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梁思达和梁思礼带着梁氏后人，在梁启超墓园为王桂荃种下了一棵母亲树。这棵白皮松，种在梁启超和李蕙仙合葬墓的东侧，象征着她的品德洁白高尚、四季常青，也寄托着梁家人对她的哀思。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5年后，梁启超也因病离世。临终前，他歉疚地将九个子女托付给王桂荃，希望她可以好好照顾孩子们。“先生放心，孩子们还有我呢。”王桂荃哭成了泪人。

梁启超去世时，家庭财务所剩无几，办理后事又用掉了不少钱。可儿女们都还在读书，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只有五岁。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将家里的旧楼变卖给了天津富商，自己则每天兼职打零工，供孩子们学习和生活。

抗战爆发后，王桂荃无法再出门打零工，一大家子的生活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无奈之下，王桂荃将丈夫生前留下的书籍留下后，将正在住的楼租给了别人，带着9个孩子搬到了后院。在之后的岁月中，王桂荃用瘦弱的肩膀，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虽然生活无比艰辛，但她仍尽最大努力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时刻督促孩子们用功读书学习，长大要报效祖国。

“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不刻苦读书将来要吃亏的。你看你爹这么有学问了，当年还是天天都要读书。”王桂荃操劳半生，先将女儿梁思宁和儿子梁思达送入南开大学，1941年，她又变卖家产、四处借贷，将儿子梁思礼和女儿梁思懿送出国深造。后来，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了科学院院士，其他的子女同样也都是诗词家、经济学家、军官……个个出人头地。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办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在很长时间里，王桂荃的侧室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没有获得公开的正式名分。梁启超在家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来喜”。

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梁启超的所有孩子包括正妻所出，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梁启超在给孩子的信中称：“王姑娘是我们家庭中极重要的人物。”她担负着一大家子人的饮食起居，以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每天督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自己也跟着读写，日久学会了看书读报，能记账和写简单的信。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为他分忧解劳，忍辱负重，维护着家庭的和睦安定。

“我妈对佣人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娘却总是很体谅他们，偷偷告诉我爹，让他出来说情。她把我们都照顾得很好，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梁思成曾这么评价王桂荃。

丈夫梁启超；育有四男二女，即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女）、梁思宁（女）、梁思礼。

梁思永1904年出生，著名考古学家。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因心脏病逝世，终年50岁；梁思忠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回国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并参与了淞沪抗战，因患腹膜炎贻误治疗而早逝；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梁思懿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梁思宁就读南开大学，后奔赴新四军参加革命；梁思礼1924年出生，我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4月14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