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最初的官制，设置总裁、议定、参与王职。总裁由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就任，总理国政；议定由皇族及诸侯就任，参与由推行维新有功的公卿和藩士任命，显示当初朝廷和雄藩联合政权的特征。翌年，因政体书的公布，太政官废藩置县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就任，事实上形成明治政府的中心势力。

明治维新，是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东南雄藩的武士推动的，故维新后即由他们掌握新政府的实权。这时，当权派的岩仓具视废藩置县、征兵制度、以及其他剥夺士族特权的各种改革，必须以征韩的军事行动来安抚士族的不满，他企图以外征得胜后的军事余威，回过头来夺权改造国内政治，树立士族为中心的军事独裁政权。他的思想，以后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及右翼思想的蓝本。板垣也认为应该以征韩来满足士族的要求，并想利用此一机会在国内扩大政治权力的参与，以打破萨摩、长州

木户孝允、岩仓具视江华岛事件，接着便迈向甲午战争。这充分证明当时的征韩论者和反征韩论者，或武断派和文治派，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是权力斗争的权宜之策和时间的先后而已。

西乡隆盛，旋即下野回萨摩故乡，集结士族，开设私立学校，建立军阀势力，待机夺取政权。

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

《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是了解板垣等民权扩大论者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特译出其全文，以飨读者。

“臣等伏察，方今政权之所归，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夫有司上不可不尊帝室，而帝室渐失其尊荣，下不可不保人民，而政令百端朝出暮改，政刑成于私情，赏罚出自爱憎，言路壅塞，困苦无告。夫如是而欲天下之治安，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因循不改，恐致国家土崩瓦解。臣等爱国之情不能自已，乃讲求振救之道，知唯在张天下之公议。张天下之公议，唯立民撰议院耳。如此，则有司之权有所限，而上下相安，同受其幸福也。请逐次陈之。

夫人民对政府有纳税义务者，则对其政府之事有与知可否之权，是天下之通论，实不待臣等喋喋赘言。故臣等窃愿，有司亦不抗拒此大理。

今拒立民选议院之议者曰，我民不学无识，未进开明之域，故今日立民选议院应属尚早。臣等以为，果真如其所言，则使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即在立民选议院。何则，今欲使我人民学且智，而进于开明之域，即应先保有其通议之权，使之自尊自重，而起天下忧乐与共之气象，使之参与天下之事。如是，人民安其固陋而自甘不学无识者，未之有也。而今自待其学且智、自入于开明之域，是殆等待百年以俟河清之类。论者甚且谓，今遽以立议院，是不过集天下之愚。噫，何其自傲之太甚，而蔑视人民如斯乎?有司之中，智功固有过人者，然又安知无学问识见并未过人者?盖天下之人，不可如是蔑视，若可蔑视，有司亦岂非其中之一人乎?然则，均是不学无识也。仅为有司之专裁与张人民之舆论公议，其贤愚果如何。臣等谓，有司之智视之维新以前，必有所进者。何则，人之智识，亦必因其有所用而进。故曰，立民选议院，是使人民学且智，而速进于开明之域之道。且夫政府之职，其宜以为目的者，在使人民得以进步耳。故草昧之世，野蛮之俗，其民勇猛悍暴，而不知所从。今我国既非草昧，而我人民之顺从，且为过甚。然则，今日我政府宜以为目的者，乃立民选议院，使我人民起勇往敢为之气，并知分任天下之义务，而得参与天下之事，则阖国之人，皆同心焉。

夫政府之强，何以致之，天下人民皆同心也。臣等不必远引旧事证之，且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以验之。我政府之孤立何其岌岌乎危哉，而我政府之变革，天下人民为之忧乐者几何?实不啻未为之忧乐也。天下人民漠然不知之者，十居八九，唯惊于军队之解散耳。今立民选议院，则政府人民之间，真情融通相共，合为一体，国遂以强，政府遂以强。

臣等既就天下之至理究之，就我国今日之情势言之，就政府之职责论之，及就晚近十月政府之变革验之，则臣等愈笃信臣等之说，切谓今日使天下振起之道，唯在立民选议院，张天下之公议而已。至其方法等之议，臣等不必在兹言之，盖十数张纸不能尽之者也。但臣等窃闻，今日有司籍持重之说，事多务因循，视世之言改革者为轻率改进，而拒之以尚早二字，臣等请辩之。

夫云轻率改进者，固非臣等所解也。若以事出仓卒者为轻率改进，则民选议院乃事出郑重者也。有司各部省不知，而变更之际，诸事失本末缓急之序，以彼此之措施不相类者为轻率改进，是国无定律，有司任意施行也。有此二者，适足以证可立民选议院。夫改进者，天下之至美，事事物物均非改进不可为功，然则，有司不能罪改进二字，其所罪者必止于轻率二字而已。

轻率二字，与民选议院未相关涉也。尚早二字于立民选议院，臣等不独不之解而已，臣等之见且与之相反。何则，今日立民选议院，尚恐有待时日，而后始期至于完备。故臣等一日唯恐其立之晚，故曰臣等之见且与其相反也。

有司之说又云，欧美各国今日之议院者，非一朝一夕设立之议院，其进步乃渐以致之者。故我今日，不得卒然效之。夫进步以致之者，岂独议院哉?凡学问技术机械皆然。然彼积数百年之久以致之者，盖前无成规，皆自行经验以发明之。今我择其成规而取之，奈何不可企及耶?且必待我发明蒸气之理，然后始得用蒸气机械，必待我发明电气之理，然后始得架设电线乎?政府应可下手从事也。

臣等既已辩明今日我国所以应立民选议院，及今日我国人民进步之程度堪能立斯议院，则有司之拒之者不得有所借口矣。立斯议院者，乃欲伸张天下之真理，立人民之公论通义，鼓舞天下之元气，以上下亲近，君臣相爱，使我帝国振起，保护其幸福安全也。请予择之为幸。”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上卷，19?24页，日本雄辩曾，1928年。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之发展》，10?13页，雄鸡社，1948年。

加藤弘之，则以为民智未开，时期尚早，而反驳民选议院的设立是一种空疏的理论，不切实际。

板垣等提出民选议院建白书，而组织爱国公党之后，未掌权势的士族即相竞唱和板垣的自由民权论，影响所及达于全国各地，藩阀政府不得不讲求镇压的手段。这时爱国公党一分子的江藤新平，因操之过急而参加1874年的佐贺士族叛乱，被捕枭首示众，于是爱国公党就昙花一现地自然消灭了。

卢梭的民约论、边沁的功利说等，倡导人民有天赋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唯有伸张民权，日本帝国始得强盛。于是，不得志于中央，不满藩阀政府专制而垄断政权的志士，云集土佐，受自由民权主义的洗礼，奉板垣为自由民权论的先觉，而土佐俨然成为自由民权的圣地，“立志社”的成立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各地方纷纷组织了地方性的政治社团。板垣等向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发出檄文后,各藩来参加者多人。以“立志社”、德岛的“自助社”为中心,于1875年在大阪成立了第一个超越地方的组织“爱国社”,总部设在东京。爱国社通过的“合议书”,共8条,其中规定:社员之间相互和睦,倡导权利和自由,最终“增进天皇之尊荣福祉”,使日本“屹立于欧美诸国之林。”

官僚派方面亦觉得，自从征韩论的纷争后，多数参议辞职，以致以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藩阀政府乃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为了增强藩阀势力以及镇压民权论的沸腾，由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斡旋，安排大久保和板垣退助、木户孝允等维新元勋们的会议。在1875年1月至2月间所举行的大阪会议，是官僚派要以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的同盟来加强政府的势力和威信。会议妥协的结果，板垣的主张被接受，以渐次采用立宪政体为条件，约定与朝廷合作。于是同年 3月12日，板垣复任参议之职。基于会议的决定，4月设置元老院和大审院，并设立地方官会议，发布渐次开始立宪政体的诏书。这是官僚派为了回避自由民权运动的攻势的策谋，虽然表面上采取三权分立制，但官僚专制的实质并没有改变。板垣想要使元老院拥有立法权限,以发展成民选议院;而木户认为这是对民权论的让步,会进而限制天皇的大权;大久保政府则迟迟不实行协议。板垣因其改革意见不被接受，只当了8个月的参议，于10月27日再度下野。

主张征韩论的多数参议下野之后，明治政府事实上成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举兵造反，酿成1877年的西南战争。结果兵败，西乡在政府军的包围下，切腹自杀。这是明治政府下最大而最后的以武力反对政府的斗争，其失败也就结束了士族以武力夺取政权的梦想。

当西南军变时，立志社也有血气方刚的青年相呼应，而有少数人，以阴谋颠覆政府而被捕，但板垣勉力压制其门生暴动，向京都行在所提出《立志社建白书》，以合法的行动，批评政府，并要求早日设立民选议院，奠立立宪政体。

西南战争既然证明反对藩阀政府的运动，不能使用武力斗争，就非改变为言论斗争不可，这给自己民权运动带来新的转机。1878年1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一次大会，这时天下之士翕然赴之，但都是各县的士族，而不见农工商民的影踪。故日本民权论的兴起，是不平的士族对抗藩阀官僚的专权而来，这和欧美的民权运动是因市民阶级的崛起，以及在政治上对抗贵族和僧侣的势力而产生，迥然不同。

国会开设的大诏，使自由民权的志士欢欣雀跃，以为国会期成同盟会已经达成目的，从而将其解散以树立新政党。1881年10月30日，成立自由党，并公推板垣退助为总理。

众望所归而出任自由党总理的板垣，为了宣传自由民权主义，南船北马，大事活动。1882年4月6日，在东海道

文天祥

戴季陶

自板垣遭难的第二天，参议山县有朋即将此事奏上明治天皇

板垣遇刺的1882年秋季，这位自由党的总理，就传说被政府收买，以政府的资金出国游历西洋，当时自由党党员及舆论，对其出国经费的来源加以责难。板垣不在乎党员们的反对，出国漫游，与当时在欧洲考察宪政的伊藤博文和西园寺公望交换草拟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意见。还在法国会见了《悲惨世界》的作者雨果。

自由党内末广重恭、马场辰猪等干部反对板垣出国,纷纷退党。自由党影响下的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市民劳动者,也对板垣出国感到失望,于是采取独自的行动。在国内发动反政府运动，如福岛事件，高田事件，加波山事件、大阪事件等，不断地兴起打倒藩阀政府的气焰。政府方面也就以谗谤律、集会条例，出版条例，来加强言论集会等自由的取缔和限制，而形成政党受难的时代。板垣从欧洲游历回国后，大力宣扬扩大海军。1884年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解散了自由党。 板垣在其解党演说上，引用汉朝老将军马援

大阪，参加全国有志者大恳亲会。政府为抑压及分裂此运动，于同年5月9日授伯爵给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后藤象二郎、胜安房等维新的功臣。在主倡自由民权的板垣授爵的消息传开以后，旧自由党的人士之间，纷纷发出应该固辞授爵的议论，连《国民之友》杂志的主办人德富苏峰，也发表一篇《授爵谏止》的文章，加以反对。因为贵族制度和主张平民主义或四民平等的自由民权精神相违背。板垣虽然感泣圣恩，但也呈上《辞爵表》。

板垣的《辞爵表》奏上明治天皇

不久，伊藤内阁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因病辞职，而伊藤博文想任用立宪改进党的首领大隈重信为外相时，内相板垣认为要起用现内阁的反对党领袖为阁员是违反宪政的本义，而加以猛烈的反对，于是阁内意见的统一破坏，8月31日第二次伊藤内阁总辞职，板垣也回归自由党，再当自由党总理。

这时，在政府拥有最高地位的伊藤博文，眼看政党政治是时代潮流，即向天皇推荐板垣和大隈二人组织宪政党内阁。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政党内阁，由大隈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史称“隈板内阁”,

自由党和进步党的联合，只是夺取政权的一时妥协之策，当政以后两党即开始轧轹，因文部大臣尾崎行雄

藩阀官僚的实力派伊藤博文立宪政友会星亨与伊藤博文做了一笔交易,自由党被出卖给伊藤，板垣退助所率领的宪政党（即旧自由党），于是宣布解散，拥立伊藤为党魁，加入政友会，和官僚派合流。其后的日本的政党史，不再是民权派与官僚派抗争的历史，而是政党和官僚不断妥协的历史。旧自由党的实权也转移到星亨的手中，板垣于是从政界引退，从事社会运动，但与其显赫的前半生相比,却未留下什么光辉的业绩。其后殁于1919年，享年83岁。

(本文摘自:《宪政人物》 应奇/主编 本文作者:许介鳞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