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窟以形制和造像的差异，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巴蜀和西藏四大地区。这些地区分布的石窟造像，虽然都有其共有的宗教文化特征，但因为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在许多方面就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新疆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在喀什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集中在今库车、拜城一带的古龟兹地区、今焉耆七格星一带的古焉耆和今吐鲁番的古高昌三个地区。在古龟兹区，有拜城克孜尔、库车克孜尔尕哈、库木吐拉、森木塞姆石窟；古焉耆区的七格星南、北石窟；古高昌地区，主要有吐鲁番的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石窟。这里的佛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及少量的禅窟群。这些不同形制的佛窟，窟内大多绘有壁画，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早期主要是释迦、交脚弥勒等造像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和因缘的壁画。6世纪后出现千佛和中原北方盛行的阿弥陀以及净土，一些密教形象也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开始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及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片区域的石窟数量众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细分为四个区域：一为河西区，主要是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及酒泉文殊山、肃南金塔寺、武威天梯山石窟；二是甘宁河东区，主要有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固原须弥山、庆阳南北石窟寺等；三为陕西区，主要有彬县大佛寺、富县石泓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子长钟山石窟等；四为晋豫及以东区，主要是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巩县石窟，以及邯郸响堂山、太原天龙山、义县万佛堂、青州驼山石窟等。

这片地区的石窟发展演变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6世纪，是这里开凿石窟的盛期，洞窟形制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量禅窟和禅窟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千佛和思惟像，其后出现七佛、无量寿、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的普贤像等。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和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造像也开始盛行。第三期是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模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殿窟后面凿出了背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左右相对，观世音的崇拜更为普遍，开始流行窟前构筑木制堂阁。第四期即11世纪以后，石窟开凿愈来愈少。造像题材中罗汉群像逐渐盛行，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三教合一窟也开始出现。有的石窟内外全部雕出仿木结构，年代愈晚愈加突出。

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布局分散，摩崖造像多于洞窟，可细分为三个区域。一是江浙华东区，主要是南京栖霞山、新昌大佛寺、杭州飞来峰石窟以及赣州通天岩、泉州清源山、桂林伏波山等；二是巴蜀区，主要有四川的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巴中石窟群，安岳石窟群，乐山大佛以及邛崃、蒲江、仁寿、夹江等石窟和摩崖石刻；重庆主要是大足石刻群、潼南大佛以及合川、江津等；三为云南地区，主要是剑川石钟山石窟及安宁法华寺石窟等。

西藏地区的摩崖造像分布广泛，多为禅窟和僧房窟，主要有拉萨查拉路甫、拉孜木扎山、达孜扎耶巴石窟以及札达东嘎和皮央石窟等。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通常附刻六字真言。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东麓的查拉路甫石窟，是西藏唯一的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龛。山南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这时期，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由克什米尔传入阿里地区，开凿出东嘎、皮央佛窟群。

纵观石刻发展的历史，北魏和唐代是中国石窟开凿的两次高潮，沿着丝绸之路和江河古道，石窟凿造的薪火渐次在古称西域的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中原黄河流域和巴蜀大地传播。在中国石窟漫长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兼收并蓄，互为影响，不断融合本土文化和儒道思想，形成不同时代的特色模式和内涵。魏晋时期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因受印度犍陀罗等艺术形式影响明显，石窟造像多呈现“胡貌梵相”，融汇北魏文化的“云冈模式”和“瘦骨清像”影响中原并反哺河西走廊；龙门石窟及其后的隋唐石窟，更具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融合的特点，进入开凿石窟的盛期；唐宋晚期石窟代表的安岳、大足石刻，汲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植根悠久的巴蜀文化沃土，形成鲜明的本土化、世俗化特色，形成中国石窟开凿的第三次高潮。

佛教石窟从印度到西域至中原汉地，是从苦修之地变成崇拜之地；由对涅槃的冥想转为现实的沉思，由对人生苦谛的寻味演化为对人生福祉的追求。石窟文化融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百姓的生活部分依赖于这些传统文化作为精神支撑，漫长岁月中使这一文化现象地域化、生活化。佛窟题材和内容的多样性、丰富性以及独特的宗教文化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石窟艺术宝库。

（一）敦煌莫高窟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敦煌就此成为佛教和佛教艺术自西域东传的第一站。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敦煌以其原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融入西域传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造就了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乃指由建筑、雕塑及壁画三者紧密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坐西朝东，前临宕泉，面对三危山，洞窟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呈蜂窝状，高15-20米，南北绵延约1700米。分为南、北区，第1窟及其以南为南区，第1窟以北为北区。其中南区洞窟基本上均有塑像、壁画保存，是莫高窟的精华所在。原敦煌研究所编号的492个洞窟中除第461—465窟外，其余均集中在南区；北区主要是工匠的居住所、僧人修行的禅窟及埋葬厂骨的瘗窟，除极少数洞窟之外，一般均无彩塑或壁画。敦煌研究院于1988-1995年对北区洞窟进行发掘清理，除原敦煌研究所北区已有5个洞窟的编号，另外对原无编号的北区洞窟编号243个。至此莫高窟现存洞窟实际编号已达735个。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二）云冈石窟

旧称灵岩。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约15公里的武周山南麓、武周川的北岸，东西绵延约1公里。始凿于北魏（386-534），现存主要洞窟45个，分作东、中、西三区，多坐北朝南。东区四窟（第1-4窟），中区九窟（第5-13窟），西区32窟（第14-45窟）。此外尚有许多小窟，共计1100多个窟龛，大小造像51.00余尊。《魏书·释老志》记述：“和平（460-465）初，师贤卒，县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平城作为北魏统治中心，前后近百年。武周塞地不仅是北魏旧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与平城间往来的交通要塞，同时又是北魏皇室行幸祈福的圣地。云冈石窟于此开凿遂成为都城附近的佛教圣地，这也是北朝（439-581）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云冈石窟于1961年被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三）龙门石窟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城南13公里处伊水两岸。该地伊水南北贯流，断山为东西，夹岸对峙，形成天然门阙，古称“伊阙”。由于地处洛阳帝京之南，又名“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十七年（493），与云冈石窟前后相续，历经隋（581-618）、唐（618-907）、北宋（960-1127），延续400多年，在北魏（386-534）和唐朝均是皇家开窟礼佛的圣地龙门石窟开菌于石灰岩断面上，石灰岩质地坚硬细密，宜于雕刻且不易风化。大小窟龛密如蜂房，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1000余尊，碑刻题记2840余品，石刻佛塔60余座1961年被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四）麦积山石窟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45公里秦岭山脉的西端，因山形状如积麦，故称麦积山。五代（907-960）《玉堂闲话》记载：“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巔，从上镌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始凿于后秦姚兴元年（394），经北朝（439-581）、隋（581-618）、唐（618-907）至宋（960-1279），历代续有雕凿。现存窟龛编号共计194个，有造像7200躯，其中包括塑像3513尊，石像25尊，千佛3662尊，壁画约900平方米。1961年被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