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45年深秋，在上海这座枕江滨海的蕞尔小城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撼动后世的大事。然而这件大事在当时人们的心海间，却没有掀起足够的波澜，因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

道光二十五年，雾蒙蒙的阳光显得幽邃而惨淡。

11月29日上午，一件关于允准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的大字告示，被悄悄地悬挂在了外滩新海关，以履行它必须完成的一道程序：公布于众。若干年后，这件告示被沿用它的不同国籍的人们安上了《上海土地章程》、《地皮章程》、《第一次土地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花样繁多的名目，成为了上海百年租界的一个起点，备受关切。然而在它面世之初，一切都远不如后来这般郑重其事。它是直白而裸露的，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它仅仅是上海道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经过两年的反复拉锯，以个人名义“依约商妥”的一个约定、一件充其量相当于地级市制发的公文而已。档次不高，文本意义似乎更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充分预见到它将给后世社会带来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作为当事人的宫慕久也不能。他曾花费了两年时间，试图拖延或阻止这样的文本出现，他痛恨英国佬的贪婪与得寸进尺，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清王朝举国衰微的颓势面前，他的拖延、阻止，乃至痛恨，悉属狗屁！不接受又当如何？

江苏巡抚孙善宝，还有两江总督璧昌，均已为他统一好了口径，并且笔墨酣畅地批下了两个大字：照准。

清代官制，总督为辖治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官阶从一品，举凡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无所不包。康熙年以后，全国共设直隶、四川、两江、湖广、浙闽、两广、云贵、陕甘八大总督，这一建制如今早已消失，假如类比的话可能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区制比较接近。而巡抚，则为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的省长。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

岂止巡抚和总督，朝廷上下，哪一层哪一环不是风帆直挂、一路放行？但宫慕久清楚，笔墨酣畅并不代表心情酣畅，朝廷这也是出于无奈啊！他所面对的晚清政治，就是典型的“危机政治”，为国家民族千年之所未遇之大变动、大危机。那些表面看来不可一世的皇族贵戚、政治大佬，其实已经丧失了对政治局势的驾控能力，根本弄不明白该如何应对危机，从祖宗成例和儒家教义中，他们找不到可以像驯化百姓一样驯化洋人的有效办法，手足无措，走投无路。从1840年开始，这种忧郁而深刻的悲怆，便荼毒着大清的脑壳与身躯，除了逆来顺受，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历史已经注定，这将是上海不可逆转的一个命运拐点。

（二）如果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那些发生在广州、天津、厦门的战事，和上海的关系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1842年6月爆发的中英吴淞之战，就毫无商量地属于上海人自己的战争了。从6月16日英军炮舰沿吴淞口、宝山一线开打，到6月19日上海城陷落，前后拢共四天光景，上海防区“均已豫备齐全，堪资得力”（两江总督牛鉴之语）的炮台、深港、高岸，以及火枪火炮、大炮抬炮、火箭喷筒毒火等等之类，和号称“布置精密，可打胜仗”（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之语）的战略自信，就被英国海军少将巴驾率领的旗舰“康华里士”号，以及区区十来艘战船和两千之数的英国陆海军打得稀里哗啦，全线崩溃。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军主要凭自造的和购自欧洲的加农炮与英军作战。这种西洋火炮最初在16世纪初的明正德年间由西班牙人输中国，后随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的侵而名震一时。《皇明世法录》有云：“红夷大铳，盛传中国……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这种被称为“红夷大铳”的加农炮也有其明显的短处，管壁厚且短，长度仅为口径的20倍，虽可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短。尽管如此，“红夷大铳”仍惹得吾国军界上下眼馋不已，于明末清初开始仿造，并委托外籍人士担任监制。由于这些监制人大多为目深鼻高、须髯赤黄的荷兰人，被清国人目为“红夷”，“红夷大炮”遂由此而得名。

仿造之物终究难以同原装货抗衡。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西双方的主导火炮都是这种前装滑膛炮，使用的也都是黑火药和球形实心弹，但仿货的铸铁质量、火药配料、膛孔精度，都被打了许多折扣，所以它的射程和命中率都远不及原装货。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针对虎门炮台曾发议论：“大角、沙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寥廓，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

具有政治远见的宫慕久，他清楚地看到英、法等外国势力进驻上海的本质：掠夺。口口声声称开展对等、自由贸易的英、法人，肯定不会与我们进行平等交易，肯定不会守法经营。

为防止外国人骚扰吾民，宫慕久一开始就坚决阻止英国领事馆设在上海城内。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就再也没有挺直腰板真正禁烟，使国外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一些贩卖鸦片的英国商人鱼贯而入进上海。上海开埠的一两年间，凭借走私鸦片发家的怡和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森和洋行、裕记洋行等在中国《上海土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已经陆续登陆上海。这些滞留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都在城内居住，造成了事实上的华洋杂居的局面。

为宫慕久所担心的洋人扰民事端，在开埠后的上海不断滋生。为此,宫慕久坚持把上海城外，港叉纵横的孬地方租给英国人。

对英国人在上海走私鸦片，宫慕久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坚决查处。水上警备部队把情况报到宫慕久那里。宫慕久以自己政府衙门的名义，修书一封，直递巴富尔，要求：请按贵国法律，对贵国运输毒品的商船作出处理。接过这只烫手的烂山芋，巴富尔一时间真的有点懵。按大英律法，贩运毒品肯定属于不赦之罪，可他总不能真的按英律处理吧？可他也不能因为这是运往中国的鸦片就不处理，那将赤裸裸地失去公正。至于巴富尔如何解决这件棘手的问题，我们就不多说了。这反映出了宫慕久处理急难问题的高超水平和能力。

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宫慕久处处时时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上海开埠不久，他即在洋泾浜北设立盘验所，向西洋商船征收进口货税银。1845年10月，法国特使刺萼尼要求归还上海天主教堂旧址，他以超出管辖权为由，给予了拒绝。

1847年，宫慕久升任江苏按察使，为正三品官。

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城市，来江苏的外国人大多在上海，上海的各种案件相对较多，外国人在上海招惹的事端既多又难处理。上海开埠后,一艘美国商船“窝帕来索”号上的一名水手，因擅自登岸打猎，将城外两个农村男孩子打伤。1844年8月，一个姚姓中国基督教徒，因违法乱纪被上海地方官员抓了起来。此人曾在鸦片战争期间为英国人麦华陀做过翻译工作，这件本属于中方内务的一件小事却引来了英国人的出面干涉，他们要求上海道台立即放人。针对类似这样的事件不断出现，江苏按察使的臬署就设在了上海。

宫慕久上任后，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辞劳苦。上任不到一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享年60岁。

宫慕久所处的年代为清朝晚期，此时的清朝官场，老百姓用这样一句话描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这样的大染缸里，他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不肯与贪官污吏为伍，足以看出他品格的高尚。他为官二十多年，家中的田地房产悉如为官以前，这足以证明他的清政廉洁。

宫慕久言传身教，勤俭持家，教育家人本分做人。据传他从上海晋京述职时顺道探家，时其妻正在厨房摊煎饼，因有半盆沫子没摊完，为节省烧柴，竟未能与相别七八年的丈夫相见，这足以看出她勤俭治家的传统美德。

宫慕久官居道台、按察使，可以说是高官了，但他却从不摆官架子。整个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严重，七品官出行,都让衙役鸣锣开道，让街上的百姓回避。而身为上海道台的他，每逢探家，必于距县城七里外凤凰台村下轿，改乘马或步行，以示尊亲重祖。其外祖家在城东大梁庄，每逢省亲，必到八里碑下马，步行二里后到家。沿途遇见长者、垂手侍立道旁问寒嘘暖之后，让老人先行，自己尾随其后。

宫慕久去世后，为表彰他卓著的政绩，高尚的品格，经道光皇帝恩准，在其家门口树起了神道碑。碑正面上书“诰授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宫公神道”。历经160余年，该碑仍矗立在州城桂井子大街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