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香港全境的三个部分（香港岛，九龙，新界）分别来源于不同时期的三个不平等条约。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在英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深圳南头古城在1683年前就成为东官郡和宝安县的首府，可以说是相当于省会级别的城市，开启了宝安作为城市历史的文化大门。

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南海郡的东部和南部划分出来，设立东官郡，宝安县作为郡治（郡府所在地），管辖范围从珠三角直至粤东北和福建漳浦九龙江下游南岸广大地区，其中包括兴宁（今兴宁）、海丰（今海丰）、安怀（今东莞）、海安（今惠丰）、欣乐（今惠州）等六个县。而南头古城作为宝安县县治（县府所在地），管辖范围包括如今的深圳、香港、东莞部分地区、番禺南部、中山、珠海、澳门六个地市。也就是说，当年的南头是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深圳城市文化的根。

名字几经更替又叫回“宝安县”。

“宝安”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几经更替，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名叫“东莞”，得名很可能与“东官”相关，取用“莞”字，据说与当地盛产莞草有关。

公元1573年，明朝万历年间，从东莞县分出一个新安县，辛亥革命后，封建江山覆灭，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了避免与河南洛阳市的新安县混淆，又叫回“宝安县”。这个县名经历了宝安—东莞—新安—宝安的历史轮回。

对于“宝安”这个名字的考证，时下的说法是取“得宝为安”、“去危为安”，这很可能是文人附会。祈福平安的“安”很好理解，对于“宝”的出处，有人认为是指 “宝山”，在如今的东莞樟木头境内有一座银矿，如今深圳本地山中也确有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这大概是“宝”的确凿证据。

自唐朝中期以来，深圳本土属于东莞县，后来随着沿海地区频频遭受倭寇、海盗侵扰，尤其在明朝中期以后，兵灾匪患不断，造成管理上鞭长莫及。因此，经南头乡绅的提议，在广东海道副使刘稳的支持与筹划下，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从东莞县析出一个县，取名“新安县”，宝安故地单独立县，县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的意思。

县治几经变迁最终仍设在南头。

到南朝时期（479~502年），东官郡郡治迁至安怀县（在今东莞境内），宝安县县治依然留在南头古城。到了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东官郡，复置南海郡，宝安县（包括现代的东莞、珠海、香港、澳门等地）改属南海郡管辖，县治所在地不变。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屯门镇，镇治设在今天的南头古城内；唐至德二年（757年），沿用426年的宝安县易名“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至今东莞市境内，南头古城由行政中心转为海上交通门户和军事要塞。

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央政府在南头地区设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即现代的南头古城）；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从原东莞县分出民户7608户，男女共33971口，官、民、灶、僧等田地、山塘共2911顷多，立新安县（辖今深圳、香港）。

清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为防止郑成功反清，禁止沿海居民接应而下令“禁海”和“迁界”，新安县被撤销。直至清康熙八年（1669年），复置新安县，治所在今南头古城。

1949年10月，宝安县解放后，宝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设于南头古城。

修复中的南头古城再现历史沧桑。

一般来说，宝安县作为深圳本土城市历史的开端，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算起，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这里已经形成城市的模样。考古发现东晋时期的护城濠遗迹，可以追溯到公元265年，也就是说，至少在东官郡成立前六年，城郭已然建成。

据《新安县志》记载及考证，现存的南头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相当于在原来东晋时代的城址上重建。南头古城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枕山面海，四周原有濠沟围绕，城垣范围东西最长为680米，南北最宽处为500米。

南头古城内六纵一横的道路网与自然地势完美结合，辟有县前街、显宁街、永盈街、聚秀街、和阳街、迎恩街、五通街、牌楼街、新街等9条街道，故乡民俗称南头古城为“九街”。在修复中的南头古城包括牌楼、南城门、县衙、新安监狱、海防公署、东莞会馆、关帝庙、文天祥祠、鸦片烟馆、接官厅、聚秀楼、义利押当铺、陶米公钱庄等十余处旧址。

南城门的城基原来由黄泥砂土堆筑。南门底宽10米，高4米半。旧城楼已毁，恢复重建的拱形城门上有一块长方形石块，上用小篆阴刻“宁南”二字。关圣帝庙显现了岭南人对于武财神关公的传统崇拜。陶米公钱庄、新安烟馆、义利押当铺等建筑物，再现了清代古城的典型特征。

东莞会馆始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年是在此做生意的东莞籍商人的聚会场所。紧挨着新安县衙的是坐落在中山东街的报德祠，这是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祀庙。

信国公文氏祠是对一代爱国名臣文天祥的深深怀念，而中山东街尽头的古城东门，“制控南疆”四个大字彰显南头古城的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此外，南头古城保留下来的一块“正音碑”非常耐人寻味。从古代盐业基地到海防前哨，深圳本土一直是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带来了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这恐怕是地方官立碑“正音”的初衷。

先秦时期，聚居在广东地区是被称为“南越”(百越的一种)的少数民族，包括壮族、畲族、黎族等。

在南山、西乡等地发现和发掘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原始人使用过的石斧、石矛、石箭、网坠等渔猎工具。还在咸头岭、小梅沙出土了浪花纹彩陶圈足盘，还有几何印纹的陶器等文物。几何印纹陶器、有肩石斧等，具有浓厚的百越民族文化特征的文物，这就是灿烂的史前文化。在原属宝安县的香港元朗厦村乡白泥村出土了体现上古时代中国人太阳神崇拜的日月形陶器。在深圳西乡铁岗水库工地及蛇口鹤地山、盐田大梅沙、笋岗等4处古遗址中，出土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在大梅沙村前的沙丘，采集了一件长6.8厘米、翼宽3厘米、锋尖利，带铤的双翼式箭镞，这是深圳地区首次发现的青铜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的第三次战争之后，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

宝安县曾隶属南海郡的番禺赵佗为南越王，当时宝安为博罗县属。直至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析南海郡东南地域置东官郡.郡辖宝安、兴宁等6个县，范围包括东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带。东官郡的郡治在宝安县的南头城.当时的宝安县辖地大约为如今的深圳市（包括宝安县全境）东莞县及香港全部。据史料所载，南头城是东官郡的行政管理中心，政治和经济地位均极其重要。宝安置县，亦在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属东官郡，因境内有座宝山，山中有银矿。当时的银沙是银子制作的宝贵原料。明嘉靖年间王希文康民

自东晋咸和六年以后，经南北朝，至隋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东官郡被废，宝安县改属南海郡。到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其县治从南头迁移往莞城。这时的深圳虽不再是东莞县治，但从地区行政核心转变为海路交通要塞。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新界潮州刺史韩愈唐玄宗时,南海太守刘巨鳞，曾以屯门镇兵讨平福建海寇，可见宝安在唐朝时已是一处重要的区域和海防要地。到宋朝，宝安不但是中国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更是食盐产区，盐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是较为重要的。县属的东莞、归德、黄田、官富4个盐场，由广东盐课提举司管领。南宋庆元年间，香港大屿山岛民曾发生因私制食盐而与朝廷对抗，以谋反之罪被屠杀净尽的事件。

宋朝的宝安经济发达，直至元朝，辖区所产珍珠十分著名，并作为贡品。主要出产地点有南山半岛的后海和大鹏半岛的龙歧以及香港新界大埔附近的大步海。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严令贡珠，东莞知县詹勖，亲带军士到大埔海采珠。历时数月，只得劣珠半斤，上书陈诉珠产已竭后，皇帝才下令在宝安地域免采。如今大鹏湾的七娘山脚下，建成了全国规模较大的东山珍珠场，所产优质珍珠，远近闻名。宋代末期（公元1277年），元军南下，益王（即端宗）和卫王由福州抵惠州甲子门。公元1278年推进至九龙码头涌道的宋王台小山岗上，继而宋少帝转移到新会崖门，被元兵包围。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日元兵破崖山，陆秀夫负帝蹈海殉国，宋朝灭亡。后来，传闻帝骸漂泊海中，群岛飞遮，义民于是礼葬宋少帝于深圳赤湾。如今，南山区太子山

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宋室危亡之际，组织民众，誓死抗战，后兵败被俘，被押送到深圳珠江口外的伶仃洋观战，目睹南宋的败亡，文天祥感慨万千，写下了传颂千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宝安人民为纪念文天祥，在南头城筑“信国公文氏祠”。据《广州府志》载：“文山祠在城内显宁街，嘉庆丙子知县李维榆建”。祠内正义堂中，安放文天祥的镀金塑像。文天祥的胞弟文璧，与文山同登甲榜，宋朝曾授其户部侍郎，广东总领兼惠州等职，“景炎中，丞相弟璧守惠州，兵至，以城降”。文璧往京见文天祥，拟“与兄同难”，文山公有忠孝之说，嘱弟养母抚后，故弟携家潜至东莞三都六图黄松岗鹤仔园，荒莆筑室。另一说是文天祥的从侄文应麟耻于降元“遁于东莞之东渚，遂家焉”。如今文氏后裔在宝安区的松岗、福田区的岗夏、香港新界的新田和东莞的涌头等地，“子孙繁衍，世泽流长，称为极盛”，文氏族人已有逾万之众。

深圳凤凰古村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后裔聚居的广府村落，广府原居民来新安县较早，较大的宗族例如邓氏、文氏、黄氏、郑氏等在宋代迁入，其他则大部分在元代、明代迁入。

附：《过零丁洋》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朝，在深圳历史上是个重要时期。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宝安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以及大鹏虎门上下川岛，这是宝安在军事发展上的重要时期.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大鹏新城军民与倭寇相持40余天，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时期，在深圳宝安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欧洲殖民侵略之战。公元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取得海外霸权，进行海盗式掠夺。广东海道副使汪金宏率领军队及南头乡佛郎机

欧洲远征舰队东来，西方文化东渐，倭寇与海盗入侵骚扰，民众生活困苦。而东莞县治太远，鞭长莫及，管理困难，深圳宝安南头乡民向粤督请求，朝廷于明

建县后，外地的贫民亦前来开发，促进了深圳的发展，但因朝政腐败，武备疏荒，仍常受海寇及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扰。

清朝初年，为防止郑成功及明代遗民在沿海进行的抗清活动，以及倭寇海盗的骚扰，清政府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实行大规模的“迁界之”，沿海县份，内迁50里。因新安县有近三分之二领地被划入迁界范围，故又曾一度并入东莞县。迁界之时，百姓骨肉离散，颠沛疏徙，死伤枕藉，哀鸿遍野，“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直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新安县领地才全面复界。

康熙八年（1669年），朝廷认识到迁界禁海之弊端，恢复了新安县，同意百姓回乡复业。此时的新安县满目疮痍，土地荒芜、房屋损毁、县城破败。同时，官员们发现，要让离家多年的老百姓回来耕种，恢复以往的人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很多人已经客死他乡，或者失踪多年；一方面，有的人已经定居他乡，也不知道返回家乡是否有田可种。康熙八年到十年（1669年—1671年），三年下来召回的人数不过3149名。康熙十一年（1672年），召回人数比较多，全县人口达到了7121人。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新安县人口是17871人。与此相比，人数缺口依旧很大。

有人土地就无人耕种，商品贸易不兴旺，经济发展慢，财政收入也上不去。新安县鼓励外县人前来开垦荒地，但收效不大，大家都是观望态度。一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署理两广总督何克敏，上书朝廷，提出招募外县人开垦荒地的新措施：一、要为各户开垦的土地立界，避免争端；二、要对农民轻徭薄赋，减轻负担；三、要借给农民一些种子、耕牛等生产资料；四、要放宽招募迁民的范围；五、要奖励招垦有功的官员。凡招募外地农民来本地开荒10顷以上者记功一次，立功者可以升官，招垦不力者以渎职论罪。

诚恳、具体的惠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县人。各地农民，特别是从中原迁到南方的客家人，便从潮州、梅州至江西、福建等地举家搬来。他们集中迁入新安县东部、中部、南部地区和归善县南部地区（今深圳市龙岗区北部），聚族而居，自成村落，逐渐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客籍”村，其特有的语言风俗习惯因此得以基本保存下来。今深圳龙岗、坪山地区的各种客家大围屋，诸如坪山曾氏的大万世居、坑梓黄氏的秀山世居、龙岗罗氏的鹤湖新居、坑梓黄氏的龙田世居等，便是历史的见证。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记载，雍正九年（1731年），新安县的人口为7289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升到32194人；46年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猛增至225979人！村庄增至865个，其中“客籍”村达345个。除了原有的广府人，客家人从此成了新安县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体上来说，客家人多集中在今日深圳东部，如龙岗、盐田、坪山、大鹏一带，而广府人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如宝安、南山、龙华一带。

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毁外国烟商鸦片237万斤之后，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发动民众，训练义勇，布防珠江口，积极做好抵抗外来侵略的准备。在《林文忠公使粤奏稿》中，林则徐曾对九龙、赤湾、虎门一带的形势，作了具体的描写。蛇口赤湾左右炮台是具有实战意义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29年）虎门销烟后，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行凶，打死当地居民林维喜。林则徐在义律拒交凶犯后，为捍卫国家主权，令水师参将赖恩爵进驻九龙湾，后双方在九龙山附近，激战10小时。我方击沉英国双桅巨船和一舢板船，击毙英侵略军17人，并烧毁英商鸦片船多艘。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8月29日，中英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使新安县香港岛被英国占领。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新安县的九龙半岛亦因《北京条约》而割让给英国。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清政府又与英国商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如今的新界租借与英国，为期限99年。自这时起，原来面积为3076平方公里的新安县，其中的1055。61平方公里，被英国强占。

1900年，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在香港、广州等地活动。4月，郑士良与廖毓坤等人进入宝安大鹏盐田的三洲田义合小铺，作为起义根据地。同年10月6日，义军在三洲田马关沙湾，直指深圳，并向惠阳

辛亥革命后，清朝被推翻，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为避免与河南洛阳市的新安县混淆，复称为宝安县，县治亦在南头城。

1949年10月16日宝安解放后因深圳圩接近广九铁路，交通便利、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亦发达，便将县城从南头迁往深圳圩。

1969年，深圳作为宝安县的县治，是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及交通的中枢。1979年1月广东省委发文，撤消宝安县，成立深圳市。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将广东省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试办经济特区。自此以后，这区区3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承载了一个民族变革的重任。今日看来，搞开放搞招商搞民营经济搞资本运营已是发展的常识，但在姓社姓资时常掀起争论的年代，在左的意识形态仍然盘桓不去的年代，特区是在以一己之发展博改革之存亡。

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新安县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公元1914年（民国三年），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县治在南头（址在今深圳市南山区）。

南头古城又称新安古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九街村，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城门为砖石木结构，坐北向南，面阔13.35米，进深10.94米。城楼四坡顶，灰塑浮雕瑞兽脊饰，勾头滴水，檐下有木制斗拱，门额上匾额书“岭南重镇”。当时为广州左卫东莞守御千户所城，至明万历元年（1573年）设新安县后，这里即为县治所在。南头古城主街风貌以广府建筑风格为基调。

以户籍来划分，族群等级的第一级，是“土籍”居民，即广府原居民。“土籍”的意思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本地户口”。广府原居民来新安县较早，较大的宗族例如邓氏、文氏、黄氏、郑氏等在宋代迁入，其他则大部分在元代、明代迁入，时间比较久远，人丁繁盛，取得功名者与任官职者较多，因而田产积累亦较多。

族群等级的第二级，是“客籍”居民。客家人是清代时期迁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废止“迁海令”，全面实施“复界招垦”，下令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其时粤闽赣边山区的客家人正患“人多田少”“土狭民瘠”，广东北江、韩江流域的客家人大批涌入新安县，自此开启了客家人奔赴滨海的历史。

而此类客家人被定为“客籍”，按现在的说法叫“外地户口”。客籍在国民待遇上与“本地户口”的土籍有一定差别。土籍拥有全部国民待遇，既可参加科举，可任各行各业，也可置买田地。而客籍，可任各行各业，可置买田地，唯独不可参加科举。

按康熙时法例，客籍科举必须回原籍参加。因为若不回原籍科举，必会占用当地土籍的名额从而对土籍的权益造成侵害。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让早已离开了故土近百年的客籍再回去数百公里外的原籍参加科举，这其实等于剥夺了“科举权”。虽然，清中期新安县划拨了少许科举名额给予客籍，但基本上来说，客籍难以靠科举晋升阶层。客籍难以科举，于是便难以有功名，便无缘任官职。加上新安县肥沃的土地皆为土籍所占有，清代才过来的客籍只能在山区立足。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客籍就相对贫寒。

除了土籍与客籍，新安县和广东其他沿海地区还有一类居民——疍民，又称“疍籍”、“疍家人”。这是新安县族群等级的最低一级。这类疍民，朝廷不承认其国民身份，按现在的说法叫做“无户口人员”。他们无国民待遇，既不能参加科举，也不能置买田产，甚至连上陆地居住都不允许，终身只能在水中漂泊。不能参加科举，即无缘为士；无田产即无缘作农；不能上陆，连上陆地摆摊叫卖也不可以，就更别说开门店作手工业或经商了。虽然清后期，朝廷允许疍民上陆，也只能在沿海搭建寮屋居住，而其村落（聚居点）仍不被政府承认。

族群等级等的形成，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职业等级造成的。土籍最高可以有士，而客籍最高只能为农，疍籍则只能水上劳作及做些不上岸的经商买卖。在《康熙新安县志》里，对新安县民风则作如下描写：“士励学术而谨，仕进其弹冠膺职者，代多贤声焉。民多农桑而后商贾，凡各市肆贸易係异邑人。邑尚朴诚，不好文饰，少为僧道，少学工匠。器用取浑坚，不尚淫巧。房屋多土墙，但蔽风雨，不尚黝垩。嫁娶重门地，极贫不与贱者为婚。”

历史上，深圳前身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

《新安县志》载村落共857条，其中，本土村落(即广府村落)583条，占比68.1%;客籍村落(即客家村落)274条，占比31.9%。

深圳地区按土籍、客籍划分:《县志》所载位于深圳的村落共539条。其中，本土村落（广府）378条，占比70.1%:客籍（客家）村落161条，占比29.9%。

香港地区按土籍、客籍划分:《县志》所载位于香港的村落共288条。其中，本土村落（广府）181条，占比62.9%，客籍（客家）村落107条，占比37.1%。

东莞地区按土籍、客籍划分:《县志》所载位于东莞的村落共30条。其中，本土（广府）村落24条，占比80%:客籍（客家）村落6条，占比20%。

清朝初期，为抵抗郑成功海上武装力量，实行“禁海迁界”，致使新安县等沿海一带惨遭浩劫。在辅政大臣鳌拜的指挥下，当时深圳所处的新安县原住民被驱赶殆尽。尔后，清廷不得不下诏以优惠政策“复界招垦”。于是，大批客家人从嘉应州、潮州、惠州等地“盛向滨海迁徙”，发展成庞大的客家族群，这便是深圳客家形成的原因，或称“滨海客家”，留下大量客家文化的历史轨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来自嘉应州（今梅州市）。

深圳的客家人大多数来自粤东兴梅地区，即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他们迁居新安县后，大多聚居山区、海岛，如龙华、龙岗、石岩、观澜、大屿山、内伶仃岛等处，有些则徙居到海滨，如沙头角、大梅沙、小梅沙、土洋、叠福等地。当年新安县形成的客家村落，70%是杂姓村，多为同乡好友结伴而来，以嘉应州（今梅州）所属各县为多。现居深圳市坪山区的各客家族谱上，清晰地记录着先祖们的迁徙轨迹，曾、何、李、彭、刘、罗、江、陈、黄等大姓，皆出发于嘉应州（今梅州）。

粤剧

宝安县居民自古就爱看粤剧，而且时常哼上一首半首粤曲。提到宝安粤剧，则不得不提万丰村，它被广东省文化厅命名为“广东省民间艺术（粤剧）之乡”。万丰村迄今近六百年历史，居民有迎神赛会演戏的习俗，每遇祭祀、喜庆、宗族活动，都与演戏相结合，请戏班成为当地的家常便饭。

1974年，原宝安县文化宣传部门组建宝安县粤剧队，后改名为宝安县粤剧团。1979年，深圳将其改组成深圳市粤剧团。宝安、南山、罗湖等地的众多居民是粤剧拥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关内关外各剧院都有粤剧表演，部分村民更会自发搭建戏台，让粤剧戏班为村民唱戏。2007年“万丰村粤剧”被列入深圳市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讲粤语的罗湖、福田、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光明、平湖和大鹏地区的人喜爱粤剧。与粤语镇村相近的客家地区，比如石岩、龙华、观澜、布吉、盐田、沙头角、横岗、龙岗等地原住民，也会对粤剧团巡演到此踊跃买票观看。2023年11月22日，深港粤剧研创交流中心在宝安区成立。

醒狮

历史上舞狮脱胎自唐代宫廷狮子舞，珠三角广府地区舞狮又被称作“醒狮”。大约在清中叶，新安县的多个广府村子都舞起了醒狮。直到现在，罗湖、福田、南山、宝安、光明等地的广府村落，依然有舞醒狮的习俗。目前南山醒狮、公明醒狮、福永醒狮、新桥醒狮、松岗七星狮、黄连胜醒狮等均成为深圳的文化名片。其中松岗七星醒狮成为深圳目前唯一一个正式于2011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醒狮舞。

龙舟

松岗赛龙舟历史悠久，因松岗是文天祥的后裔聚集地，为了传承其精神，从清末开始就有端午期间赛龙舟的习俗，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

舞麒麟

深圳有“东麟西狮”之说，大体是东部客家地区舞麒麟，西部白话地区舞狮子。新年期间，各村麒麟队、舞狮队纷纷到同宗同姓的邻村拜年，联络情感。客家人有麒麟送福入屋的习俗。麒麟从村头舞到村尾，一家一户拜年，屋主鞭炮欢迎，麒麟低着身子慢慢进屋，到厅堂、厨房拜一拜，祈求五谷丰登、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