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辑安：和安，使……和安。

③北征匈奴：据《史记·匈奴列传》：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春，以卫青为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六七百里，围左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次年春，卫青再出定襄数百里。其夏，复与合骑侯公孙敖出陇西，过居延，攻祁连山。同时使博望侯张骞及李广出右北平击左贤王。此后又多次出击，匈奴远遁，“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

④单于（chán yú）：匈奴的君王。

⑤交臂：古人表示听命服从的手势。略如后人拱手。受事：臣服。

⑥康居：古西域国名。

⑦重译：经中介语辗转翻译。请朝：事先请求朝拜。《汉书》《文选》作“纳贡”。

⑧稽首：最恭敬隆重的跪拜礼，叩头至地，为九拜之首。来享：来献，来进贡。

⑨右：往右，向右。汉军东伐闽越，后至南越番禺，故言右。吊：抚谕，攻取。番禺（pān yú）：在今广州市。

⑩太子入朝：《史记·南越列传》：“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赵）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

⑪僰（bó）：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居今四川宜宾附近市县及云南东北一带。

⑫效：效力。贡职：履行进贡的义务。

⑬喁（yóng）喁然：众人向慕的样子。

⑭自致：亲自致意。

⑮中郎将：指唐蒙。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上书言通夜郎事，许之，拜为中郎将，使往通夜郎。宾：以宾位礼侍，是委婉说平定。

⑯发：征招，招募。

⑰奉：通“捧”，搬运。币：珠玉、黄金、刀布（货币）。帛：丝织品。

⑱不然：谓不测之事。

⑲发军兴制：《史记》“索隐”引张揖曰：“发军，谓发三军之众；兴制，谓起军法，诛渠帅也。”又，《史记会注考证》引徐鸿钧曰：“案，军兴是汉法名。《周礼·地官旅师》‘平颁其兴积’，郑氏注云：‘县官征物曰兴，今云军兴是也。’据此，军兴不当析读。”此备一说。

⑳当行者，正被征用的人。自贼杀：自杀，残害杀戮自己。

㉑烽：烽烟。燧：烽火。燔（fán）：燃。

㉒旋踵：转身，喻时间短。此句谓计策很快见效。

㉓编列之民：编入户籍之民。

㉔剖符：帝王分封诸侯，分剖符节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以为凭信。

㉕析珪（guī）：与上互文，以玉作信物。

㉖通侯：爵位名。原称彻侯，避武帝讳改。

㉗东第：甲第，豪宅。

㉘抵：至，当。

㉙相越：相去。

㉚行者：被征用的人。

㉛让：责。三老孝悌：汉时乡村小吏。

㉜田时：农忙季节。

㉝重：以……为重，重视，不轻易做。

㉞道：民族杂居的县。

㉟知：《汉书》《文选》作“喻”。

㊱唯毋忽也：《汉书》《文选》无“唯”“也”二字。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

周边少数民族不顺从朝廷搞对立，却没有受到军事打击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时常侵犯边境，使官吏劳苦。当今皇上登位，体恤安慰天下百姓，团结稳定中原内地，然后发动并派出军队到北方征讨匈奴。匈奴王恐惧，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属国，即使需要中介语言翻译才能沟通，也请求来朝廷庆贺，毕恭毕敬地跪拜进献贡礼。于是转移军队东征，致使闽越王被弟弟杀掉；又乘势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来朝廷作人质。南方西方各少数民族的君长不断效力进贡，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人人仰慕倾心，竞相争先归顺，都想被使唤；只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很严重，不能亲自来朝拜。不顺从的已被讨伐，然而表现好的还没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唐蒙去礼节性访问西南各少数民族君长。在巴郡、蜀郡征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运作为礼品的财物和保卫使者以防意外，并没有军事行动和投入战斗的忧患。现在听说他却启用了军事法则，使青年惊惧，老人忧虑；州县又擅自派人去转运粮食和缴纳物。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应征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这表明他们缺乏作普通百姓的品德。

边境地方的人，一听说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骑马奔赴，或扛着武器跑来，汗水不断线淌流，还唯恐落后。他们顶着刀口，冒着飞箭，义无反顾，还主动献计献策，计策也神速见效，人人心怀愤怒，如报个人仇恨。难道他们喜欢死讨厌生，不是中国籍的人，与巴蜀的人不同一个皇上吗？是他们考虑得深远，因而乐意尽老百姓的义务。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职、授爵位的凭证，生前当公侯，住豪宅，死后留美名扬后世，传封地给儿孙。他们做事很忠实敬业，然后才能当官享受安乐，名声永远流传，功勋显著，永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涂原野，膏血润野草也不逃避。现在干点儿搬运礼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杀或逃跑被杀，人死了又无好名声，被称为最蠢的人，还影响到父母也受羞耻，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怀见识相差岂不是太远了吗？然而这不只是应征人的罪过，父兄教育没有率先垂范，子弟遵循教导就不会严谨，就缺少好品德和耻辱感；而且当地社会风气也不纯朴诚实，那些人被处罚、杀头，不也是应该的吗？

当今皇上忧虑使者唐蒙和郡县官吏像上述那样，担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亲信使者把征招士兵的事明确告诉百姓，顺便用自杀逃跑是对朝廷不忠的罪名来斥责他们，用没教育好的过失来责怪乡村小吏。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不想轻易召集人众，给农民添麻烦，已经亲自会见附近县的人，还担心远处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晓。这檄文一到，赶紧下发各县，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写作《喻巴蜀檄》的直接原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开通夜郎、西僰等的由来等等。《史记》的《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的《武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资治通鉴》等也记载其基本史实。在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柯江”的过程中，征发财物很多，巴蜀士兵役夫劳苦死亡众多，有逃亡甚至自杀者，唐蒙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和不满。于是汉武帝派在朝廷为“郎”官的巴蜀当地人司马相如为使节谴责唐蒙，告诉巴蜀百姓唐蒙劳苦巴蜀不是皇帝的本意，以此安抚巴蜀百姓。《喻巴蜀檄》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一篇檄文，当作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夏季。

《喻巴蜀檄》创作时间距离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今山西朔州）之围伏击匈奴主力失败仅仅两年。马邑之战，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朝为了打通西南夷与长沙、豫章（今南昌）的联系，使陆路、水运畅通无阻，必须保证蜀地的社会秩序不发生大的动荡。而中郎将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各郡陆路、水路大兴徭役，以严厉的法令名义诛杀当地教团组织头领，因此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晓谕巴蜀父老。这是为了集中精力反击匈奴入侵，以避免南部动乱分散精力，影响反击匈奴的基本国策。

汉武帝派遣司马相如发布《喻巴蜀檄》，意在借助司马相如在蜀地的影响。司马相如以何职务发布《喻巴蜀檄》，史书没有记载，当和第二次出使巴蜀的隆重威风不同，这次可能没有特别升官，只以原职出使，或者就是《西南夷列传》所说的“郎中将”。这次被任命，主要是因为他的“蜀人”身份，文章出众倒在其次。此行的使命相对简单，只限于宣传皇帝的仁德以及这次征发兵役的意义，安抚巴蜀人心。出使所到范围，只在成都附近：“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颜师古注：“近县之人，使者以自见而口谕之矣，故为檄文驰以示远所也。”即是说司马相如亲自在郡治附近的县进行这些工作，远处的县就传发檄文给巴、蜀两郡太守，由两郡太守转发给县、道官员，再宣传给全体百姓。虽然巴、蜀连称，但司马相如亲自到达的地方应该是在蜀郡郡治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喻巴蜀檄》也同时写在成都或其附近。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德华《事昭而理辨 气盛而辞断——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解读》：《喻巴蜀檄》不是对敌的檄文，主要是晓喻百姓的，类似于告示，故任昉根据篇名一“喻”字，归为“喻”体。文章表达的主要观点远不止责备唐蒙。其最终目的是让巴蜀官民知晓开发南夷的意义，能够为国尽忠效力，懂得君臣礼义。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汉代文学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警卫“武骑常侍”。所作《子虚赋》与《上林赋》为汉武帝所赞赏，拜为中郎将，奉命出使西南，后为孝文园令。他见武帝喜好神仙之术，曾上《大人赋》欲以讽谏，然效果适得其反。后病卒于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辞赋二十九篇，现存六篇。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