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是日本战国时期最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在进行统一日本伟大事业过程中所开辟的安土桃山时代成为日本历史中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十五世纪，日本在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发生了应仁之乱。各地方的守护大名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着战争，室町幕府的中央统治名存实亡。在全国性的割据战争中，许多守护大名灭亡了，同时，又有许多武士崛起成为战国大名。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情形愈演愈烈，成为燎原之势。在这些新崛起的战国大名中，又以毛利元就和斋藤道三为突出。毛利元就原来是依附于统治日本中国地方的大诸侯大内氏的武士，社会地位低，但是机谋超群，又极具野心。当大内义隆受到家臣陶晴贤的反叛而被谋害时，毛利元就抓住时机出兵攻击远比自己强大的陶晴贤。在消灭陶晴贤的过程中，大大的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国地方，成为威震日本诸岛的霸主。

斋藤道三原名长井规秀，是一个卖油郎。此人智谋过人，具有雄才大略。他侍奉美浓国（今岐阜县）守护大名土岐氏。1542年春。他突然起兵发动兵变，驱逐了家主土岐赖艺，自领美浓国战国大名。

在原有的守护大名中，也不乏佼佼者。甲信地区的甲斐国（今山梨县）一直由武田氏世领。其大名武田信虎的长子武田信玄起兵驱逐了父亲并取而代之。随后，武田信玄东征西讨，雄霸信浓，成为甲斐之虎。此外，越后的上杉氏、关东的后北条氏、东海道的今川氏、九州地区的岛津氏以及四国地区的长宗我部氏也有出色的表现。

在尾张国（今爱知县），在十六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位出色的英雄，他就是向来被人非议的“尾张大傻瓜”织田信长。1548年，织田信长继承父业成为织田家主。此时，他的势力极其弱小，没有人会在意他。但是。美浓国的大名斋藤道三独具慧眼，断定信长必成霸业。1556年，他把女儿斋藤归蝶嫁给了信长，并要把领下的美浓国作为嫁妆。其子斋藤义龙对此十分不满，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成为家主，并与信长为敌。

1560年春，控制了骏河、远江、三河三国的大诸侯今川义元经过充分准备后，集中了大批军队向毗邻的尾张国发动了战争，并势不可挡地连克尾张数城，兵临尾张国居城清州城（今名古屋市）下，企图打开进军京都的通道。当时，织田信长势单力薄，灭亡只是瞬息间的事，就连他的部将也认为无力回天。但是，奇迹在织田信长手上发生了。5月17日深夜，织田信长单骑率几百名亲兵冒雨突向正在桶狭间休息的今川义元大军，斩下了武勇无双的今川义元的首级。信长的部将们闻讯纷纷赶来助战，一夜之间，3000人的信长军队全歼了来犯的25000人今川军队。“桶狭间会战”改写了日本历史，它把织田信长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1562年，在今川家为人质的松平家家主松平元康（即德川家康）乘今川氏桶狭间会战失败后元气大伤之际，在三河国冈崎城（今爱知县）独立。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结盟，命家康抵御武田信玄的扩张，开始了北伐美浓国，为岳父报仇的征程。

“墨俣筑城”是织田信长从尾张开始向外发展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就是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原名叫做木下藤吉郎，1536年2月4日出身于尾张国中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他体形十分瘦小，出身又十分卑微，人们都轻蔑地称他为“猴子”。童年时期，藤吉郎到骏河今川义元的家臣松下氏纲家中当上了一名家仆。1555年，19岁的藤吉郎经熟人介绍回到尾张到织田家中当家仆。由于他忠心耿耿又聪明能干，得到织田信长的格外喜爱，破格获得了武士名衔，当上了织田家的家臣，成为织田信长帐下的小小步兵头。

藤吉郎成为织田信长家臣后虽然受到了象柴田胜家这样的资深武士们的不断刁难、欺负和排挤，但是。他以自己出色的智慧和才干，从事着大量的民政工作，成绩十分突出，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可以说，织田信长实力的不断增长和藤吉郎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1563年，经过长期准备之后，信长决心夺取斋藤道三赠送的嫁妆美浓国。但是，斋藤龙兴（斋藤义龙的长子）的力量很强大。作为对斋藤氏作战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尾张和美浓接壤的要冲墨俣建立一个战略据点，显得十分必要。但是，墨俣物资匮乏，地势易攻难守，容易受到斋藤氏的攻击，在这里进行旷日持久的筑城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织田信长提出这个计划后，遭到了除藤吉郎以外的所有家臣的坚决反对。但是，信长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先后委派自己最为信赖的家臣柴田胜家和佐久间信盛执行此项任务。但是，由于斋藤氏的武装骚扰，先后两次筑城行动均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木下藤吉郎挺身而出，申请并开始执行筑城。

藤吉郎总结前两次筑城失败的教训，认为在守备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时间是决定性因素。他请出智勇双全的浪人蜂须贺正胜在筑城时司职武装守备。他异地加工好筑城的全部筑城的材料，乘洪水爆发之时，将筑城材料水漂到墨俣，连夜就地进行组装。由于计划周密，措施有力，现场筑城奇迹般的只用了一夜时间就完成了。

“墨俣一夜城”第一次全面地展示了木下藤吉郎的胆略和超人的规划组织才能。从此，这只猴子得到了织田信长的格外信赖。

1568年，织田信长取得美浓国之后将松永久秀驱逐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迎回京都执掌中央政权。随后，他将妹妹织田市嫁给了北近江国的大名浅井长政。北近江国覆盖了日本琵琶湖北岸大片地区，南毗京都，西邻丹后，北扼越前，是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地区。织田信长与浅井氏联姻，目的是为了让浅井长政帮助自己扼守领地的北部地区，自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琵琶湖南岸大片地区的南近江地区推进，实现控制整个近畿地区的战略目标。

1568年到1570年，织田信长在浅井长政的帮助下，夺取了六角义贤统治的南近江地区和北田具教统治的伊势地区，并削弱了控制了近畿地区的三好义继的势力。领地面积和屯田量居日本各大名之首。

织田信长势力的迅速膨胀，引起了足利义昭将军和近畿地区河内、和泉、摄津、山城、大和等国大名的恐惧。1571年春天，足利义昭将军以幕府名义，纠集朝仓、三好、武田、上杉等各国大名以及一向宗宗教领袖本源寺显如向织田信长进行合围攻击，织田信长处于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织田信长决定，邀请浅井长政出兵，自己倾全国之兵直接扑向越前国，消灭朝仓义景，撕开足利义昭将军等设下的包围圈。1571年夏，织田信长军队正在越前的金崎城下与朝仓义景进行苦战，浅井长政突然与足利义昭、朝仓义景秘密签订盟约，并以大量军队攻击毫无防备的织田信长的后方阵地。霎时间，织田信长的军队即将陷入敌方三万军队的包围之中。为了保存苦心经营积累出来的力量，织田信长果断下令撤退。在此危难之际，地位卑微的木下藤吉郎毅然挺身而出，率领数百名士兵殿后，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以几百人的小股部队与数几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战斗，无疑是在以卵击石。藤吉郎使用了大量计谋与敌进行周旋，争取主力部队撤回美浓的时间。

三河国大名德川家康获悉织田信长被围的消息后，立即赶来支援。藤吉郎完成掩护任务后，与家康一起击溃了浅井长政，率领残兵安全撤回岐阜。

织田信长在金岐撤退后，作了短暂休整，开始了征服北近江地区的战争，经过两年的战争，于1573年彻底消灭了浅井长政，直接控制了整个琵琶湖地区。同年，织田信长进军京都，流放了足利义昭，正式结束了日本长达两百三十多年的室町幕府政权的统治，开始掌握中央政权。

战国时代在各大名领地里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农民经济力量日益增强，但封建割据、分裂混战不仅破坏农业生产，加重农民的负担，且由于各国间关卡林立，货币和量制不统一，阻塞了商品流通。因此农民、商人都反对割据，渴望统一。封建主们面对农民起义和市民的斗争，也企图集中力量，排除异己，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

公元16世纪中叶，抱有这种野心和实力的战国大名，关东有北条氏、上杉氏，中部地方有武田、朝仓诸氏，中国（山阴、山阳两道）地方有毛利氏，四国有长宗我部等，但实际上掌握主动权的是一个较小的大名，尾张（爱知县）的织田信长。尾张地处农业先进的浓尾平原（名古屋地区），旧势力弱，小自耕农阶层发达。织田信长一面充实经济实力，一面加强政治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领国内名主、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组成一支以使用长枪为主、配备步枪队的常备兵。他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永禄3年（公元1560年）在尾张的桶狭间（今爱知县丰明市西南）以袭击击溃10倍兵力的劲敌守护大名今川义元。为巩固后方，信长将今川的领地让给三河国（爱知县南部）大名松平家康（德川家康），然后消灭阻碍他占领京都的美浓（岐阜县）领主斋藤龙兴，筑岐阜城，成为织田的军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失去权力的室町幕府和天皇都要求信长攻入京都，恢复朝廷和幕府的地位。信长便借拥立足利义昭作幕府将军的名义，率部入京，掌握了政权。

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年），织田迫使自由城市界屈服。这时，农业发达的近畿地方和界、京都、奈良等富庶城市都已在他手中。他的步枪队是一支无可匹敌的劲旅，元龟2年（公元1571年）焚毁了守旧势力堡垒的比睿山延历寺；两年后迫使不满于傀儡地位而企图和一些大名联合反对织田的足利义昭投降，罢础其将军职，室町幕府灭亡。

织田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是承认从自耕小农收取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因此织田军队有能力离开本根据地长期进行征服政争。其次是掌握了畿内附近的富裕地方。还包括拥有了步枪、大炮等新武器，确保军事上的胜利。此外，织田对战国期的主要社会矛盾——自下起来冲破封建制的民众运动与自上加强封建制的领主运动，以后者胜利的形式来解决。

织田在统一过程中残酷镇压一向宗农民起义。公元1571年至公元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天正8年（公元1580年）攻下本愿寺，又遣部将柴田胜家（公元1530年—公元1583年）扑灭加贺起义，与此同时，继续同各国大名争战。天正3年（公元1575年）他联合松平家康，在长篠（三河境内）——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4年（公元1576年）在琵琶湖畔近江安土修筑了安土城，作为统治的根据地。天正10年11月（公元1582年），全国统一已指日可待，但就在这年6月2日，他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到部下明智光秀的袭击，被迫放火自焚。明智光秀叛变的原因，众说纷纭，如对信长的怨恨、夺取天下的野心、守护朝廷等。近年有史料表明可能是信长要攻打和光秀要好的大名长曾我部元亲所致。本能寺之变是日本现代化运动的一次挫折。

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变爆发，信长身亡。织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后击败明智光秀及柴田胜家，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地位。此后，秀吉经过四国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战，逐步统一日本，结束战国时代。后被天皇赐姓“丰臣”，并受封“关白”一职。由于秀吉的权力中心在京都附近的桃山城（”伏见城“），所以丰臣秀吉的时代被称为“桃山时代”。桃山一词由来是因为元和9年（1623）德川幕府下令废弃伏见城为军事职能之城的属性，并在在该城上种植了很多桃树，后江户时期学者称丰臣秀吉时期为：“桃山时代”。

信长死后，统一事业为部将羽柴秀吉（公元1536年—公元1598年）所继承。秀吉是尾张国（今爱知县）一农民之子，自幼侍奉织田信长，能力出众。天正元年（公元1573年）因多次战功，被提拔为大名，与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同为信长的得力部将。

1577年，织田信长派他的主要战将羽柴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因其继父姓木下而随姓木下。后来加入织田家，非常欣赏织田家家臣丹羽长秀和柴田胜家的才干，在织田信长的首肯下改姓羽柴。独霸日本后，天皇赐姓丰臣，那是后话）去攻占西本州岛（当时称为中国地区）的十二个国。这场与宇喜多家、毛利家（这里指大毛利家族，是毛利家、吉川家、小早川家三家实力的整合）的战争相当胶着，羽柴秀吉频频求援。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他正在备中国（今冈山县）同毛利辉元（公元1553年—公元1625年）作战，闻讯后即同辉元讲和，回师京都。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打败明智光秀，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遭到农民袭击自杀，距信长死11天。天正11年（公元1583年）起，秀吉逐次剪除异己，首先发动近江贱岳之战，消灭织田家臣柴田胜家。并从这一年兴建大阪城（今大阪市），强制各大名离开领地，连同界市商人一并移居这里，将大阪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根据地。公元1584年击败织田信雄并迫使信雄的同盟——当时已控制东海道、甲斐及部分信浓国的德川家康臣服。织田家的继承权战争因此结束，而由于秀吉拥立的三法师（织田秀信）当年不过是三岁幼童，没有管理信长霸业的能力，信长建立的霸权也因此被羽柴秀吉篡夺。同年秀吉进军四国，迫令战国大名长宗我部元亲以全境投降。

天正13年（公元1585年），秀吉征服了最后一个守旧势力堡垒和歌山县的高野山（佛教真言宗的根据地）和纪伊的根来寺。同年迫使朝廷授之以关白之职。公元1586年任太政大臣，更受天皇赐姓为“丰臣”。天正15年（公元1587年）进攻九州，大名岛津义久投降。这一年秀吉在京都建成宏大富丽的官邱聚乐第，围以城壕，宛如宫苑。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他在这里迎来后阳成天皇，召织田信长次子信雄、德川家康等一起表演了向天皇誓忠的一幕。

天正18年（公元1590年）秀吉出征关东，讨伐北条氏一族，包围小田原城，使东北的伊达政宗臣服，然后北进，平定奥羽地方。至此全国统一，战国时代结束。文禄2年（公元1593年）他又使战国时代统治虾夷地区（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遂正式划归日本版图。

158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分封不均的不满并为削弱各个诸侯势力。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进而想迫使朝鲜（公元1589年）、菲律宾（公元1591年）、琉球（公元1593年）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

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朝鲜是中国明朝忠实的藩属国，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19年（公元1591年）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閤”，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作侵略准备。

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界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公元1600年）、加藤清正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

经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昖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朝廷派内斗激烈，以致“人不知兵二百馀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设防。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昖一再退却，逃到义州，并向明朝皇帝表示想要渡过鸭绿江往中国避难。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

时朝鲜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所陷，李昖认识到若没有明朝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光复朝鲜，因此便派几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鲜的使臣们除了向万历帝递交正式的国书外，分别去游说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甚至表示愿意内附于明朝，力图促使明朝尽快出兵援朝。

明军参战

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一当十”，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展开碧蹄馆之战，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

2月，李如松改变策略，于3月初焚烧日军于龙山的粮仓粟数十万，逼使其撤退。此战拖住了日军的大部军队，为明军突袭龙山粮仓赢得了时间。19日，日军因为缺粮，被逼由汉城撤退。5月四川参将刘铤率军五千赶赴援朝，并被任命为副总兵。日军撤退至釜山，此后陆战皆集中在朝鲜南部四道，并以朝鲜勤王军与倭军的战斗为主。日军于6月中旬又攻打朝鲜南部的晋州城，为第二次晋州城攻略战，日军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以部下饭田直景、庄林一心、后藤基次以龟甲车破坏城壁，大部日军涌入晋州城而攻陷，城将金千镒战死。

反战运动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公元1532年—公元1597年）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夫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夫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海作战并举行哗变。

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

当时日军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粮株奇缺，瘟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日明议和

1593年6月，日本因海战失利补给无法送至，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遂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议和。7月，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綎及游击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兵，结果只留刘綎兵防守。9月，朝鲜国王李昖虽上表答谢朝廷援救及助其复国，但是暗中对明日议和却排除朝鲜有所不满，此时日军仍然占据朝鲜南部四道，并牢牢握有釜山城。12月，明朝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

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知道明朝廷绝不可能接受丰臣秀吉的7项条件，所以伪造了“上表，表文中称“深望获得册封藩王之称号”。明万历帝提出了议和条件，代表小西行长赴京的小西如安表示“向天地神明起誓，尊奉此三条要求”后回国。

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十分不情愿，但表面上仍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册封，甚至对万历帝册封诰命中的“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特封尔为日本国王”的话内心恼怒，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第二天还“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但实际上早就在积蓄力量，酝酿再一次对朝鲜进攻。而当时经办与日本谈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瞒蒙混，竭力对万历帝掩盖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妄图侥幸无事。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把中朝使团驱逐出境。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彻底破裂。

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7月末日军发动总攻，经过几次大战役，8月逼近京城附近。

丰臣秀吉于8月18日死于京都伏见城。根据遗命，密不发丧，以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军队撤退，力争最体面的议和。11月19日，日本水军在半岛东南露梁海面上受到中朝联合水师的截击，展开了文禄・庆长战役规模最大的海战---露梁海战。明授朝水师提督陈磷所部、年逾70的老将邓子龙，“意气弥厉”，“直前奋击”，不幸乘船起火，英勇牺牲。朝鲜水师统帅李舜臣为救援子龙，也中弹牺牲。到年底以前，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由于嗣位的丰臣秀赖年幼，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当时最强大的大名德川家康利用政治手段控制大阪城的权力中心，招致和秀吉相同立场的多数大名与丰臣内部文官的不满。1600年，不满的大名在文官石田三成与大名毛利辉元的号召下起兵讨伐德川家康，双方在关原之战中交手，结果德川家康大获全胜，成为全国实际的统治者。1603年天皇下旨封其为征夷大将军，至此进入江户时代。在1614至1615年，德川家康通过两场战役消灭了丰臣势力。丰臣政权在历经了短短三十年的华丽绽放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再一次的分配领土成为实力的标准。作为丈量和评价土地的新的单位，石被设立。1石大约等价于180立升的大米。拥有能生产一万石或更多大米的土地的那些人，被定义为大名。日本全国检地有1850万石（1598年数据），而秀吉一个人拥有其中的200万石。德川家康强大的中本州大名（并不完全受到秀吉的控制）掌握着250万石。尽管秀吉拥有强大的力量并担心家康所拥有的实力，德川家康的位置还是绝对的安全。秀吉试图削弱大名的利益，例如委派德川家管理关东地区，并用可信赖的陪臣包围他的新领土。在大阪的城下町，他将诸大名的妻子和后嗣作为人质，并用姻盟加强封建约束。他利用石体系和检地重新分配全国土地。

1590年，秀吉宣布结束更进一步的阶级运动或社会地位的改变，这加大了农民阶级和武士（只有后者才能佩带武器）阶级之间的差距。

1591年，他有计划的让他的养子秀次当上关白，自己作为太阁摄政。在他生命结束之前，秀吉为了平衡权力，试图建立某种政体并让其正式化：五大老（家康是其中之一），向秀吉宣誓维护和平并支撑丰臣。五奉行，制订日常工作方针和行政上的事务。三中老，维护大老和奉行之间的和睦。

织田信长在其统一过程中，为提高权势，先则利用足利将军家，继则利用天皇权威。

他创造性的发明了军团制，鼎盛时期将征服的领土划为如下几大军团：

为了帮助作战，织田信长向各军团长派遣了寄骑，他们原是信长家臣，派遣后各军团长可使用，但仍归信长控制。后来，在实践中寄骑变得几乎与各军团长家臣无异。

军团制极大地提高了作战效率，但容易尾大不掉，为后来织田政权的覆亡埋下隐患。

丰臣秀吉因自己原有的家臣数量不大，在统一过程中加入家臣队伍的多半是过去 的同僚和前辈大名，加之取得政权时间过短，所以并没有创建自己的幕府，没有取得将军衔，而只是以“关白”名义，君临各大名之上。

丰臣政权的中央机构：在关白之下设五“奉行”，执行政务，由前田玄以、浅野长政（公元1547年—公元1611年）、增田长盛、石田三成、长束正家担任，这5人都是丰臣秀吉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

另任命5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他的政策顾问，无疑这是一种怀柔手段。

五大老的成员：

德川家康

前田利家

宇喜多秀家

毛利辉元

小早川隆景（1597年去世后，由上杉景胜代替）

但是德川家康领250万石，甚至超过秀吉，成为后来丰臣政权短命的原因之一。

为加强中央集权，丰臣秀吉（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对大名实行严密控制。他把自己一族和近臣安置在重要地区，如把养子秀次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弟秀长安置在大和的郡山，把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和山等等，从而把近畿地方巩固起来。与此同时，把那些不可靠的大名调离原来领地，如把原在东海地方拥有巨大势力的德川家康调到关东地方，以便防止大名们盘据原领地独立。作为严密控制大名的办法，他还命令各大名让他们的妻子常任京都、大阪和伏见，作变相人质，并规定大名之间未经批准，不得通婚。

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17年（公元1589年）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界、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3年（公元1594年）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9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

太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閤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

在检地的同时，天正16年（公元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狞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19年（公元1591年）8月丰臣氏发布《身分统制令》，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分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

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岐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

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

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阪。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永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永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

桃山艺术（1573年至1615年）以秀吉在伏见（京都南方）修建城堡的小山为名，在这时期十分繁荣。这个时期，对外界产生兴趣，以大都市为中心发展，商业手工业者地位上升。华丽的城堡建筑和室内装饰，用金叶子修饰的彩绘屏风，表现了大名的实力和财富。外来的“南蛮”（即欧洲人）变得很普遍。

在1577年，秀吉已经占领了长崎，日本与外界接触的主要地点。他控制各种贸易团体，并试图管制全部的海外活动。尽管中国拒绝了他保障贸易特许权的努力，但是秀吉还是成功的把商业使节送到了马来西亚，菲律宾群岛和泰国。他不相信基督教，并且迫害了一些传教士。这可能破坏了大名的忠诚。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中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

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建筑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阪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绘画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的《唐狮子屏风》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狩野山乐、狩野山雪。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

戏剧方面。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町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一名歌舞伎出云阿国创始的。

安土桃山时代与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禅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千利休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