北工业、矿产资料空运到美国去，当即指示机场警务人员截留。民国37年冬，国民党内战失利。唐向蒋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以遏制中共地方武装。次年初，国防部下设保安事务局，唐兼任局长，操纵全国警察、保安大权。民国38年，逃往台湾前夕，他将一批亲信骨干派回安仁、酃县一带，建立“反共救国军”，以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去台后，唐继续得到蒋氏父子宠信，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秘书长、驻韩国“大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戴笠、唐纵之间的矛盾

戴笠性情粗暴，在特务处以家长自居。对部属实行高压手段，稍不如其意或有错误发生，轻则谩骂，重则禁闭。唐纵之到特务处，不是和郑介民、徐人骥一样是由蒋介石直接派去的，而是由复兴社派去的，因此，戴当时对待唐不若对待郑介民那样的客气，而是和对待其他的僚属一样。戴对特务处(直到军统局)的内勤工作人员限制很严，规定一律住在处内，白天办8小时公，晚上办2小时公，礼拜天也办公，每周轮流休假一天，有家眷的每周外宿一天，没有家眷不许外宿，并规定内勤人员不准向外活动。唐因当时新婚，有时每周多外宿一二次，尤其每次休假常去看酆悌，戴得知其情极为不满，总想借一个机会给唐以颜色。但唐为人机警，处事小心，戴不易找到他的岔子。恰好有一次(时间记不清楚了)特务处报到蒋介石那里的情报(内容不详)报得太迟，蒋责备戴笠，戴回来查究，查出在唐处延宕了几小时，戴一方面为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也就是主要的方面借此整唐一下，于是把唐禁闭了3天。

唐在戴笠的淫威之下，内心极为不满，久怀去志，但他的涵养工夫较好，从不形之于色，除仅向和他同乡私交极好的徐人骥偶尔流露以外，对其他的同僚绝不谈及。同时因为在特务处工作较忙，有时甚至通宵办公，致患肺病，向戴请假休养，戴不允准，而准其透支医治。1935年春，蒋介石派酆悌为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唐乃请酆向蒋保荐为驻德助理武官兼考察德国警政，借以赴德医病。蒋当予批准并令参谋本部委派。唐于蒋批准之后才告知戴笠。当时蒋政权派赴各国的武官和助理武官，是由参谋本部第二厅领导，除武官人选多是由蒋介石指派的外，助理武官则多是由戴笠保荐和运用。唐事先未经戴的同意，而私自活动赴德，戴对此极为不满，但已经蒋介石批准，又不能不也不敢不让唐去，于是借故留难，想使唐去不成或向他低头。那时候，唐因医治肺病在特务处透支薪金大洋1510多元，戴叫唐把透支数目归还后才许离职。但并没有把唐难住，唐把他老婆的首饰换了，并找徐人骥代他设法筹借1100多元凑足上数，于3天内归清。当戴的亲信、当时任特务处会计室出纳股长张衮甫(又名张冠夫)向戴反映唐已将透支数目还清时，戴闻之大为惊异，没有料到唐这样快就把这个透支数目如数归还了，再无法留难，只好让唐离职去德。

唐因为知道戴笠的手段毒辣，不好和他闹翻，所以戴虽这样逼他，仍是容忍，但自离开特务处后，对戴若即若离，不求于戴。1937年冬，唐由德国回国时，戴笠自己感到过去对唐做得太过，为了表示对唐好感，找唐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那时候蒋介石把戴笠的特务处和陈立夫的特务组织合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部特务组织改为该局第一处，由徐恩曾任处长；戴的特务处改为该局第二处，由戴笠和郑介民分任正副处长，到1938年因陈、戴之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又把他们分开了，陈部改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戴部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书记长。唐因戴过去欺他太甚，不愿再作冯妇，婉辞不就。那时候，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请蒋找一个对处理情报工作有经验的人给他作参谋，酆悌保荐唐充任，戴笠也顺手推舟地向蒋推荐，蒋乃派唐充任侍从室第二处中校参谋。以后唐升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指导“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的工作，成了戴的顶头上司。

从这以后，由于唐在蒋介石的身边一天一天地获得蒋的信任，因此，戴拿出一套笼络的手法来笼络唐，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比如，1945年初推荐唐和郑介民去竞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戴固然一方面是“借此可以收买人心，使人认为跟着他干最有前途”(引沈醉语)，而主要是因为他过去逼唐太甚，知道唐对他有成见，恐唐报复，借此以宽唐怀，捐除嫌隙，不然戴是没有那样热心的。

蒋介石“反共”政策的谋主

唐纵毕生追随蒋介石坚决反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国民党则采取“限共”、“溶共”、“防共”的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唐纵作为蒋的重要谋士，直接参与了反共谋略的策划和推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发动内战，他又直接、系统地参与了很多反共内幕活动。他在日记中向蒋介石提出的反共“意见具申”，多是在关键时候为蒋出谋画策，阴险深沉，不少获得蒋的首肯，得以推行。例如，1941年5月皖南事变后，他力主解决中共问题“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并拟具了“特种行动委员会实施方案”加以推行。1943年9月，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前夕，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他三次专注于中共问题的研究，提出通过“政治攻势，经济封锁，军事准备”，迫使共产党“一是统一于政府，一是决于武力之高低”。1945年秋，在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又连续三次具申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7月，他提出在军事上对中共采取“反攻前之清剿，反攻中防其流窜，运用伪军打击共军”的对策，9月，就“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抑制其地下组织”，提出依靠美国军事援助，从速占领各大城市和东北，由点线而面的对策；11月，主张“加强军事控制”，以“军事加紧，政治让步”，作为“政治解决之途径”。1946年5月，针对国共前途，他又提出了“加强军事力量，加强警察力量，开展还乡’运动”的对策，之后，并部署特工对中共开展情报战、间谍战、心理战、群众战。

唐纵日记

唐纵从青年时代起，就坚持写日记。1927年，他便视日记“为立身处世之经验库”，自警要“有恒心”，“不间断”。因此，前10年的日记虽稍有缺漏，但基本上是连续的，1939年进入侍从室后，再未中断。并自1941年起，使用蒋介石设计特印的日记本，每天写一页，并于每周、每月在“反省录”、“预定工作课目”中写出自己的回顾总结，或写出自己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和意见，对有关资料作了记录。

日记前后跨越20年，且内容庞杂，文字冗长，为此，我们在整理时进行了删节摘编。摘编的原则是，在注意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其中有关史实性的记载，特别是1939年唐纵在侍从室任职以后的部分。择编的内容全部原文照录，未加编者的观点。

日记是备忘录式的，它不只记载了唐纵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还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国民党从1936年到1946年那段时间的历史，通过历史事实来叙述国民党对当时国际国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所采取的对策，同时也叙述了蒋介石周围国民党一些高层人物的活动情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苏中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各自对日德意的态度；英美苏对国民党，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对策；国民党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暗地与日伪勾结，几次掀起反共高潮，直至抗战胜利后部署内战的情况；蒋、宋、孔、陈之间的错综关系；蒋介石对“一二・一”“下关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案件”等的态度；在对待川康滇地方实力派以及新疆盛世才问题上，蒋介石“匠心独运”，所采取的纵横捭阖的手段；蒋介石指责邱吉尔“西藏独立国”的言论；戴笠的权诈、计谋和其“成功的法则”，军统局的内幕以及军统局调整裁并后的任务和方略；国民党“派系对立，门户森严”，互相倾轧的情况；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调蔽，民怨沸腾，内外交困的窘境等等。

日记的内容还涉及到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及外交、内政、经济、文化、民族等诸方面，其中不乏蒋介石集团高层决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有些记载是鲜为人知的。它对研究抗日战争前后国民党的历史、国共斗争的重大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都是一部难得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