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06 17:45
早在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时，考虑到辛亥革命中烈士子女和因战争失去亲人的孤儿们的命运，政府决定成立南京孤儿院，任命黄兴的夫人为院长筹建孤儿院，后因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和黄兴发动了二次革命，因革命失败，孙、黄被通缉，孤儿院被迫停办。一些慈善人士把孤儿院的院生们收养到南京红山南朝古寺——嘉善寺，为防止反动军阀张勋的破坏，对外称慈善收容所，属宗教界领导，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京孤儿院恢复。收容所的孩子们一分为二：一部分辛亥革命的烈士子女进入了宋美龄任校长的遗族学校，一部分非烈士子女进入其后创建的宋庆龄任院长的“南京孤儿院”。这里提到的“遗族学校”，乃是距今70多年前，创立于南京中山陵园，在宋庆龄和宋美龄共同关怀下建设和开办的“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简称“遗族学校”。1928年10月，由蒋介石提议，设立筹备遗族学校委员会，推举蔡元培、何应钦、叶楚伧、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王文湘、李德全、刘纪文、江恒源、傅焕光为委员。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附近，创办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专门收容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烈士后代，由国家统一培养教育，以告慰先烈的在天之灵。校址之所以选在中山陵附近，象征着烈士后代仍在享受着中山先生的关怀。校名就定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宋庆龄、宋美龄先后担任校长。
前期的讨论工作
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有不少志士仁人洒血战场，为国捐躯，留下了许多未及成年的遗孤。如何告慰已死去的先烈，把他们的子女培养成材的问题，摆到了刚刚完成北伐革命的国民政府面前。1928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决定在首都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园附近，创办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专门收容北伐大革命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中壮烈牺牲的先烈后代，由国家培养教育，学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任命宋庆龄为校长。为了便于筹备工作的进行，后来又增加了江问渔、傅焕光两人为筹备委员，江问渔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社长，是进步的教育家；傅焕光是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筹备处地址设在城南户部街天印庵内，著名教育家章绳为主任。
遗族学校的筹备工作，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是筹集学校经费，由于学校不隶属中央教育部，也不属于南京特别市管辖。几经洽商，后经时任铁道部部长孙科同意，在陇海铁路东段（徐州至连云港）货运附加税内划拨一部分资金，充作费用。但一时仍然无法筹齐建设新校舍的费用。而此时，闻讯南京开办遗族学校的各省国民革命军烈士的遗孤已经纷纷来到南京要求上学。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筹备处便决定：招收学生先行开学，筹备处选定先在城内大仓园设立临时校舍，凡北伐阵亡将士的子女，年满6岁至18岁，身体健康，能独立生活的，不论有无文化，都可申请入学。经批准入学后，学、食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1929年4月正式开学，设有小学六个年级，入学年龄6至11岁。另设一个职工科农事班，入学年龄最大不超过20岁。二是在宋氏姐妹的催促和过问下，筹备工作和经费保障得以顺利进行，由时任中山陵园主任技师的傅焕光负责在中山陵园附近选择校址，蒋介石也亲自多次去勘视，最后决定在四方城前建校。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师吕彦直画了校舍的地盘图，后因病改由朱葆初继续绘制校舍的详细建设图纸。学校建设规模宏大，全校建地面积共200余亩。1929年2月开工建设，同年9月落成。校门为传统牌楼式，校门正面由当时的书法家、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书写“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背面是蒋介石亲笔题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门前自南至北是一条大石子马路，南到卫岗接宁杭公路，北到四方城接中山路，汽车可通学校。校园内的布置、栽花、植树、铺草地等，由陵园管理委员会的园林专家设计，校园点缀得十分美丽，成为先烈子女生活的乐园。教室、宿舍、办公室、医院、农场、厨房、浴室等更是一应俱全。1930年冬，因学校扩大，实行男女分校，另设遗族女校，暂借羊皮巷1号为临时校舍（解放后东风剧场原址）。教师大部分是原校的老教师。1933年宋美龄指拨中山门外宁汤路傍遗族学校农场地100亩建设女校，采取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的宫殿式大屋结构，外表巍峨壮观（今南京农业大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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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
宋氏姐妹十分关心这所新型的遗族学校。宋庆龄对教师们说：“我们的学校，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而设立的，教育对象是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先烈遗孤。因此，一定要为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教育主张而努力工作。”学校注重培养学生从小爱劳动的优良习性，到中学阶段，就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组织他们到学校附近的农场和工厂参加劳动，学习生产技能，使他们毕业后成为社会上“手脑并用”的生产者。教师们也常去晓庄师范学校，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教。为鼓励学生继承父志，学校还常请林森、于右任等到校演讲。
由于宋庆龄忙于国际反帝同盟的工作，因而遗族学校的校长职务，由宋美龄全权代理。宋美龄很注重农业，她认为农业是建国的基础。根据她的意见，学校设立了农科。她又从上海迁来一个良种乳牛场（今卫岗奶业公司前身），供学生们实习之用。她还兴建了一个织袜厂，有机器20多台。所有这些设施都是供学生参加劳动和学习技能而建的。她还在新街口羊皮巷口设立了商店，专门销售学生生产的农产品和女校学生制作的工艺品。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美国人士林白克，曾到遗族学校来参观，称赞遗族学校是“当今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
抗战爆发，学校停办
正当遗族学校逐步走上正轨，在社会上声誉隆起之际，抗战爆发了。鉴于南京形势严峻，学校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停办遗族学校，当时正是放暑假期间，留在学校的年幼学生由家属领回，其余的派在校办农场维持生产。南京沦陷前半个月，留校的学生由傅焕光带领撤离南京，并将40余头奶牛及全部校具等转运到长沙。后随抗战形势的发展，全校人员、校具辗转运到成都。至于不想离开南京的学生，除维持生产外，还担当保护校舍的任务。教职员则自谋出路，各奔前程。
1937年冬，南京沦陷，遗族女校和教员宿舍，成了日伪军的临时伤兵医院，后因无人过问，校舍设施几乎全被毁坏。男校因有留校学生维护，校舍得以幸存。1945年，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又添出许多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女，需要及时收容教养，于是宋美龄委派“励志社”副总干事黎离尘筹备恢复遗族学校，经过一年时间的修葺整理，于1946年秋正式开学。学校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只办初、高中，不办小学。
遗族学校前期学生，有许多经过8年抗战，大学已毕业，他（她）们被调回母校服务。有的在教务处工作，有的当各科老师，也有当医务室医生、护士，都能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工作很出色。
抗战后恢复的遗族学校，定期安排学生体检，并鼓励学生多参加文体活动。宋美龄曾向美联社记者表示，她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就是遗族学校办得成功。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的溃败已成定局，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春节之际，学校开始迁移，不愿走的学生被家属领回，余下的迁往杭州，停留将近一个月后，学校又迁往南昌。无奈形势急剧变化，南昌也不能久留，乃迁至广州，最后300多名学生到达了台北，寄读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附中上学，但不再招生，学生逐年毕业，直到1953年，送走了最后一批学生，遗族学校走过了她成立14年，迁移二次的聚散征途，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留在南京的校舍，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接管使用至今。
1928年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建校，就是宋美龄早年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也是她和蒋介石结婚以后，亲身参与的最为积极的一件事。
至于建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经过，根据宋美龄的说法(见宋美龄著：《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自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设首都以后，蒋总司令觉得要有一种设施来纪念国民革命历年为主义奋斗和为党国牺牲的将士先烈，安慰他们在天之灵。及至民国十七年，统一告成，政府决定对阵亡诸将士，为之建筑公墓，开辟公园，以志纪念；给发恤金，抚慰寡孤，以慰英灵。但是，遗族子女大都缺乏教养，亟应设立学校，造就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才算是尽了抚慰遗族的责任。民国十七年十月蒋总司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推定委员11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亦参加在内，他非常热心，并对我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在筹备创设的时候，当然经过许多困难，就是现在亦常有困难的问题发生；这是举办一种事业不能免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做去不断地改正，必可完成我们的计划。”
照当时的状况，原来遗族学校共有11位筹备委员，委员包括：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等，起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宋庆龄担任校长。
可是，宋庆龄在学校于1929年建好时，却在国外，所以，一切有关学校的校务问题，全委宋美龄办理。
遗族学校开学之后，宋美龄和蒋介石确实把这所学校当做是自己的事业一样，很热心地参与，宋美龄更是投入了不少心力。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宋美龄本人至少一个礼拜去遗族学校3次以上，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和蒋介石两人一起去，夫妇俩到遗族学校视察，总是会向有关人员提出不少问题，所以，遗族学校方面对校务都不敢稍有闪失。
遗族学校创设的经费，起初是由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作为学校的经费，从1928年的8月1日起，学校开始申领这项经费。可是，毕竟是宋美龄本人和多位国民党要员直接参与的关系，学校的经费在公开劝募之后，竟然多达50万元以上，而那时的国民政府也十分支持这所学校，每月的经常性经费多达5000元大洋，后来又增加到月费12000元，可见受到重视的程度。对学生的待遇更是十分优厚，凡是入学的学生，因为都是遗族子女，所以，学费一律免缴，并且还由公家供给一切的生活用品。
宋美龄虽然不是学教育出身的，可是，却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加上蒋介石本身给她的关于军人教育的一些观念，于是，这所遗族学校就成为宋美龄的美式思想和蒋介石的日本式军队教育的一个复合体。
在军事化管教方面，例如，对学生日常和个人整洁习惯的培养，学校更是列为教育之重点。每逢学生吃饭的时候，饭厅里每张桌子都有教师专门指导，要学生养成吃饭的体态，养成良好习惯。
学校内部的教育，更加少不了党化教育实质内容。宋美龄自己就说：“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只是重视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要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了解生活价值。”
有一次，宋美龄听到学生在诵读一篇课文，文中叙述的是遵照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观念，要学生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文章，宋美龄听了之后，很欣赏这段文字，还要老师把这段文字拿给她翻译成英文。
“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是遗族学校的基本校训，也是宋美龄最喜欢对外人宣传的优点。
例如，她曾经要求学校的学生自己设计校舍，真正体现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校训。
基本上来说，遗族学校是宋美龄在蒋介石政府控制时代，公益事业的一个起步，而且也是蒋介石日后推动的许多运动的一个起点，这是一般人平常没有注意的地方。
以遗族学校这个桥头堡为起点，宋美龄在中国的“童子军运动”、“农村服务运动”、“新生活运动”和抗战时期的“声嘶力竭”、“救亡图存”各种运动中，给她的丈夫和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帮助，这一方面是不容抹杀的。
(遗族学校的毕业学生后来分布世界各地，在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年到了遗族学校的校庆那一天，或是蒋介石或是宋美龄生日那天，有些旅居美国的遗族学校学生，都会去宋美龄的住处探望她。遗族学校的学生称她为“妈妈”，这些学生年龄多半都已经60岁以上，有的已经80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