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成功挽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等处领土。6月14日，曾纪泽迁宗人府府丞，8月5日清廷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之职。8月19日，完成《中俄改订条约》的换约。

1882年1月27日（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领旨续任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三年。5月3日，抗议法军侵占河内，5月6日进一步要求法军退出河内。5月31日法国外交部做出法越之事无须中国过问的回复，曾纪泽又于6月14日予以驳斥，称其“乃无根之言”。12月4日，会晤英国外相，谋求调停中法越南冲突。

1883年（光绪九年），受命开始与英国商谈鸦片厘税并征事宜。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不断抗议法政府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与法人争辨，始终不挠。又疏筹“备御六策”。虽在病中，犹坚守岗位，进行斗争。

1884年（光绪十年）4月，由于李鸿章的建议，曾纪泽被免除驻法大臣之职，5月交接，仍为驻英、俄大臣。11月20日补授兵部右侍郎。

1885年（光绪十一年），镇南关大捷后，曾纪泽着眼于中法国力的客观差距，改变主战的观点，电请清廷议和以尽快体面地结束中法战争。6月，清廷令曾纪泽卸任出使英俄国大臣之职，回京供职，而以刘瑞芬代之。交接前，曾纪泽继续履职，在英国订造“致远”、“靖远”舰，并于7月18日与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尔斯伯利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口岸，每百斤须完纳进口税30两及厘金（最多80两），此后于中国内地行销不再征收任何捐税；此举为清政府每年增加烟税白银数百万两。

1886年（光绪十二年），奉命先后正式交卸出使英国大臣、出使俄国大臣之职，并于同年底回国，途中曾谒见德皇威廉一世等人。同年12月11日抵京，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海署）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旋为兵部侍郎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译署）。在译署，他坚决反对葡萄牙割占拱北地区，获成。同时，仍在海署帮办海军事务，曾会同李鸿章等制订《北洋海军章程》，并为海军经费问题呕心沥血。

1887年（光绪十三年）1月，曾纪泽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在英国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2月15日，调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6月12日，至同文馆考试六部保送出国游历的人员。

1888年（光绪十四年）7月28日，任户部管理三库大臣。10月10日，兼署刑部右侍郎。11月30日，上奏请求继续兴建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线，遭遇阻力。

1889年（光绪十五年）1月30日，再次以海署名义上奏，驳斥停建津通线铁路的论调，指出铁路对于国防、河运、商货、矿产、行旅等的益处；后经张之洞主张，改为兴建芦汉铁路。他还推动北洋派员参加当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保护行海船只万国会”的成立大会。3月30日，受命管理同文馆事务，任内改善教学秩序。8月31日，兼署吏部左侍郎。

1890年（光绪十六年）4月12日，曾纪泽在北京台基厂寓邸中病逝。4月14日，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少保，照侍郎之例赐恤，旋即赐谥“惠敏”。

参见主词条：《中俄伊犁条约》

左宗棠进军新疆消灭阿古柏政权后，伊犁仍被沙俄占据。1878年（光绪四年），清廷派崇厚为特命全权大臣，赴俄国交涉伊犁问题。7月崇厚在俄国官员的威胁和欺骗之下，擅自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中国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 经权衡，清廷将崇厚撤职并交给刑部严加惩处，改派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赴俄与沙皇政府重新谈判。

1880年（光绪六年）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大臣，与沙俄谈判修改崇约。他高度重视伊犁的重要性，并在对俄谈判前对“分界、通商、偿款”三个方面作了权衡，认为：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种是要“长守不渝”的，即分界；一种是可以“随时修改”的，即通商。所以对分界“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方面，“则宜从权应允”。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沙俄首都圣彼得堡，受到沙俄政府冷遇，甚至被质问谈判资格（崇厚为头等出使大臣、拥有全权，而曾纪泽为二等出使大臣，当时也没有全权）。曾纪泽驳斥说：根据西洋公法，无论头等二等，纵使都称全权，但也都不能违背国家之意专擅行事，订约必须国家批准；崇厚专擅行事，违背中国国法，也不合国际公例，所以不能承认。谈判得以开始后，曾纪泽争取主动，提出事先拟好的改订新约要点。俄方对相关要求十分不满，多次以终止圣彼得堡谈判甚至发动战争相威胁。曾纪泽针对沙俄战争讹诈，表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鄂(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

曾纪泽与格尔斯、布策等俄方代表，“往返诘难数十万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达成《中俄改订条约》。与崇厚所签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为沙俄强行割去，并且对俄赔款增至九百万卢布，但取得如下成果：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予收回，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取消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成功改约使曾纪泽广受赞誉，但他自己却在书信《复陈俊臣中丞》中表示：“上年改订俄约，收地未全，内疚方深。都门士大夫以为稍补苴前约之绽漏，不复苛责。来书亦引为弟功，过垂奖借，读之益增愧耳。”

除对俄外交外，曾纪泽在对英法外交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烟台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和左宗棠均曾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商谈增加鸦片厘税，未果，谈判事宜交曾纪泽。曾纪泽运用对鸦片贸易的国际舆论谴责以及1880年美国与中国订约绝不以鸦片为贸易品等情事，使中英两国于1885年达成《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洋药（即鸦片）进口关税仍为一担30两，但厘金增为80两，两者共合110两。此举为清政府每年增加烟税白银数百万两。

此外，曾纪泽还参与了英国强占缅甸、法国侵犯越南等问题的对外交涉，以及向英国订造“致远”、“靖远”等舰事务。他关心外交诸事，如驻外领事部署，何地当设，何地宜缓，何地不应设，都随时向译署提出建议；又如，他改进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电报通讯的办法。出使英法后，他还长期关注朝鲜问题，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有关朝鲜释放法国传教士问题、巨文岛事件以及朝俄密约等问题的交涉。

从英法卸任归国后，曾纪泽又在译署参与中英西藏谈判，坚持用通商换取英国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承认，达到目的；在中法订立边界、通商、连接电线章程的问题上，他也努力争持。

在欧洲期间，曾纪泽善于观察和总结，多角度体认西方：他与万国公法会友屠爱师一起研究国际公法；从勒色朴斯那里了解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工程；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聆听学术报告；同牛津汉学教授理雅各讨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等等。他特别注意西方国家“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甚至从英国的用地规划和城市建设中，联系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得出了这样的感慨：“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可谓爱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意。”他指出：“与民同乐，则民不怨。”

曾纪泽一生成就以外交为主，尤因《中俄改订条约》而广受称赞。对此约，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评论道：“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法国驻俄公使商西、法国籍军官日意格也就此表达赞叹。左宗棠也评价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曾纪泽努力学习国际政治与外交知识，尤其是能够运用国际法，同时又有深厚文化底蕴，能言善辩，个人品质上又果断勇敢，具备外交家的素质和风度：这些是其长处，也成为他成功的因素。

由于欠缺系统的外交教育，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深邃性不足，带有传统儒学的惯性，对外交的作用过于夸大；在一些具体的外交活动上，曾纪泽也有言辞不当等的失误。再有，曾纪泽按中英既有共识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虽然为清廷增加了收入，却也设定了清廷对鸦片征税的上限，并使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关税主权。至于被认为成功之作的《中俄改订条约》，对中国也仍然是不平等条约，其部分的成功则是与当时相对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分不开的。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就伊犁谈判评论道：“崇厚擅定俄约，误国甚矣。纪泽继之，抗议改正。其时国势犹足自申焉。”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也说：“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于左无与？……外交以兵力为后盾，微左公之预筹战备，隐摄强俄，虽如曾袭侯之善于应对，能折冲樽俎乎？”

瑕不掩瑜，曾纪泽兼具学习西方的开放思想和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在近代中国成功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国家权益，推动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发展，也抨击了西方强权外交、提高了中国声誉，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左宗棠（清代名臣）：窃见出使英俄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承袭一等毅勇侯曾纪泽，博通经史，体用兼赅，于泰西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奉旨出使，于交涉事件随时执中，宽而有制。内则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违亲；外仍慎与国外交之义，志殷补衮。当其随任时久，与文武豪俊相结纳，鉴别详审，均有以得其心。若畀以疆圻重任，必能肃海防而戢群族嚣凌之气。现在两江督篆需才甚殷，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也。（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日《遵旨保举人才折》）

格尔斯（伊犁谈判俄方代表之一）：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知识。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李鸿章（晚清名臣）：①该侍郎受任于危难之际，力为其难，竟能废已定之成约，折无厌之要求，易危为平，卒归于好。不惟界务商务保全实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关，尤非浅鲜。②力持正论，法人畏避其锋，至不敢复与议事，一时海内传诵，翕然以为正论之归。③······至今岁入款二百万两，且使洋药厘重价昂，吸食渐少，暗消隐患。④力疾趋公，犹复长虑却顾，情溢于言，其忠爱之诚，临危不改，实为国之荩臣。（于曾纪泽去世后，分别评论其中俄伊犁谈判、中法越南谈判、中英鸦片厘税谈判以及筹商朝鲜事宜等事）

俞樾（清代学者）：①文正公薨、惠敏公嗣，又继之以雄才伟略，为国家宣布德意，奋扬威棱，谈笑樽俎之间，折冲万里之外，将天之钟美于曾氏乎，乃天之笃祜我圣清也。②公合中学西学而成一家之学，宜其所树立者大也。（《曾惠敏墓志铭》）

薛福成（晚清思想家、外交官）：光绪初年以来出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

严复（晚清、民国思想家）：①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②喜为轻藐鄙夷之事。③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郭嵩焘日记》）

丁韪良（同文馆总教习）：①他相貌平平，身体柔弱，然性格刚毅，智力超常。②曾英语口语流畅，但不合语法，阅读、写作总有困难。但他知道的那一点英语使他在社交活动中大占优势（而社交是外交活动的一半），并使他成为中国派驻外国首都最有才干的使者。③曾侯爷作为政治家，无论在海外代表他的国家，还是在国内参政议事，都表现出中国人最好的素质——谨慎、忍耐与坚强。④在英国，他成功地增进了业已良好的关系。在法国，他在艰难的形势下维护了国家尊严。在俄国，他受益于遣人的错误，大胜而归。他不高兴被人提醒他差点儿摊上了崇厚的命运。九年之后，他回到北京，成为现代中国派遣的最成功的外交官。一个好的迹象是，政府任命他在总理衙门任职，表现出愿意得益于他的经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推动改革的努力是多么的徒劳。

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如曾文正、惠敏父子，丁雨生中丞，洞彻洋务，皆由亲身阅历而得。（《报贝元徽》）

梁启超（晚清、民国思想家）：身临危难，无一失体。

钱基博（近现代文史学者）：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

萧一山（近现代历史学家）：①曾纪泽是我国当时最了解国际形势的外交家。②对使俄换约“不矜不伐，操心虑患”的态度，真不愧为曾文正公之子。（《清史大纲》）

唐振常（现代历史学家）：从一种意义上说，奕䜣、李鸿章以至于驻外使臣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等，是我国的第一代外交家，然而，他们都不是职业外交家。……如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三人，可算有眼光、有成就的外交家，……曾纪泽出使英、法，兼使俄，修订中俄条约有成，赫然一功。回国后，尽管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为时不长；而分别参与和法、英的有关谈判，实是临时性质，本职工作实在内政上转来转去。……因此，可以这么说，清末，有了第一代外交家，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家。

在外出使期间，曾纪泽出席了不少正式外交场合，发现西方国家爱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然而泱泱中华，几千年来那么多诗词曲赋，却找不到一首歌作为大清的代表。

思来想去，曾纪泽开始着手谱制一首曲子，想把它作为“国调”。曾纪泽和其夫人刘氏皆通音律，在夫人的帮助下，这首“国调”很快就完成了。曾纪泽把这首曲子叫做《华祝歌》，歌词部分原文是： “一统旧江山，亚细亚文明古国四千年！最可叹：犹太、印度与波兰，亡国恨，谈之心寒!”据考证，该歌曾作为国歌在1884年伦敦世界卫生博览会上演奏。

在《华祝歌》之前，曾纪泽还曾请德裔英国作曲家本聂狄克（Sir Julius Benedict，1804-1885）协助完成《普天乐》一曲，并于1882年将相关信息发表在英国杂志上。据薛福成记载，1887年英国外交部曾询取“中国国乐乐谱”，刘瑞芬交予曾纪泽所作的《普天乐》的乐谱，或即此曲。《普天乐》也被研究者廖辅叔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国歌。

1887年1月，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了曾纪泽用英文写就的、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观点的文章《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国先睡后醒论》），是中国近代早期少见的一篇外交专论，其中指出外来的侵略适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对民族振兴满怀信心。但曾纪泽并没有将中国描写为“睡狮”。到了1898年，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里一篇题为《日人大泽龙论中国情势》的日文文章里，曾纪泽的说法被描述成了“曾纪泽尝比支那于眠狮”。1899年，梁启超在《动物谈》一文中又将曾纪泽提到的先睡后醒转成了“睡狮”一词，“中国睡狮说”逐渐流传。实则无论曾纪泽还是后来传言甚广的拿破仑都没有这种说法。

父亲：曾国藩

叔叔：曾国荃；曾国潢；曾国华

表叔：彭毓橘

长兄：曾纪第，早殇

弟弟：曾纪鸿

妻子：贺氏（原配），贺长龄之女，因难产早逝；刘氏（继室），刘蓉之女。

儿子：曾广铨（1870年生），兵部员外郎，曾纪泽养子，曾纪鸿三子，官至外务部左丞；曾广铭（1871年生），出生六个月后夭折；曾广銮（1873年生），督察院左副督御史，袭封侯爵；曾广钖（1879年生），八岁殇逝。

女儿：曾广璇（1860年生），适李瀚章之子李经馥；曾广珣，适吴永（1865-1936）；三女早亡（1869年夭折）。

孙子：曾约农，教育家，为东海大学在台复校后首任校长。

孙女：曾宝荪

曾纪泽撰有《佩府韵求古篇》《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臆说》等，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汇编刊印其奏疏6卷、文集5卷、诗集4卷、出使日记2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点校后更名《曾纪泽集》，由岳麓书社出版。

此外，岳麓书社还曾于1999年出版《曾纪泽日记》上、中、下3卷。

曾纪泽墓于2010年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被发现，当时墓葬已遭破坏。墓坐东朝西，呈半环形布局，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原由墓冢、墓围、墓碑、拜台、石阙、神道、石像生组群、墓庐、龟背石石碑等构成，规模宏大。其中墓冢为糯米混瓷浇筑，其余建筑均为花岗石材质。该墓葬对研究曾纪泽生平及其家族变迁，研究晚清湖湘历史，以及晚清时期的丧葬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列传二百三十三》

《清史列传》第八册第五十八卷

蔡东藩《清史演义》第八十回

冯惠明《大清公使曾纪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