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们虽然家底丰厚，整日里这么折腾，也难以经受得起。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皇上暗示国库缺钱了，盐商们总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皇上明着要钱了，盐商们更不敢稍慢一步，以免惹得圣上不高兴。而且，作为富人一族，盐商的生活总还要维持着基本的排场，不然脸面何存。其实，早在雍正批评盐商生活奢靡时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这些盐商看似资产雄厚，内部却财力空乏。但对乾隆来说，盐商既然干着暴利的生意，那就是有钱人，所以要竭泽而渔，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的银子。1789年，历任“首总”(首席总商)多年的扬州盐商一代巨富、乾隆爷的“布衣之交”江春，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江春晚年家业衰败，关键原因是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

乾嘉以来，盐商报效捐输渐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费，便日渐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盐商为了克服深重的危机，不断抬高盐价，加紧对消费者的搜刮，贫苦百姓至于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结果私盐因官盐价高而盛行畅销，官盐壅积滞销，盐课欠额日多，直接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行票盐于淮南。以后，票盐法又逐渐推行于福建、两浙、长芦。在票盐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窝，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纳税之后皆可承运，并且在销售区域之内，无论何县，都可随便销售。

同治五年（1866），两江总督李鸿章为凑集军费，责令票商捐款，并且准其作为世业，以后不再招新商。从此以后，盐商仍是获有世袭垄断特权的专卖商人。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被推翻，但盐商仍作为专卖商人而沿袭下来。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的两淮盐政的一封密奏搅动朝野，也戳破了两淮地区掩盖了22年的盐税亏空大窟窿。原来从乾隆十一年，两淮地区因为食盐需求量大，就申请预提下一年的食盐销售额度，盐商要交额外的利息。但在地方盐政与盐商的勾结下，原本该上交国库的银税，或拖欠或“孝敬”盐政，亏空达1000万余两。此后，两淮盐业也受到严重打击，渐现颓势。这个案子因为牵涉人员特别广，涉案金额巨大，被称为乾隆时期三大案件之一。

乾隆帝要求悉数追缴这千万银两。此案涉案人员包括两淮盐商巨鳄黄源德、江春，前盐政高恒、普福，前盐运使卢见曾等悉数在列。单是涉案的盐政就有4名，分别是吉庆、高恒、普福、赵之璧，乾隆将主要人员全部革职，陆续查封家产，命令势必搞个水落石出，但接下来案件的审理并不顺利，涉案官员以各种理由推阻调查，盐商在受审时也竭力为盐官开脱。

最后，乾隆帝恩威并施，不再追究盐商的罪责，只需将亏空银两补上即可。最终将盐商拉到朝廷一边来，两淮盐商的身份由被调查人转换成了重要证人。自此，在盐商的帮助下，朝廷掌握了盐政官员的贪污实据，使得两淮预提盐引亏空案得到彻查。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份，历时3个月的“两淮盐引案”基本查清。最终认定高恒侵占的数额为3.2万两，普福为1.8万余两。对两人的判决称，作为盐政大员，任意把手伸向原本应归公库的银两，秋后处决。顾蓼怀从中渔利，被判死刑后改缓决。其他大员如前任盐运使卢见曾被判处死刑，大名鼎鼎的大学士纪晓岚竟然也受牵连被革职发往新疆。因为纪晓岚的长女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纪晓岚获知皇帝要抄卢家家产后秘密报信，结果被皇帝获悉，一怒之下将毫无关涉的纪晓岚也发配了。

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其提交给道光皇帝的第一份盐务调查报告，就指出一些盐商为牟厚利在盐中掺入杂物，以次充好，盐价高昂造成官盐滞销，私盐泛滥，政府盐税白白流失。陶澍提出标本兼治的方案就是必须革去奸商，对康熙以来实行了100多年的政府特许总商包办盐务制度实行改革，力求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当时扬州诸总商把持两淮盐业、中饱私囊，腐败严重，以至于地方府库空虚，更拖欠中央政府巨额饷银，而中小盐商又不愿按章纳税，反热衷走私夹带，造成恶性循环。陶澍出掌两江之时，才发现空空如也的库房中，只留下四千余万两银子亏空的烂账，为盐商垫借的上千万两银子，也早已化为乌有。

道光皇帝任命陶澍以两江总督身份，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一年正月，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既大力缉查私盐，实施“官督商运”，又“加斤减价”，以鼓励盐商改变“夹带逃税”积习。陶澍又在淮北试行“票盐”制，改“引盐”专卖为对民间资本开放，平民百姓只要购买盐票，即可自行各处贩卖。提倡廉洁奉公，一年下来，两淮盐政裁减的各项“浮费”，多达十六万两。陶澍主持两淮盐务改革前后八年多，从此之前拖欠大量公款、盐税，到后来盐价下降，百姓得益，税收也回升了。

而扬州诸总商们却因此大受打击。清朝文人笔记中有记载：道光年间，因陶澍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扬商已穷困”。陶澍记录写道：“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换句话说，一些有权势的总商，利用盐商集体基金管理不善之机继续发财，更多的中小盐商，则意识到扬州作为官盐贸易中心，难逃衰落的命运，纷纷另谋出路了。

早在乾隆晚期，即18世纪末，两淮食盐专卖制度已步履艰难，因官盐价高滞销，私盐日益猖獗，盐商人数锐减。乾隆六十年(1795年)，淮北盐区原有的20家运商只剩下12家，淮盐销量持续下降。陶澍改革导致一批“寄生”盐商最终破产，遍布扬州的烟花柳巷之中，出身昔日富裕之家的女子数量日增，她们本来衣食无忧，如今却别无生计，只好忍辱求存。一些通文墨的良家妇女，则不得不违背礼教，抛头露面去当女塾师。

商籍之争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淮安、扬州二府的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直到清康熙年间（1661年~1722年），经徽商多方运作，清廷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商籍之争”，历经明清两朝，前后达数十年之久，山陕商人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