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开发处是情报协调局下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它主要由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很多暗杀使用的无声手枪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多诺万源源不断地给罗斯福提供各种情报报告，总统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这时候它的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多诺万预想的高度。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个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至少有10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情报协调局的扩大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总之，拖多诺万后腿的事他们也没少干。

情报协调局（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COI）成立之后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最终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发生。

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结合，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它的正式工作是破坏、谍报、反间谍和部署、实施秘密行动--这些工作成为后来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行动范围。

战略情报局刚成立的时候，美国选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去英国接受专门的训练。

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动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很稚嫩，但都充满热情，认真好学，这和英国情报界的那帮老油子形成鲜明对比。英国人在国内开设了6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教他们基本的谍报经验，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等。

不过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没持续多久，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英国人担心随着美国人实力的增长，最终会压倒英国；美国人则不甘心一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后来的具体行动中，两方经常为活动方式、权限划分等分歧吵起来。多诺万愤愤不平地说：“英国人太专横，拿了我们的飞机和钱，还处处卡我们！”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上校则更为不满：“我们同德国人打仗的时间最长，遭受的苦难最多，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外面生存和活动，可这些可恶的美国佬却跳出来，指手画脚。”但是，不管吵得多凶，双方的合作还要开展下去，只是互相不服气。

在后来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它只在三个国家不搞秘密行动，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英美在情报上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令人头痛的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也是同进退，可谓难兄难弟。

火炬行动

这时华盛顿对北非的形势简直是一无所知。情报的空缺必须立即填补起来。战略情报局迅速接管了美国在北非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委派“一战”英雄、海军陆战队上校威廉·埃迪为负责人。

埃迪拿着200万美元，扩大了先前法国的地下秘密组织，并找到当地的部落和宗教首领寻求帮助，后者出动了上千名信徒帮盟军搜集情报和偷运武器。

埃迪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有关北非海岸的防御工事和法军军力的情报，使北非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得以对作战条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不仅多诺万，就连多诺万的死敌，陆军情报部部长史特朗也对他的情报工作表示赞赏。1942年8月，埃迪去伦敦向盟军领导人汇报情报，负过伤的腿一瘸一拐，胸前挂满勋章，让人心生敬意。 10多万人的队伍，加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给养，规模是十分庞大的。

为保证盟军队伍的动向不被轴心国察觉，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四处散布假消息，说远征军要去法属西非海岸的达喀尔，集结在直布罗陀的大量船只则是为了救援被围的马耳他。德国人相信了这一消息，于是派出专门的空中力量紧盯“开往马耳他的舰队”。

1942年11月8日，火炬行动正式开始，德国毫无防备。守卫北非海港的法国维希政府的海军同样措手不及，不过战斗仍然很激烈。战略情报局乘机指挥法国地下组织举行暴动，埃迪的特工则为登陆的盟军提供地图、带路、介绍重要的设防情况和要塞位置。激烈的巷战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此时7架德国中队的飞机还在几百英里外的邦角半岛上空盘旋，苦苦追赶“开往马耳他的舰队”。

北非登陆以盟军胜利告终， 北非战役使战略情报局的声望大大提高，它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活动力令华盛顿和军方刮目相看。军方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个机构可以成为自己在战争中好的合作伙伴。战略情报局乘机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1943年1月末，12顶降落伞悄然落在缅甸北部的亚热带森林里。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活跃着一支百余人的小队伍。他们是由艾夫勒率领的战略情报局101分队。

101分队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克钦人为骨干，他们以这个人迹罕至的像地狱一样的森林为据点，行踪不定，在整个缅甸搞游击、破坏和营救，神出鬼没，杀敌无数。 多诺万喜欢厮杀和破坏，觉得“搜集情报还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或多或少有点冒险性，在办公室里分析情报和撰写报告就“太无趣”了。

在他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一般人员都瞧不起搞情报的活儿，宁愿去战场上冒险，或者在敌后搞颠覆。这样的工作特点也影响到了日后的中央情报局的走向。

1942年，丘吉尔

1944年末，战略情报局搞到苏联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苏联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密码被破获，仍然在使用）以及约1500份文件，多诺万欣喜若狂。可是罗斯福总统和副总统爱德华·斯瑞纽斯却命令他在不透露来源、不留副本的前提下，将密码与文件交还苏联。多诺万执行了这一命令，但在送还之前，他偷偷地将密码复制了一套。美国后来利用这些副本来破译苏联密码，代号为“维农纳行动”，“维农纳行动”为调查在美国的苏联间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初，多诺万还擅自下了一个口头命令，让手下的人收集分析能透露苏联人在巴尔干的意图的秘密资料。二战快结束时，战略情报局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纸夹”的行动计划，专门搜寻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防止落到苏联人手上。一个名叫罗兹的中尉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个不肯合作的美国上校，上校指责他的做法，并且拒绝交出这些科学家。罗兹竟然掏出手枪对准他，并指挥他的小分队包围了这些科学家。

后来他因为这一鲁莽的行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诺万却很欣赏这样有胆色的举动并为他提供证词和辩护。他表示，罗兹无视军纪的做法令他很恼火，但是他“宁可看到一个有胆量不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中尉，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只顾自己往上爬的下属。”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露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之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没工夫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极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1947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中央情报局必须符合“没有警察、传票或执法力量或国内安全职责”的规定。这一结构导致了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其他情报机构之间以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紧张。

1947年9月18日，中央情报局就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