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农民军进入四川，于十一日攻占夔州府（今奉节县），又入云阳县，二月到达川东重镇万县（今万州区）。此时，从荆州府到万县，长江沿岸城市已为张献忠部农民军所控制。六月，农民军以步、骑、水师严围重庆府城，进攻六日后破城，杀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人。七月，农民军攻克泸州后进逼成都府（今成都市）。八月，大西军攻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自杀。九月，张献忠留义子孙可望于成都府“监国”，亲率大西军主力出兵，与大顺军争夺川北地区，将原明军降将、大顺守将马科部击败于绵州（今绵阳市）。马科被迫率军退往汉中府（今汉中市）。大西军将领李定国进据保宁府，改绵州为得胜州（今绵阳市）。至此，除遵义府（今属贵州省遵义市）、石砫宣慰司（今石柱县）、黎州千户所（今汉源县），明朝四川全境已被大西军控制。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府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以成都府为西京。

大西政权在政治上，施行对于降官各授以职，争取人材以及开科录士等政策；在经济上，采行没收前明宗藩及地方政府库金、向富民大贾征收钱税、对新附边郡免征赋三年、发放金银赈济贫苦，以及铸造、发行“大顺通宝”新钱等政策，以稳定和争取民心。大西政权严惩腐败及在政治上顽固异心、蜕化变质的文武官员，中央政府右丞相严锡命等因之被处决。但同时，大西政权的对内整肃也有所扩大，两任兵部尚书吴继善、江鼎镇，礼部尚书龚完敬，张献忠的义子、神策营都督张君用等皆获罪被杀，造成了一定不良的后果。

在军事上，在历时数年的时间里，动用主力部队严厉镇压前明残余复辟势力的军事叛乱行为，以坚决捏卫新生的大西政权。但是，由于施政失当，叛军与地方官僚地主武装相勾结，并遥奉南明名义，拼命扩军抵抗，加之清兵已逐渐逼近四川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剿匪斗争逐渐演化为旷日持久的四川内战，大西政权在军事、政治上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大西政权右军府都督张化龙、都督张广才先后战死。

大西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南京弘光政权任命米寿图为四川巡按御史。八月，改前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广、云、贵军务。九月，表示支持四川的官僚地主推举的原明川东兵备佥事云南人马乾为四川巡抚，追加了一道正式任命。十二月，又任命樊一蘅为督师。

大西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由于驻防重庆府的大西军不多，而原在涪州（今涪陵区）被大西军打败的明参将曾英又纠合原明川东道刘麟长率兵攻陷了重庆府城，并以重庆府城为据点，取遂宁之盐以赡军，大肆扩充队伍。同月，张献忠在成都召开了一次筹划镇压暴乱的军事会议，制订了作战计划，并立即派遣刘文秀等进兵重庆府，冯双礼等进兵川南泸州（泸州市）、叙州府（今宜宾市）一带，孙可望、马元利等进兵川北，艾能奇，狄三晶等进兵雅州（今雅安市）、眉州（今眉山市）等地。经过前后约半年之久的激烈战斗，除刘文秀在多功城受挫外，其他各路大西军都获得了重大胜利。冯双礼在川南打败杨展，收复了叙州（今宜宾）等地。艾能奇在雅州飞仙关打败朱俸尹和曹勋的暴乱武装，并生擒朱俸尹，收复了雅州（今雅安市）等地。马元利在川北消灭了李含乙，收复了广安州（今广安市）。在中江、射洪一带活动的十多万暴乱武装亦为大西军间谍伪装成的“内江王”用计内外夹攻全部消灭。各地小股暴乱武装也大部分被消灭。二月，清军攻破了潼关，随即进占了西安府（今西安市），步步向四川逼进。李自成东下湖广以后，马科降清，陕南空虚。面对清兵的南犯和大西军内部不断出现贪污腐化等现象，张献忠不得不重新整顿和部署部队，使镇压暴乱武装的斗争暂时停顿下来。这就使曾英、杨展、王祥等获得了重新组织力量的机会。

大西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进逼四川。在这样的形势下，张献忠果断地命令刘文秀、狄三品、孙可望等集结部队，准备开赴川北迎击清军。七月，张献忠率领大西军离开成都，速迅开往川前北线，准备迎击清军的进攻，基本上摆脱了与四川的主要官僚地主武装的接触。

大西政权建立的初期，四川形势是很好的。但由于南京弘光政权的建立及其对四川官僚、地主的支持，以及清军的西犯，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四川的官僚，地主又乘机发动武装暴乱，妄图推翻大西农民政权，复辟明朝的统治。有的甚至勾结清军，想里应外合将大西政权清除。这就迫使大西农民政权不得不镇压官僚、地主的武装暴乱。经过三个阶段的激烈战斗，暴乱武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西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大西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张献忠于西京召集大西军高级将领会议，着手抗清军事部署。强调万一自己牺牲，指定孙可望为继承人，同时确定了大西政权将实行“联明抗清”的国策。七月，张献忠亲率大西军六十万主力开赴川北抗清前线，设御营于西充凤凰山（今西充县）。十一月，大西军广元守将、都督刘进忠叛降清军，并献计突袭大西军西充统帅部。十二月，清兵依刘进忠计，冒险深入西充凤凰山，袭击了张献忠，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

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抗清战斗中牺牲，大西军的摇个作战部署的暴露，使抗清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清军入关和李自成抗清战争节节失利，使在四川的大西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张献忠领导大西军拒绝了清廷的招降，主动肩负起了抗击清军的重任。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张献忠果断地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并亲自率领大西军开赴川北，迎击清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和张献忠的骄傲轻敌，使大西军的领导中枢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张献忠也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张献忠虽然牺牲了，但是，他关于“联明抗清“，“毋为不义”，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一直被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大西军将领和广大战士所继承。在这之后，又坚持了十几年的抗清斗争。

“四将军”决定收缩部队，进驻川南、贵州、云南，遵循张献忠生前关于联合西南各族人民和南明王朝坚持抗清的方针，把抗清斗争进行到底。十二月，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率领下，自川北南下重庆府（今重庆市），强渡嘉陵江，一举消灭盘踞在重庆府的曾英。大西军攻克重庆府，消灭了当时四川最大的一支官僚地主武装，为进驻川南、滇、黔，坚持抗清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并使极度缺乏粮饷的大西军得到了充分补充。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将军遵照张献忠的遗嘱，推举孙可望为大西军的最高领导人，“共尊可望，受约束”，不服从孙可望提调者，以军法责之。

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十二日，大西军余部抵达遵义府（今遵义市），受到遵义人民的热烈欢迎。正月二十二日，大西军余部自遵义出发，向贵州前进。大西军余部向贵州的进军途中，在凤凰山得乘间逃脱的大西政权左丞相汪兆龄由川北单骑赶上了部队。”四将军”把大西政权所犯错误和大西军所遭到的失败责任归罪于汪兆龄，而将其杀死。同时处死了对孙可望等主政军中起实际掣肘作用的张献忠皇后陈氏。二月，大西军余部攻克贵阳府（今贵阳市）、定番州（今惠水县）。四月，大西军余部由曲靖府（今曲靖市）、交水（今曲靖北）、陆良县、宜良县入云南，迅速开抵达云南省会云南府（今昆明市）。沿途受到云南人民和表示拥护大西军余部的地方官绅的热烈欢迎。大西军余部消灭了沙定洲，不仅进一步坚定了黔国公沐天波对大西军的拥护态度，而且直接解除了沙定洲给云南人民造成的痛苦，得到云南人民的广泛拥护。大西军余部在云南人民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八月，孙可望停用“大西”国号，以干支纪年，尊称“张献忠为太祖”，建太庙，规定统一称张献忠为”老万岁”。撰修国史，作“太祖本纪“。

张献忠在抗清战争中牺牲后，大西军余部来到川南、贵州、云南，经营抗清根据地。在政治上，加强政权建设，坚持联合一切可以抗清的力量参加抗清斗争，反对投降；在军事上，广泛吸收西南各族人民参加抗清军队，坚决打击破坏抗清斗争的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坚决打击封建地主反动势力，维护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鼓励和组织生产建设，以保证抗清战争的物资供应和改善人民生活。西南抗清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

大西军余部与永历政权联合抗清得以实现，一支由西南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清军队迅速壮大起来，云、贵地区生产得到了很快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被叛徒孙可望破坏。抗清的队伍遭到分裂，抗清的力量受到削弱，抗清的部署机密被泄漏，为清军向西南地区大举进攻造成了良好时机。面对清军的进攻，李定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西南各族人民，率领大西军余部与清军展开了浴血奋战。盘江的激战，磨盘山的伏击等，大西军余部的将土们和西南各族抗清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一曲曲英勇抗清的壮歌。

大西军占领成都之后，张献忠即派兵四出，攻取四川各县，短期之内，就攻占了崇庆县（今崇州市）、新津县（今新津区）、新紫县、郫县（今郫都区）、汉州（今广汉市）、彭县（今彭州市）、什邡县（今什邡市）、绵竹县（今绵竹市）、安县（今安州区）、绵州（今绵阳市）、仁奄县、井研县、汶川县、邛州（今邛崃市）、蒲江县、龙安府（今平武县）、安岳县、乐至县、潼川州（今三台县）、遂宁县（今遂宁市）、中江县、蓬溪县、保宁府（今阆中县）、南部县、通江县、东乡县（今宣汉县）、剑州（今剑阁县）、梓潼县、昭化县（今昭化区）、广元县（今广元市）、顺庆府（今南充市）、广安县、渠县、西充县、营山县、大竹县、仪陇县、眉州（今眉山市）、夹江县、嘉定府（今乐山市）、犍为县、荣县、叙州（今宜宾市）、筠连县、高州（今高县）、珙县、庆符县（今高县北）、隆昌县、纳溪县、泸州（今泸州市）、洪雅县等地，加上原来控制的重庆府（今重庆市）、合州（今合川）一带和进军成都府（今成都市）时所攻占的台江县、永川县、内江县（今内江市）、射洪县、资县（今资中县）、资阳县（今资阳市）、简州（今简阳市）、新都县（今新都区）等地，在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中，除边区少数民族部分地区之外，大西军暂时控制了全川。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佐证，大西政权的地方区划分为府、州、县三级。

大西政权的中央政府，设左右丞相，下有六部，设尚书、侍郎等职。此外，还有院、监、寺、科，道等衙门。整个四川分为四道，设御史四人，负责监察各府、州，县地方官吏。每道又各设学院一人，负责选拔人才。另在首都设京畿道，亦有一名御史。

左丞相汪兆龄（一作东阁大学士），右丞相严锡命（一作内阁学士），吏部尚书胡默（广济生员），户部尚书王国宁（副榜、原明彭县知县），礼部尚书江鼎镇（西充进士）、吴继善（进士，原明成都知县），兵部尚书龚完敬（彭县进士、原明云南临安府推官），刑部尚书李时英（道士），工部尚书王应龙，京畿道御史齐之奂。

大西在成都进行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普遍建立保甲，登记户口，按保甲编册。出城的人，都需持有基层政权的证明，经过守门士兵的检验，符合姓名、保甲番号及证明所说出城经办事情，才能放行。城外贸易人员入城，也必须领取年貌印牌，出城时交验才能放行。各城门派两名兵部官员及一千名农民军战士守卫。全城治安工作由五城兵马司统一管理。在五城兵马司下面还建立了查事人役，负责侦察工作。

随着成都大西农民革命政权的建立，四川各地的地方政权也按府、州、县的建制建立起来。各级地方政权的官员，分别由大西军中抽调和招收的知识分子以及归附大西政权的原明朝官员担任。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如以任元佑为嘉定府知府，以向用宾为营山县县令，以高凌云为西充县县令，以杨以为为渠县县令，以李国杰为芦山县县令，以胡銮、樊甲生先后为峨眉县县令，以王日孟为夹江县县令，以阎羹为洪雅县县令等。

各府、州、县政权机构中，亦分设有如经历司、主簿、通判等官员，甚至还设有医学这样的机构。所设机构，均由成都大西政权颁发有大字编号的正式关防。从有关历史记载和现存大西政权有关关防文物。大字编号多达一千二百的数字可以看出，大西地方政权的组织机构是相当健全的，任命的地方官员相当的多，当时大西政权的控制的范围遍及四川大部和陕南地区。

随着大西农民政权的建立，中央和地方府州；县都需要大量官员，开展争取、录用知识分子的工作因而显得十分迫切。左丞相汪兆麟在成都向张献忠陈治安之策时说“因蜀之策，在先取汉中，治蜀民之策，在除革旧任官员，用人之策，在兴学校，选真才，黜冒滥，严幸进”。

开科取士，仍是大西政权争取录用知识分子的主要方法和途径。从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先后在成都举行科举考试三次。从”令丞相以下朝罢集朝房议事，首议开科取士”和谕”礼部开科举”的情况看来，张献忠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

在军事建制方面，大西军分一百二十营，张献忠自率五十营，其余由四将军分别带领，平东将军为孙可望（全衔名是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监十九营），安西将军为李定国（全衔名是监军节制文武安西将军，监十六营），抚南将军为刘文秀（全衔名是监军节制文武抚南将军，监十五营），定北将军为艾能奇（全衔名是监军节制文武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另加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

又设五军都督府，分前、后、左、右、中五都督，由王尚礼充任中军府都督，白文选充任前军府都督，王自奇充任后军府都督，马元利充任左军府都督，张化龙充任右军府都督。又以王尚礼为总理皇城都督，裁决地方事宜。另设水军左，右二都督，由王复臣等充任。全川四道，每道有提督一人，由皇城都指挥使窦名望等充任。

大西军各营知名的有八卦营汝州王明，振武营麻城洪飞龙，隆兴营泾阳郭嘉无，三奇营凤阳宋官，永定营合肥郭尚义，三才营山东娄文，干城营六安汪万象，援剿营宝鸡彭心见，中厂营万县杜兴文，英勇营黄冈张其在，天威营开封王见明（一作鸣），龙韬营麻城商元，决胜营汾州周尚贤，定远营六安张成。其他还有如志义、天讨，金戈、神策、虎贲、虎略、骁骑等营，也都设总兵统领。

张献忠又在原水师营的基础上专门设了。水师左、右督，任命王复臣、王自羽领之。此外，各州还有维持治安的地方部队，每州约五百人，称为“里兵”。

大西政权建立后，张献忠十分注意军队进驻大城市后的纪律问题。发现的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的《大西禁约碑》，就是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的历史见证，这一重要文献至今尚流传。碑文的全称是“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大西政权的各都督府禁约，都刻成石碑，广为宣传。中云“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如有犯者，照约正法”。禁约共有六条。

一、不许末奉府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锁解军前正法。如容隐下举，一律连坐。

二、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

三、不许坐守卫方武聊，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四、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五、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六、不许守城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妾，加违参究。

这“六不许”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骁骑营是张献忠的精锐部队。根据曾经被俘的欧阳直在《欧阳氏遗书》中记载，他“被执入骁骑营，赴成都解验。奉伪旨，发光禄给养。”但是他不愿充任光禄寺的官员，终于在“乙酉春三月”被放归。欧阳直在大西政权中“共历七月”，并没有被杀害。“乙酉”即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

大西政权铸有“大顺通宝”。张献忠成都建国后，“设铸局，取藩府古鼎玩器、寺院铜像溶液铸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从已发掘出来的实物可以看出。大顺通宝有三种，第一种，钱的背面方孔上方铸有“工”字。第二种，钱的背面方孔上方铸有“户”字。第三种，钱的背面无字。看来第一种为工部所铸，第二种为户部所铸。大顺通宝不仅作为货币流通，还可作为某种标志，如大西政权”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订之帽顶。钱肉色光润，精致异常”。为了准备铸钱的原料，大西军于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攻克涪州时，“即铜铁之神像亦无不毁裂熔溃”。后来，大西军在贵州还熔毁过一条重达数万斤的所渭镇水怪的铜牛。广大人民群众把质量这样高的“大顺通宝”与明朝政府滥造的流行的鹅眼钱相比较，对“大顺通宝”更是十分信赖。

此外张献忠还下令专门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

大西政权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河南省博物馆在解放后，曾收集到一面“大顺三年孟夏月造”的铜镜。直径十点五厘米，平圆钮。图案分内外两周，内周饰双龙，外周以花卉缠枝连接成图案纹，花似灵芝。这件铜镜，工艺精美，造型厚重，由此，可以知道大西政权对手工业是重视的，当时手工业的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

刊刻树立记录大西军功绩的石碑，面北背南。这是对历代帝王南面而立的传统的公开挑战和蔑视。

大西农民政权的诏书，告示以及上下文等，一律用白话文书写，怎么说就怎么写，反对咬文嚼字，艰深难懂，华而不实。如。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的碑文，就是用比较通俗的白话文体，识字者都能看懂，不识字者也能听懂。这就能使大西政权颁行的各项法令、规定做到家喻户晓。

提倡使用简笔字。在。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中，一百多个字的碑文，就有断、数、捆、营、管、扰等简笔字。这和提倡白话文一样，有利于宣传大西政权的法令、规定。

翻刻书籍。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曾命令曹士抡翻刻记述陕西华山情况的明万历本《华岳全集》十三卷。翻刻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向军事作战提供参考资料，同时也因张献忠是陕西人，有抒发怀念乡十之情的意义。该书有一篇跋文，署名‘大顺初元开国第一令曹土抡”。

规定民间办婚、丧事一律不用音乐，不饮酒。

张献忠因文昌帝君与他同姓，将其作为自己的祖先，以神话自己的出身，故梓潼文昌宫又有“大庙（”即“太庙”）之称。按照文左武右的布局习惯，张献忠还在文昌宫的中路右侧修建了祭祀关圣帝君的关帝庙，从而基本奠定了七曲山文昌宫现在的格局。七曲山文昌宫庙内风洞楼上曾有清初的张献忠塑像，现在还保留着清乾隆年间安洪德撰写的《除毁贼像碑记》石碑。该碑的碑文有明清之际张献忠在大庙一带的活动、当地人给张献忠塑像、无业游民“啯噜”利用大庙骚扰川陕官道以及安洪德捣毁张献忠塑像的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张献忠及其部众长于流动作战，攻城略地而不占有，破坏性较强，不会留下什么物质遗存。四川盆地是张献忠曾经建立大西政权的地区，但因为处在战乱之中，遗留下来的属于张献忠及大西政权时期的文物极少。除了四川广汉县的张献忠圣旨碑外，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是保留张献忠及大西政权遗存最多的地点。

当时有两名耶苏软传教土利类思和安文思，在绵竹传教，精通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张献忠特令礼部尚书吴继善礼聘来到成都。张献忠同这两名传教土谈论外国科学，并赠二人蜀锦、袍套、白银等物。

张献忠不准天主教利类思、安文思在中国传教，张献忠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而在欧州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将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张献忠对待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反对态度。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这两名传教士追忆旧事，合撰《圣教入川记》一书。书中提到在成都时与张献忠的交往，并称赞“张献忠思想开朗，好学，不耻下问，知识宏深，判断过人，其才足以治国”等等。

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至节宴会上，张献忠请利类思、安文思与自己同座，席位仅决于丞相。席间，张献忠不仅询问利，安所传天主教内事情，而且询及西学、算学，并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并请利，安二人用红铜制造天，地球仪各一件，另造日晷配合。

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冬，张献忠撤出成都，率部进驻川北准备迎击清兵时，又曾下令随军的利类思、安文思制造天球一具，其体型比在成都所造的天球稍小。

大西政权还颁行了新的历书，叫《通天历》，是否对郭守敬的《授时历》有所改进（明代行《大统历》，只是《授时历》的改名，内容完全一样），现已不得而知。

为了分化农民军的力量，以减弱对清军的抵抗，清廷于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二十日下了一道所谓“招抚四川逆贼张献忠等”的诏渝，以为用高官厚禄的引诱就可以促使张献忠投降，瓦解四川的抗清力量。诏谕中说“明祚衰微，臣奸政舛，人心瓦解，国祚沦亡。今天下一统，率土臣民，皆朕赤子。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因远在一隅，未闻朕抚绥招徕之旨，是以归顺稽迟。朕洞见此情，故于遣发大军之前，特先遣官賷诏招谕。方今有志之士，皆欲争先归顺，建立功业。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白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特兹诏谕，想宜知悉”。

清总督六省军务、吏部左侍郎佟为恭还于十一月之前派遣王汉杰、崔法舜带着有关诏书、告示前往四川向张献忠说降。对于清廷的威胁利诱，张献忠毫不动摇，并且积极进行了一系列抗清的准备工作。

一、加速镇压四川官僚地主的武装暴乱，安定抗清战争的后方，以便抽出部队投入抗清前线。

二、确定“联明抗清”的战略方针。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汉族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南明小朝廷中部分官员为代表的抗清派。他们以明朝为旗号，联合南明政权共同抗清。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在成都召开的大西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张献忠确定了孙可望作为他在可能牺牲后的继承人，并且要求孙可望等大西军高级将领，如果他在抗清战争中牺牲，即迅速与南明政权取得联系，联合他们共同抗清，“毋为不义”。

三、进一步整顿大西军队伍，重申了纪律，并积极进行迎击清军的部队调动。

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后，在实行“联清灭顺”方针，企图消灭李自成起义军的同时，也确定了坚决消灭张献忠起义军的方针。由于张献忠起义军远在四川，与清军没有接触，弘光政权无法借刀杀人，只能亲自出马。但它派不出军队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委任高级官员，前往四川加强组织。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改右军都督佥事汉羌总兵官赵光远为镇守四川总兵官，六月七日，又进赵光远为都督同知，提督四川陕西总兵官。八月中旬，任命前兵部右侍郎、宜宾八樊一蘅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四川陕西军务。同月下旬，命前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巴县人王应熊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开府于遵义，并赐尚方剑，使得便宜行事。不久又下令，蜀将须悉听王应熊调遣，当地的“文武官吏汉士兵”，惟其所用。十一月二十三日，以九江分守道四川监军耿廷箓加南京太仆寺少卿，赴云南调临安府土官沙定洲军，由建昌入川，镇压张献忠起义军，第二年三月，又以之为右佥都御史、四川巡抚。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以都督金事贾登联为四川总兵官。弘光政权所委派的这些高级官员虽然在对付张献忠起义军上所起作用不同，有的甚至一点效果也没产生，但总的来说，对于四川的明朝残余势力是一个鼓励，随着这些委任命令的一个个发出，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季以后，明朝残余势力反对大西政权的活动更趋猖狂。

四川，对于张献忠大西军和大西政权来说，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根据地的意义。张献忠为了巩固大西政权，为了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为了保卫四川这块根据地，为了扫除抗清斗争中的障碍，对四川的官僚地主武装叛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大西军初进四川时，曾在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不久传来了大顺军被清军击败的消息，李自成也在清军追击之下退回陕西，并派马科率军从广元、剑阁攻入川北。六月，张献忠陷重庆。七月，李自成陷保宁（今阆中）。八月，张献忠入成都，李自成下顺庆（今南充），逼绵州（今绵阳）。在这种情况下，张献忠为了保卫已占领的川西地区，遂派艾能奇抵御马科，战于绵州，艾能奇不胜。张献忠乃亲自率军北上与马科大战，将马科打回汉中。就这样，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两大主力在川北兵戎相见，相互削弱。而且，战事陆续发生，直到李自成军退出陕西，清军占据陕西，两军才停下干戈。而在大顺政权倾覆之后，大西政权也失去了北面的屏障，直接处于清军攻势的威胁之下。

大西和大顺两个农民政权对川北和汉中地区的争夺，从维护其各自的利益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民族矛盾在逐步激化，急需内地的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打进关来的满洲贵族;面对当时南京弘光政权实行的联清灭顺的错误政策，关内的另两支政治势力即大西和大顺政权，更需紧急联合起来。然而，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不但都没做到这一点，还互相争夺地盘，多次发生冲突，这说明，在这一点上，两个起义领袖都袭现得目光短浅，这当是农民的狭隘性所致。这既是导致李自成起义军失败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也与后来张献忠的牺牲和大西政权在四川的失败有一定的关系。

大西政权很注意团结四川各地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主要的是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宣布各土司“降者仍其职”，以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支持。

经济方面，明令”边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赋”，这里所指的“边郡”就是指四川边区的少数民族地区。

上述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除黎雅土司马凉、石柱土司秦良玉顽固不化外，其他土司都愿意表示“降附”大西政权，接受了大西政权所授予的官职印信。同时还专门在雅州（今雅安）设立了茶马御史，管理汉族与藏族地区之间极力重要的茶马贸易，并处理当地的有关事务。

现藏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八邦寺的大西军”援剿营总兵官关防”以及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离八寺长官司印”。可以了解到，大西政权已在四川西北边境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其管辖范围已扩及这些地区的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大顺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张献忠入蜀，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大西政权开科取士，且一年两举。为了维护其在成都的统治秩序，张献忠不仅以士人之家眷为质，且以家为单位，实行连坐制度。张献忠为维护其统治以士人和兵丁家眷为质的做法。足见家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地位。由傅迪吉个人的经历可见，以家人为核心扩散开来的包括族人、亲戚和邻人等在内的关系网，几乎支撑了其生活的全部。

《圣教人川记》主要记载耶稣教会在四川一地的传播情况，其在成都多以家为单位领洗入教。如成都府附近的黄姓两家及谢姓家。川南的董姓家、阎姓家，唐姓家、吕姓家，此外“尚有江姓、宋姓、孟姓、朱姓、杨姓等家信奉圣教”。重庆地区有罗姓家，宋姓家、张姓家、李姓家，骆姓家，伍姓家、王姓家、马姓家等。永川有张家、孟家、刘家、王家、唐家。合州的卢家、夏家。渠县的万家。梁山的李家和张家。彭水的杨家、孙家、游家、袁家、蒋家等。由以上可见以家为中心的基层组织形式在明末清初的四川社会是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故可作为对五马先生个案的扩充，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观察以家为中心的这种基层组织形式在当时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