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因受宰相王钦若排挤陷害，罢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次年离京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民间曾谣传有妖像飞帽一样飘来飘去，到了晚上就抓人，从京师以南，人们都为此害怕。王曾下令晚上打开里门，有胆敢说妖者马上逮捕，最终没有妖怪。后又调镇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西北），至天禧四年（1020年）八月复任参知政事，迁官吏部侍郎兼太子宾客。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病重，刘皇后执掌朝政，太子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虽然在资善堂听事，但一切都由刘后决断，朝廷内外都为此而担忧。王曾悄悄对外戚钱惟演说：“太子年幼，不是皇后执政就不能立法。加恩太子，那么太子安定；太子安定，也就是安定了刘氏。”钱惟演认为王曾说得有理，便将此事告诉刘后。

真宗驾崩后，王曾奉命入殿起草遗诏称：“以明肃皇后辅立皇太子，权（代理之意）听断军国大事。”宰相丁谓让他去掉“权”字。王曾不允，坚持刘太后只能代理国政。

仁宗即位后，王曾升任礼部尚书。大臣们议论太后上朝的仪式，王曾请求按照东汉旧例，太后坐在仁宗的右边，垂帘奏事。丁谓却想仁宗只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接见大臣，大事则由太后召见辅臣断定，不是大事就让入内押班雷允恭传奏禁中，决定可由雷允恭下达。王曾反对，丁谓不听。不久，雷允恭犯罪被杀，丁谓也由此而获罪。从此以后两宫垂帘，辅臣上奏议事都依照王曾的建议。

丁谓罪行开始败露时，任中正说：“丁谓受到先帝的关照和托护，虽然有罪，请按照刑律定罪时考虑他的功绩。”王曾说：“丁谓因不忠诚获罪于宗庙，还有什么可商议的呢？”这时真宗刚驾崩，朝廷内外一片争辩喧闹，纷乱不已，王曾面容严肃，神态庄重，朝廷将王曾作为重要大臣加以依靠。七月，获授中书侍郎兼任原职，同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会灵观使。

天圣三年（1025年），王钦若去世。七月，王曾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玉清昭应宫使。王曾认为仁宗刚即位，应当亲近儒生并以他们为师，于是召集孙奭、冯元在崇政殿讲学。

天圣四年（1026年）夏，天降大雨。众人纷纷传言汴河决口，将要发生水灾，京师百姓都十分害怕，打算向东逃窜。仁宗询问王曾的意见，王曾说：“黄河决口的奏报并没有传来，这只是民间流传的蛊惑人心的话罢了，不值得忧虑。”之后果如王曾所料。陕西转运使设置醋务，实行专营来获利，又陈请将这种办法推广至全国，王曾请求罢除此法。

王曾为人严整稳重，每次入朝觐见仁宗，陈述事情的利害得失，都详细切中事理，许多人受他推荐而被朝廷提拔，他特别厌恶侥幸受宠之人。仁宗问王曾说：“等到臣僚请对，许多都是想得到一官半职。”王曾说：“只要陛下抑制投机钻营者崇尚恬静，这样就有升官难而降职容易的人了。”大臣曹利用嫉妒王曾官级比他高，仁宗下诏让曹利用位在王曾之上，舆论对此有非议。其后王曾再次升职，在举行谢恩仪典时，曹利用仍想让自己排在王曾之上，阁门不敢裁决。仁宗与太后坐在承明殿久等，吩咐按爵位高低依次序进见，阁门惶恐不知所措，王曾大声看着阁门说：“只需报告说宰臣王曾等告谢便可。”次序定下后，曹利用愤愤不平。到曹利用因事而犯罪时，太后大怒，王曾反而替曹利用辩解。太后说：“爱卿曾经说曹利用强行蛮横，如今又为什么要替他辩解呢？”王曾说：“曹利用一直依仗皇恩，臣下因此曾经以理驳斥他，现在曹利用被加以大恶之名，臣下并不知道。”太后稍稍息怒，最后对曹利用从轻发落。

最初，太后受册封时，将御驾大安殿，王曾坚决反对，到长宁节给太后祝寿时，只在便殿恭敬地进行庆典。太后的左右姻亲之家请求王曾通报求见太后，王曾往往加以制裁和压制，太后更加不悦。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失火，刘太后借机将王曾贬知青州。天圣九年（1031年），以彰德军节度使再知天雄军，契丹使者来往此地，都收敛行径，不敢喧哗生事。百姓称颂其政绩，为他画像、立生祠以纪念。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崩，仁宗亲政，拜王曾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为枢密使、吏部尚书。

景祐二年（1035年）二月，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

最初，参知政事吕夷简待王曾十分恭敬，王曾亦极力推荐他任相。等到吕夷简位在王曾之上后，便常独断专行，王曾无法忍受，议论中双方意见不一，王曾便请求朝廷罢免吕夷简。仁宗疑惑地问王曾说：“你也有不足之处吗？”这时外面纷纷传言秦州知州王继明贿赂吕夷简，王曾因此请求罢免吕夷简，仁宗以此问讯吕夷简，王曾与吕夷简在仁宗面前辩论不休。王曾说自己也有过错，于是与吕夷简一起被罢官，在景祐四年（1037年）四月以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之衔判郓州（今山东东平）。

宝元元年（1038年）冬，大星坠落在王曾住所，他的侍从左右惊恐地告诉他此事。王曾说：“一个月后就知道后果了。”次月，王曾罹患疥症，同年十一月十四日（12月21日），王曾在任上逝世，享年六十一岁（《隆平集》作六十）。仁宗为之辍朝二日，追赠侍中，谥号“文正”。

宝元二年（1039年）十月，王曾葬于郑州新郑县临济乡，由富弼主理丧事，宋祁为其撰写墓志铭。

皇祐年间（1049年－1054年），仁宗亲篆王曾碑首为“旌贤之碑”，又改临济乡为“旌贤乡”。大臣获赐碑篆，自王曾开始。

宋英宗嘉佑八年（1063年），王曾名列第一，与吕夷简、曹玮得以配享宋仁宗庙庭。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王曾位列其中。

王曾被称为“守我宋之家法者”，他曾规谏宋真宗造天书、修宫殿之事。宋仁宗即位后，以计智逐权臣丁谓，朝廷倚以为重。

在地方时，王曾也颇有治绩，以至于百姓为其立生祠以表纪念。

陈恕：“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于知人矣。”

石介：“相公昔作元台，今冠枢府，中外更践，华夏具瞻，社稷安系于相公，社稷危亦系于相公。”

宋祁：“斤斤令君，朅来山东。利见国光，参偶时龙。既奋厥庸，遂为宗工。订平津之封兮，上初纂嗣，毋违参治，揭日当天，实相以济，谗唇不摇，王室无惎，赖陈平之智兮，五藩于宜，既仁且贤，邦民宜之，厥猷茂焉，乃建将牙，乃示台躔，翳吉甫之宪兮，郑圃联圻，泉涂启扉，刻章美檟，终天此依，九京千载，飡仰馀徽，惟随武之归兮。”

富弼：“公天性过人，辅以学，所作必精诣极挚，凡居官，率以仁闻，平生亡分毫失，谨厚庄重，虽家居莫见其惰容，衷实自任，不妄与人语，至于亲识书问，亦不必昫昫欵密而情好……居大位，不植私恩，孜孜推进人物，终身使勿知，或有谢者，必正容拒去，惟不引用亲属，有出上意者，亦奏嫌报罢……上尝亲署‘忠亮忠厚’四大字独赐公，用是益自感奋，勤劳王家，知无不为，人望素重，比外迁，天下惜其去，再用，乃大喜，及是终也，皆失声闾巷相吊，非徳至厚者，孰与焉……公雅善属文，深茂典懿……又喜笔札琴阮，皆极其妙。”

王珪：“忠允清亮，履德经哲，致位上宰，燮和大政。干兴之初，辅翊两宫，仗正持重，中外以安。所谓以道事君，无愧前哲。”

曾巩：“前后辅政十年，处天下事，审而中理。性俭素，居家，人不见其喜愠之色。入朝盛服，进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修，莫敢于以私者。与王旦同谥，世皆谓之贤相。”

韩琦：“猗欤王公，佐我宋基。股肱两朝，言臯行䕫。献后称制，政由房帷。公时挺然，惟正是毗。窜奸进良，遂光重离。其重如山，乌可妄移。其平如衡，乌可妄欺。被公恩者，终身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为。公今亡矣，吾安倣之。”

司马光：“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

胡安国：“李文靖（李沆）淡然无欲，王沂公俨然不动，资禀既如此，又济之以学，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

王称：“章献拥幼君制天下，时大臣怙权，乘之以逞。曾毅然奋忠，临大节而不可夺。卒使帝室尊荣，祸乱不作，可谓社稷之臣矣。夫贤者以身为天下用，而安危系焉。曾佩安危之寄，功烈光明，何愧于古，宜仁宗之旌异云。”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适：

《朱子语类》：“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

黄震：“公重厚守正，不动如山。仁宗幼冲，能正刘太后不称制，黜逐丁谓、曹利用，辨绝王钦若宫观钦奉之说，可谓社稷臣矣。乃力荐吕夷简，卒为其操。入室之戈，知人之难，如此哉！”

吕中：

王柏：“温温沂公，大志厚徳。桃李成蹊，春风无迹。计折奸回，理化后戚。宗庙之器，扬休山立。”

脱脱、阿鲁图等：“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

张璁：“有正色立朝，如宋之王曾。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韩琦者乎？”

王世贞：“问宋臣，曰：李文靖之远、王沂公之公、韩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马文正公之笃，庶几尔。”

李贽：“王孝先人品甚高，事业亦伟，以今观之，俱无足论。予独喜其能以计去丁谓也，以谓之奸位宰，交结方深，一旦去之，如缚鸡。然卒展动不得，可谓有用之学术矣。去凶人、定国家、安善类，几不密，则失身城狐、社鼠祸蔓延，必重悮国，自古所难也。予谓公即此，是学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此之为学，则当皇帝幼冲、刘后垂帘、丁谓已去，而社稷之寄，在我胡为乎！裁抑刘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为辅相之能哉！其后吕相继之，卒安刘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俭之德，公岂未谅之邪？柰何复相而复攻吕之短，又不得容其身于明良之朝也。史臣无识，于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乃复为公讳曰：独众论称快云。夫丁果当去，不必当罪去，丁果当不必称快知此，则可为天子大臣矣。”

李廷机：“王曾中三元，持身愈清谨。”

谢肇淛：“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李昉）、司马温公（司马光）之相业，寇莱公（寇准）、赵忠定（赵汝愚）之应变，韩魏公（韩琦）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颐）、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国（文天祥）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王夫之：

朱轼：“曾在政府时，值危疑耆臣，端士皆被斥远，莫与共扶持者，独能定仁宗之位，正朝廷之仪，首锄大奸以安宗庙，可谓功无与二矣。”

纪昀等：“曾熟习掌故。”

《历代群英歌》：“王曾立朝正色，夷简忘身忧国。”

蔡东藩：“刘太后垂帘听政，多出丁谓、雷允恭之力，故丁、雷二人，得以重用，微王曾之正色立朝，恐萧墙之祸，亦所难免。或谓宋室无垂帘故事，曾何不据理力争，为探本澄源之计，乃仅龂龂于一权字，究属何补。至若准之再贬，又以居停之嫌，不复与辩，毋亦所谓患得患失者欤？不知此王沂公之通变达权，而有以徐图挽救者也。假使操切从事，势且遭黜，徒市直名，何裨国事？试观丁谓之终窜穷崖，雷允恭之卒归赐死，乃知沂分之才识，非常人所可几矣。贼臣已去，而吕、鲁等连类同升，鱼头参政，才得成名，而刘太后亦有从谏如流之美，史家或归美鲁直，实则皆沂公之功，有以致之。”

王曾著作颇丰，有文集57卷及《九域图》3卷、《契丹志》1卷、《王文正公笔录》1卷。王曾熟于前代掌故，故所言多确凿可据。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多采其书。而书中又不乏故事生动者，则又兼具史料与小说价值。清代四库馆臣称《王文正公笔录》“所言多确凿可据，向为史家所重”。

此外，王曾曾参与删定、校定、编纂《景德农田敕》5卷、《祀汾阴仪注》、《导河形势图》、《十道图》、《圣政录》、《御集》300卷等。

王曾出生时，其父王兼认为是大儒曾参再世，故为其起名王曾。

王曾中状元后，回到家乡青州去。府官听说王曾回家，就命令老百姓吹奏着乐器到城外迎接。王曾听到这个消息，就换了衣服，骑了小驴子从别的城门进城。很快就来拜见府官，府官吃惊地说：“听说您来，已派人出城迎候，守门官还没来报告，您怎么就到这里了？”王曾回答说：“我侥幸得了个状元，怎么敢惊动大人和父老前来欢迎？您这样做是增加我的过失，所以，我改换姓名，瞒过欢迎的人群和守门官直接来拜见您。”府官不由赞叹地说： 您称得上是个真正的状元啊！”

王曾端厚持重，眉目如画。在朝为官时，进退有礼。他平时寡言少笑，人们都不敢以私事向其请托。大臣范仲淹对王曾说：“公开地任用贤人名士是宰相的职责，您德高望重，惟缺这一点。”王曾答道：“作为执政大臣，把恩赏全揽到自己身上，那怨恨归谁呢 ？”范仲淹叹服，时人称他为贤相。

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青州知府李昂奏请建立名贤祠，以祭祀王曾等十三位有惠政的青州知府。

清世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王曾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清高宗乾隆年间，人们在泉州府城隍庙之左建五贤祠，合祀韩国华、韩琦、王易、王曾、朱熹五人。

《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5宋祁《王文正公曾墓志铭》

《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44富弼《王文正公曾行状》

《隆平集》卷5

《东都事略》卷51

《宋史》卷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