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佛教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期佛教的形成，由此也使僧伽与居士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部派佛教中，从《阿含经》及有关律典不难看到许多长者居士行善积德、修行证果的事例，从中也反映出佛教界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入世度生的倾向，表明居士的作用和影响增强；而在从大众部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中，反映以居士身行菩萨道、成圣成贤的内容就更多了，如《维摩诘经》、《胜?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经中的维摩居士、胜?夫人、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典型，他们的地位似乎远在作为僧伽象征的舍利弗等十大弟子之上，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这一方面是大乘佛教重视心法、积极入世、超然于形式和教条的思想境界的体现，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居士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的反映；至于密乘佛教则进一步在修法实践上圆融世出世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形式上都打破了僧俗的界限，从而给传统的僧伽与居士的定位和分工带来极大的冲击。

僧人屈从于世俗

3、随着佛教在各国各地区的传播和社会的不断演进，僧人在持戒、求学、修法、管理寺院乃至日常生活等等方面经常会遇到与他们的先辈们大异其趣的境况，尤其是在中世纪以至近代，许多僧人越来越难于保持戒律上的完美、学识上的权威，难于避免修法上的走样、日常生活的俗化，因而自信心降低，或屈从于王权和世俗势力，或遁入山林不问世事。而自身修养的不足及与社会和广大民众的疏远，又使这些僧人对社会问题及民众的疾苦缺乏了解，变得冷漠，很少能给信众做出表率并予以积极的适当的指导。与此同时，广大民众的知识日开，自我意识增强，对佛教和僧人的神秘感及盲目信仰减少，对僧人的修养、学识与处世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这一切都使僧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力日形减弱。明清以至近代这种情况更加凸显。这样一来，居士界纷纷起来弘扬佛法，在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还以不同方式帮助和促进寺院及僧团的自身建设，纠正其种种弊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居士的地位与作用的不断增强，“居士佛教”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至于具体出现于何时，我没有考证，但至少在近代我国就已有了“居士佛教”的提法。其实，在历史上，每当僧人素质趋于低下或过于世俗化、僧团变得日益腐败之际，佛教必然处于衰微或外强中干的状态，一遇变故便岌岌可危。此时社会上常会出现一些大心居士联合某些高僧奔走呼吁，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以挽救法运，往往效果十分显著，令人们对居士的作用不能不刮目相看。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近现代佛教的复兴和恢复，一些正信的大心居士的确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晚清，我国寺院众多，僧人队伍庞大，但素质普遍低下，毫无生气。在西风东渐、国难当头之时，僧界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寺庙往往成为鱼肉的对象，佛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幸有杨仁山为代表的居士界精英大量刻印流通佛经，创办新式的佛教教育，宣讲佛学，提出革新佛教的种种方案，在政界、学界、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支独立于佛教传统僧团之外的令人瞩目的居士弘法队伍，一些人藉此提出了居士也能住持佛教的主张，“居士佛教”这种比较时髦的提法亦应运而生。对此，当年在教界还引起过一番论战。有趣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佛教事业获得全面发展，各级佛学院遍地开花，开办已有十几年，培养出了大批僧才，僧伽素质已非昔日可比，仍有人提出中国佛教应走居士化道路的主张，这本身就值得教界同仁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