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倪文俊命令明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当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所以明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秋，明玉珍第二次入蜀贸粮。同年冬，明玉珍自巫峡准备归来。当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在重庆募兵，义兵元帅杨汉率部五千人驻扎在西平寨。

宋天启三年（1357年）二月，宋主徐寿辉命令明玉珍平定西南（现云南、四川）。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三月，明玉珍再次运载大批粮食经巫峡准备回湖北。屯兵四川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五千到重庆，屯兵于江北。当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派遣人招纳杨汉。完者都害怕这五千人不受自己控制，准备把杨汉灌醉了杀死，以收编其部队。后来杨汉识穿其阴谋逃脱，回到自己部下那里，率众将士忿而起兵复仇，未攻克。杨汉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刚好在巫峡遇到明玉珍。杨汉部众对明玉珍诉说了被陷害的事，并且告诉明玉珍重庆城兵备单薄，只有完者都与另一守将，而且与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调转船头，出其不意攻击重庆，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攻下，则全蜀可顺势攻取。明玉珍听闻后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如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明玉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是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日夜兼程向重庆进发。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秋，明玉珍入蜀，平定夔洲（今奉节）、万州（今万县）。明玉珍入蜀后，军纪严明，严禁掳掠烧杀，民众纷纷投奔麾下。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驻扎在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一作明二，原名万胜，湖北黄陂人）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仍未攻克。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一说至正十七年（1357年）攻取重庆，明玉珍率部运粮途中折返，直抵重庆朝天门，守城元军不战自溃。当时蜀中太平日子过久了，忽然看见大批斗船云集，远近骚动。父老迎接明玉珍部众入城，明玉珍下令禁止抢掠，安抚百姓，使城中安居如故，投降的人络绎不绝。元四川行省左丞、参政、重庆守将哈麻秃（也作哈林都）仓促应战，战败被俘，被押送给徐寿辉处置。完者都见明玉珍部队势力强大，连夜逃往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其后泸州归降。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秋（一说1357年），宋主徐寿辉任命明玉珍为陇蜀行省右丞。同年冬，明玉珍部攻克叙南，任广西两江道宣慰使。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明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当时宋政权北方红巾军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王虎、郭成等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明玉珍在普州（今安岳）打败青巾，李喜喜率青巾军退至成都。明玉珍班师回重庆，受封为陇蜀四川行省参政。

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说：“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明玉珍亲自前往拜访刘桢，与他交谈后大喜说：“吾得一孔明也。”明玉珠于是邀请刘桢至舟中与自己共论国事，拜为理问。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六月，明玉珍在普州（今安岳）击败元军将领李仲贤，李败逃成都。明玉珍率部凯旋，宋主徐寿辉加封明玉珍为陇蜀（今陕西、四川）四川行省参政。正值陈友谅图谋不轨，驱除异己之时，明玉珍向宋主徐寿辉上书揭露其罪状。从此以后，陈友谅怀恨在心，派刺客陈亨潜伏重庆，伺机刺杀明玉珍，终于没有得逞。陈亨等乘明玉珍出征广安之机，杀害了员外鲍玉等七人后逃跑。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月，明玉珍遣使进贡于大宋，徐寿辉拜玉珍为骠骑卫上将军、陇蜀省左丞相。并赠赐给明玉珍一只金杯和两枚银锭，被明玉珍一直珍藏在身边，从未舍得动用过。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明玉珍官至奉国上将军、统军都元帅。同年夏，明玉珍在五面山抓住了李君诚，袭击舒家寨，田成、傅德错愕败走。在合州州治西南，郡人董孝文率乡兵抵抗，坚守劫石砰、虎头寨，经数日明玉珍才得以攻克。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陈友谅派使者到明玉珍处讣告，明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编素，为宋（天完）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堪忍”（《玄宫之碑》）。明玉珍又命令其将莫仁寿领兵守夔，不与相通，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明玉珍平定成都、大庆、潼川（今三台县），在铁檠城（今云阳县）击败向寿福。明玉珍平定四川后，并向陕西的汉中进军。之后，明玉珍召集部将商议讨伐陈友谅，将讨陈檄文四方散发，并邀请各路兵马会师三峡。

元至正二十年十月十五日（1360年11月23日），一说为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月十五日，明玉珍受部将拥戴，在重庆继承徐寿辉的衣钵，即徐宋国王位和陇蜀国王位，修宫殿于太平门内，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年号，追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一月，明玉珍命令万胜攻取嘉定，进攻围困九鼎山（今乐山）。同月，明玉珍率军平定播南（今贵州省）、攻克巴州（今巴中），在牛头寨俘虏元将熊文弼，又攻克长宁州（今长宁县）。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春，明玉珍亲自领兵围团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当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被青城农民军所抓，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都是新招募，听闻明玉珍军队到来，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生擒郎革歹和赵资两人的妻子，顺流而归。郎革歹的妻子投江自尽。赵资的妻子来到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四月，赵资的妻子来到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明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于是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明玉珍劝降不成，在大十字街杀了三人，以礼葬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四月，明玉珍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据称帝，他抓住各种机会屡次劝说，明玉珍的心腹大将戴寿、张文炳亦也极力赞同。明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五月，明玉珍攻克嘉定等路，李思齐遣兵抵抗。明玉珍又攻克普州（今安元）、广元等地，各郡县相继前来归附。

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元命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出兵，思齐佯为出兵，旋即退守凤翔。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五月，明玉珍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在国号的称谓上，大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明玉珍和刘桢对此有更多的思考。中国又称华夏，《说文》称夏又指中国之人，在古代还是汉民族的自称，这个“夏”字就有中国之人管理中国之地两层意思；为了和大禹建立的夏朝相区别，夏字前加一大字，再说自大宋朝以来国号前都加有一个大字，使用大夏作为国号非常符合取代大元 的实际情况。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国号寓意深刻。

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十一月，明玉珍举行了祭祀山川的盛典。元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一（1363年1月16日），一说壬寅年（1362年），明玉珍率百官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接受皇帝玉玺绶带，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定都重庆。设立郊社，春秋两季祭祀。追尊四代先祖为皇帝。明玉珍称帝后，今北川、平武一带相继臣服于大夏政权，并接受了明玉珍大夏政权的封号。

天统元年（1363年）冬，明玉珍派遣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跑，万胜获得其人马，立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

天统二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三月，明玉珍命令司马万胜、司寇邹必、指挥芝麻李领兵十一万（号称）攻云南。万胜由叙南（今四川宜寒）界首、司寇邹兴由建昌（今四川西昌）、指挥芝麻李由八番（贵州患水）分三路向云南进攻。当时万胜部实际兵马不及万人（号称数万）；而且是孤军深入，但皆以一当十，十二月八日抵云南，攻占云南首府中庆路（今云南昆明）。梁王孛罗（一名把都）及云南行省廉访司官没有料到万胜兵马杀到，提前两天弃城而逃，至金马山屯兵据守。

万胜占据云南首府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并于第二年（1365年）继续深入大理。万胜初临乌蛮，当地各民族族长纷纷纳粮纳款以供军资；又攻及乌隆，当地守军无不望风而奔溃。一时间，在进军的道路两边，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万胜部秋毫无犯，虽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但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顿时万里皆安。二月，万胜坚持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但另两支大军却迟迟不至。万胜于是遣使四出，告谕招安，每天带着宣牌前来投降的人不可枚举。万胜接着派侍中杨源上表奏闻，并将俘获的大象进献给明玉珍。

天统三年（1365年）三月，《明氏实录》和《平夏录》记为天统四年（五月）乙巳，明玉珍命令万胜领兵攻打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攻克不下而归。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天统三年（1365年）夏四月，梁王部将傅大都率兵出来侦敌，获万胜部将、招安元帅姬安礼，问：“胜兵几何？”曰：“八千。”于是傅大都会合大理段平章（段功）的兵马，攻击万胜部，杀伤万胜部兵士过半，万胜兵败于关滩。这次战役，万胜因为孤军深入，兵士多战伤、疾病，所以难以久驻。万胜于是留建水元帅府聂千户守中庆路（今云南昆明），自己带部分兵马退回重庆。

天统三年（1365年）秋，巴州叛乱，明玉珍命令司寇邹兴攻克巴州，留官镇守。冬，原徐寿辉部下、参政姜珏来重庆朝贡, 命其镇守夷陵。元威顺王侯普颜达失平章率领军队从云南地区前住陕西，明玉珍派遣丞相戴寿追击，追至秦州没有赶上而返回。

天统四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六日，明玉珍积劳成疾，虽百般医治，均不见效，于重庆在病榻前召集群臣说：“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切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国构隙，不然后事非吾所知也，汝等勉之。”话说完明玉珍便逝世了。明玉珍在位共六年，享年三十八岁。群臣尊上庙号为太祖，谥号为“钦文昭武皇帝”。于当年九月六日葬于重庆江北宝盖山睿陵。遗诏太子明升即位。

仿周制

天统元年（1363年），朝廷官制仿周制，设六卿：拜戴寿为冢宰，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管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管工程；向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管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管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管礼仪制度。

仿宋元制

天统三年（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春，夏政权因仿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故玉珍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调整，仿效宋元的官制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分别管理政务和军务。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明玉珍分蜀地为八道。设府、州、县三级行政机构，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天统元年（1363年）夏，开始确定赋税，只收取10%的赋税，而且取消了劳役。没收元朝的牧马地和部分大地主的土地，崇尚节俭。大夏成为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最轻的地区。实行低赋税政策、礼乐刑政、纪纲法度，卓然有绪，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以安黎庶。使人民休养生息，鼓励军队屯田。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明玉珍发行新钱币二种：天统通宝，天统元宝，均为铜铸小平钱。天统通宝为真书，天统元宝为篆书。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多，商业贸易逐步活跃起来。新钱取代了元钞，稳定了物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天统年间，明玉珍发行纸币“益州通行钞”，棉皮纸木刻板印刷。框郭内上栏刻楷书“益州通行钞”五字，左右各有篆书“福民”、“利国”字样。下栏分为三格。右为“工部监印”，中为“蜀郡行使，当制钱贰贯”。左为有关钞法条文：“现值国家初建，民间元气丧失，市面发现钱荒，故令工部监制。印造贰贯钱钞，一律通行使用。便利商民交易，以资周转市面。缴纳国家粮款，均与制钱无异。倘有阻挠伪造，斩首示众不贷。天统元年、月、日”等文字。其真伪有争议。

夏政权建立后，继续开展反元武装斗争。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䕫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天统三年（1365年）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天统三年（1365年），明玉珍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调整，以达到保境自守的目的。命平章邹兴镇成都，平章吴友仁镇保宁（今阆中），平章莫仁寿镇夔关（今奉节），平章邓元帅镇通江，参政江宝英镇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荆玉镇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宣慰商希孟镇黔南，参政姜珏守夷陵（今夷昌）。

为了保证有足够多的知识分子参人国家政权，明玉珍很注重发展教育事业，也注重发现和罗致人才。大夏政权建立后，设置翰林院，内设国子监，又以牟图南为丞相（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接受教育，亦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从皇太子到公卿子弟再到郡县生徒，都可以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

为了扩大大夏国的政权基础，明玉珍仍实行科举制，设进士科，在四川八道举行乡试，精心选拔人才，供各级政府部门录用。乡试合格者，参加由宗伯刘桢主持的会试；又合格者由明玉珍亲自廷试，取中者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仕官的机会。对教学卓有成效的教师，明玉珍也予以拔擢。

天统元年（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秋，廷试进士。赐董壁等八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等不同的出身。

元至正二十四年（天统二年，1364年），明玉珍派遣参政江俨充当使者，通好于吴王朱元璋。吴王派遣都事孙养浩回访明玉珍，自后信使往返不绝。

元至正二十五年（天统三年，1365年）秋，朱元璋派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朱元璋写信给明玉珍说：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闻者得姜珏诰命，文义妥贴。辛卵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灭。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明玉珍接信后，派遣参议江严答聘，其信说：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妹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唯高明谅之。

邹兴：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汤，文明协舜，既念中华之贵，反为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贪残，致生民之困踣。恭行天罚，遂平定乎多方；礼顺人情，即进登于五位。

杨学可《明氏实录》：玉珍当元末起兵，窃据巴蜀，一传而灭，然无大淫虐。

明升《即位诏书》：皇天眷命，笃生我太祖皇帝，恭行吊伐，创业开基，期靖中原，以登至治。顾大业末就，龙驭上升，举国臣民攀号莫及。

方孝孺（一说为杨学可）夏主方有意于据蜀，各郡臣民遗青巾之虐，百无一二。夏主幸致躬行俭的，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赋敛，一方咸赖小康焉。惜不能谨之于始。（大臣们）私家倍于公室，仓帑空虚，不能展其疆界。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不能文词问尽其贤也。”

傅维鳞 《明书》： 风情慷慨，仁心义质，宏图雅节，有足称焉。获据险远，屏绝昏虐，减赋礼贤，文教彬郁，负川锦以为固，控全蜀而称制，要亦偏安之令规，霸者之高烈矣。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明玉珍素无远略，然性节俭，颇好学，折节下士。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国珍首乱，反覆无信，然竟获良死，玉珍乘势，割据一隅，僭号二世，皆不可谓非幸也。

吴晗《朱元璋传》：明玉珍，随州随县梅丘巡检司弓手，后担任牌子头（弓手班长）。机警多谋，身高八尺，体质强壮，性情刚直，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处事公道果断，乐于助人，邻里纠纷爱找他调解，地方上有什么大事，都想听听他的意见。

《剑桥中国明代史》：明玉珍已在1357年举着南方红巾军的旗帜进入四川，并从无能的蒙古防军和北翼红巾军残余土匪手中征服了这个富饶而半隔绝的地区。

明玉珍生前崇尚节俭，殓葬品除随身衣物外，唯一能算作金银珠宝的只有一个金杯和两个小银锭，那还是1359年进见徐寿辉时，徐寿辉赏赐的，明玉珍从未动用过。

从重庆发掘的墓葬得到证明：明玉珍的墓规模不大，随葬品不多，出土的战袍、帛等的质量一般。说明他保持了农民朴素的阶级本色。

明玉珍邀请各路兵马会师三峡后，重庆父老豪杰殷勤挽留明玉珍说：“百姓没有国君，你想到哪里去呢？”明玉珍婉言再三推辞。将士们都立誓拥戴他说：“我们如不全力辅佐你称王，让鬼神都来诛杀我们。”明玉珍这才允从了大家的意愿，答应称王。

（表格参考资料：）

明玉珍的家庭户籍是民户中的农户是无争议的。关于明玉珍出身是否中小地主有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历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明玉珍“有上百亩田地产业，是个中小地主”；又说明玉珍参加元末农民起义是“徐寿辉使人招降，不得已加入红军” （红巾军）。

判断明玉珍是中小地主的依据是：（一）叶子奇著的《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记有明玉珍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弓兵（弓手）是那时州县军事机构检司统辖的士卒，在宋代，“弓手系第三等（户）”，由中小地主担任。（二）元末农民起义初期，明玉珍被推为寨堡军的“屯长” 。

杨学可撰著的《明氏实录》说：“家世以农亩为业。”至正二十年春，明玉珍在一个命令中自称：“予本乡农” 。记载明玉珍祖辈以农为业，本人从小在家务农的史书有：《明太祖实录》：“随州农家子” ;《平夏录》：“家世务农”；《续资治通鉴》：“世家农” 等。

叶子奇著的《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记有明玉珍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元代“弓手” 是服徭役性质，按法令规定应由中等人户承担，但中等人户（中小地主）用各种手段转嫁给自耕农民。《元史·崔彧传》说“大都（帝京）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 。《元典章》也说：“凡有公家差役，交无力小民替代” 。

庄燕和认为：在明玉珍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前，应是一个农村“贫民”或“无力小民”，一个为中小地主顶替徭役的自耕农。称明玉珍“有上百亩田地产业，是个中小地主”，纯属虚构，《元史》、《明史》及其他史书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定明玉珍为“中小地主”，不大合乎史实。

明玉珍参加农民起义的情况有种种不同说法，《明氏实录》记载，明玉珍参加红巾军是在徐寿辉的威迫之下而想“保护乡里，不得己从焉”。但重庆出土的《玄宫之碑》中记载为：“元末天下大乱，英雄崛起，生民无所依赖。岁庚寅，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明年，太祖（明玉珍）杖剑从之” 。说明明玉珍是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农民起义。

明玉珍22岁加入红巾军后直至入川建国，这一时期的宗教观念应当受到红巾军宗教派系的影响。剑桥学者说似乎是以佛教为主；日本吉冈义丰等学者认为弥勒佛教系。有一个无争的事实是明玉珍是为保全乡里而屯兵，他不是带的某宗教派系的教徒，而是千余乡勇参加红巾军的。如果要把他归属到某个宗教派系里面，那就是学者们分析他所在的部队的主流派系了。从典籍记载和学者们的讨论情况看，有9种说法：

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后，明玉珍自称“陇蜀王”。其时间诸书大多记为庚子岁（至正二十年，1360年），或说五月，或说八月，或未书月份；也有史籍如《平胡录》《鸿猷录》《元史》作壬寅岁（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元史·顺帝纪》更确指为五月辛卯日（二十七日），各说不一。《玄宫之碑》记载：“以其年（按即庚子岁）十月望日即国王位于重庆之行邸。”即至正二十年十月十五日称“陇蜀王”。

黎邦正认为明玉珍不善于用人。宿州（安徽宿县）人傅友德，开始参加了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后随李喜喜入川，“归明玉珍，玉珍不能用” 。1361年8月，傅友德率部投朱元璋，朱元璋“一见奇之，擢为将” ，以后累立战功，特别在攻打四川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元璋“手制《平蜀文》有‘傅（友德）一廖（永忠）二’之语”。 对比之下，明玉珍重用的吴友仁，当明玉珍死后，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与元朝地主武装李思齐、张良弼相通。以后又专恣弄权，加速夏政权的灭亡。

明玉珍重用元进士刘桢。黎邦正认为：明玉珍在刘桢等人封建思想影响下，采用了元封建政权的一套组织机构，使农民政权逐渐变质。有的农民军将官，受封建思想的熏陶而变了质。明玉珍死后，其子明升年幼，问题更为突出。“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 。张文炳、万胜、明昭的互相仇杀，内部的不团结，新贵们强占土地与庄户，改变了农民政权的性质，削弱了农民军在人民中的威信，使失败成为必然。

关于明玉珍称帝、建立大夏政权的时间和“天统”纪年的问题，文献所载较为纷乱，且与《玄宫之碑》载出入很大。

《平夏录》记载：“以壬寅（1362年）春三月即位于重庆。”《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明太祖实录》、《国榷》作“壬寅三月己酉”，即三月初三；《明氏实录》：“天统元年、壬寅，春三月戊辰（按为二十二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并以这年为天统元年，把明玉珍的卒年（丙午、1366年）记为天统五年，即天统年号共五年。《明史·明玉珍传》也记载：“以二十二年春僭即皇帝位于重庆。”《湖北历史人物传》《辞源》等皆持1362年说。

明玉珍称帝、建立大夏的时间，《玄宫之碑》云：“癸卯岁，正月朔旦，受皇帝玺绶，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历曰先天。”则为癸卯岁（1363年），而不是上引诸书所说的壬寅岁（1362年）。

以1362年为天统元年，把明玉珍的卒年（丙午、1366年）记为天统五年，即天统年号共五年。这就与《玄宫之碑》所记大相径庭。《玄宫之碑》记载立石时间为“天统四年”，即明玉珍逝世的那年（丙午、1366年），则天统年号只有四年而非五年。

也有另些史籍所载年代与《玄宫之碑》相合，《平胡录》：“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其龙凤九年、汉大义四年、蜀天统元年也，春正月，玉珍称帝，改元天统。”《元史》亦云：“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四川明玉珍僭称皇帝，建国号曰大夏，纪元曰天统。”

至于大夏政权建立的日期，诸书或作三月己酉（初三）、正月初一、四月初一、三月初一、三月戊辰（二十二日）。《玄宫之碑》明载“正月朔旦，受皇帝玺绶”，即正月初一。

《玄宫之碑》是明玉珍逝世的当年，由其宗室和大臣所立，是最原始的记载，称帝日期和天统纪年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