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降职到岳州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务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了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展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嘱咐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我看那巴陵郡的美景，全在洞庭湖上。洞庭湖包含远方的山脉，吞吐着长江的流水，浩浩荡荡，宽阔无边，清晨湖面上撒满阳光、傍晚又是一片阴暗，景物的变化无穷无尽。这就是岳阳楼雄伟壮丽的景象。前人对这些景象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虽然这样，那么这里北面通向巫峡，南面直到潇水、湘江，被降职远调的人员和吟诗作赋的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观赏这里的自然景物而触发的感情，大概会有所不同吧？

像那连绵细雨纷纷而下，整月不放晴的时候，阴冷的风怒吼着，浑浊的波浪冲向天空；日月星辰隐藏起光辉，山岳也隐没了形迹；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倒下，船桨折断；傍晚时分天色昏暗，只听到老虎的吼叫和猿猴的悲啼。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被贬官离开京城，怀念家乡，担心人家说坏话，惧怕人家讥讽的心情，再抬眼望去尽是萧条冷落的景象，一定会感慨万千而十分悲伤了。

至于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时，湖面波平浪静，天色与湖光相接，一片碧绿，广阔无际；沙洲上的白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儿或浮或沉；岸上的小草，小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颜色青翠。有时湖面上的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一泻千里，有时湖面上微波荡漾，浮动的月光闪着金色；有时湖面波澜不起，静静的月影像沉在水中的玉璧。渔夫的歌声响起了，一唱一和，这种乐趣真是无穷无尽！这时登上这座楼，就会感到胸怀开阔，精神愉快，光荣和屈辱一并忘了，在清风吹拂中端起酒杯痛饮，那心情真是快乐高兴极了。

唉！我曾经探求古时品德高尚的人的思想感情，他们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古时品德高尚的人不因外物好坏和自己得失而或喜或悲。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不在朝廷做官而处在僻远的江湖中间就为国君忧虑。这样他们进入朝廷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虽然这样，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快乐呢？那一定要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以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路呢？

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对外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这一处境，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后人称之为“庆历新政”。但改革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皇帝改革的决心也不坚定，在以太后为首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压迫下，改革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而非写于岳阳楼。

按照宋代人的习惯，写“记”以及散文一类的文章，本人并不一定要身在其地，主要是通过这种文章记录事情、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古时，邀人作记通常要附带一份所记之物的样本，也就是画卷或相关文献之类的资料，以供作记之人参考。滕子京虽然被贬岳州，但他在任期间，做了三件政绩工程，希望能够取得朝廷的谅解。重修岳阳楼便是其中之一，完成于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为了提高其政绩工程的知名度，赠给范仲淹《洞庭晚秋图》，并向他求作两记，一则就是《岳阳楼记》，另一则是《偃虹堤记》。《岳阳楼记》所述内容有实物可查，然而《偃虹堤记》则无迹可寻。但是在《偃虹堤记》中，欧阳修也同样将偃虹堤描写得具体翔实，相较岳阳楼毫不逊色。因而，便引发了少数学者关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是否去过岳阳楼的争议。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六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就艺术而论，《岳阳楼记》也是一篇优秀的文章。

第一，岳阳楼之大观，前人已经说尽了，再重复那些老话没有意思。范仲淹就是采取了换一个新的角度，找一个新的题目，另说他的一套。文章的题目是“岳阳楼记”，却巧妙地避开楼不写，而去写洞庭湖，写登楼的迁客骚人看到洞庭湖的不同景色时产生的不同感情，以衬托最后一段所谓“古仁人之心”。范仲淹的别出心裁，让人佩服。

第二，记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交融在一篇文章中，记事简明，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议论的部分字数不多，但有统帅全文的作用，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篇独特的议论文。《岳阳楼记》的议论技巧，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三，这篇文章的语言很有特色。它虽然是一篇散文，却穿插了许多四言的对偶句，如“日星隐曜，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这些骈句为文章增添了色彩。作者锤炼字句的功夫也很深，如“衔远山，吞长江”这两句的“衔”字、“吞”字，恰切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简洁的八个字，像格言那样富有启示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丰富的意义熔铸到短短的两句话中，字字有力。

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明代孙绪《无用闲谈》：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然《岳阳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

清代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丈优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类。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

清代顾兖《文章规范百家坪注》：楼迁斋评：首尾布置与中间状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处在临末断遗一转语。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与岳阳洞庭同其广。

清代蔡世远《古文雅正》：前半设局造句，犹是文人手笔。末段直达胸臆，非文正公不足以当之。或问史臣吕本中及朱文公，皆以文正公为宋朝人物第一，何也？曰：魏文会大矣，而本领徽不及；派公诚矣，而规局徽不及。尧舜君民之念，无日不存于中心，事如白日青天；公诚绝伦超群也。

清代林云铭《古文折义》：题是记岳阳楼，任他高手，少不得要说此楼前此如何倾坏，如何狭小，然后叙增修之劳。再写楼外佳景。以为滕公此举大有益于登临已耳。文正却把这些话头点过，便尽情阁起，单就迁客骚人登楼异情处，转入古仁人用心，遂将平日胸中致君泽民、先忧后乐大本领一齐揭出。盖滕公以司谏谪守巴陵，居庙堂之高者忽处江湖之远。其忧谗畏讥之念，宠辱之怀，抚景感触，不能自遣，情所必至。若知念及君民之当忧，自有不暇于为物喜，为己悲者。篇首提出“谪守”二字，本是此意。妙在借他方之迁客骚人，闲闲点缀，不即不离。谓之为子京说法可也，谓之自述其怀抱可也，即谓之遍告天下后世君予俱应如此存心，亦无不可也。嘻，此其所以为文，公正之文欤。

清代吴楚材、吴调候《古文观止》：岳阳楼大观，已被前人写尽，先生更不赘述，止将登楼者览物之情，写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忧乐一段正论。以圣贤忧国忧民心地，发而为文幸，非先生其孰能之？

清代过珙《古文评注》：首尾布置与中间状物之妙不可及矣。尤妙在入后忧乐一段，见得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不以乐而忘。此虽文正自负之词，而期望子京，隐然言外。必如是始得斯文本旨。

清代余城《重订古文释义新编》：通体俱在谪守上着笔，确是子京重修击阳楼记，一字不肯苟下。圣贤经济，才子文章，于此可兼得矣。

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先忧后乐两言，先生生平所持诵也。缘情设景，借题引合，想见万物一体胸襟。

清代唐德宜《古文翼》：撇过岳阳之景，专写览物之情，引起忧乐二意，又从忧乐写出绝大本领。从来名公作记，未有若此篇之正大堂皇者，可想见文公一生节概。

清代李扶九原编、黄仁黼重订《古文笔法百篇》：入手即将题点过，而“谪守”二字，已伏一篇之意。盖谪者多悲而少喜，故将景物随写一笔，即便昂开，提出主意，隐对子京。切定洞庭畅发两段，得宽题走窄境法。末段提出仁人之用心，以规勉之，何其正大。不知此即文正公自己写照也。公为秀才时，尝言“士君子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觉因上悲喜，即便吐露，而忧乐正与悲喜对也。亦岂己所不能而貌为大言乎？楼记发此大议，可谓小中见大之文。看其一结，虚托闪开，作想慕不已之情，冷冷而住，不自任而矜张，不打照子京而寡迹，尤为巧妙绝伦。至中间两对，已早开有明八股之风矣。黼按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心可即境而存，心不可随境而变。其所存于中者大，斯其所遇于外者小矣。文正此记，前半为岳阳写景绘情，经营惨淡，已到十分。而其中或悲或喜，处处隐对子京，即处处从请守著想。故末以忧乐二字，易悲喜二字，归到仁人身上。见得境虽变，心不与之俱变；心所存，道即与之俱存。出忧其民，处忧其君，仁人之心，自有其所以异者存也。通幅不矜才，不使气，使自己胸襟显得磊磊落落，正大而光明。非其存于中者大，而能若是乎？

清代尤焴《可斋杂稿》：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高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图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庆历三年（1043），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庆历五年（1045），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皇祐四年（1052），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学成就突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