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注

更新时间:2021-10-02 18:59

《礼运注》,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提出“大同说”并以此作为他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礼运注》就是康有为为阐发他的“大同说”及维新变法思想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详细介绍

《礼运》,是《礼记》中的一篇,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根据郑玄的话,认为“名《礼运》者,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阴阴转旋之道”。《礼运》实际上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康有为为《礼运》作注,在注解中发挥了他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的看法

康有为在文中指出“孔子之道有三世,有三统,有五德之运……谓小康之道”,而“天下为礼”的小康之道则是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前的必经阶段,康有为在《礼运注》中论述了他的“大同说”。

康有为认为“必天下为公而后可至于太平大同”。他在注中写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有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此君臣之公理也。”在这里,康有为所认为的公即人民大众公共拥有国家,公共治理国家,而这种“公”,是相对于“家天下”而言的。自从夏代开始,中国的政权一直是由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所掌握,所以皇帝可以无比自豪地说“朕即天下”。而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位是以家为单位父子兄弟相传,是一种“家天下”的传统。康有为在这里,提出“天下为公”,指出人权、民主、平等的观念,是对“家天下”的一种有力的批判和否定,这是“公”的第一个概念。

其次,康有为又写道:父母对待子女“自亲其亲,自爱其子,而不爱人之亲,不爱人之子,则天下之贫贱愚不肖者,老幼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困苦颠连天所教异矣。”又说:“故公世,人人分其仰事俯高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慈贫医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显然,这里讲的是人都有私心,对自己的家人比对别人好,这里“公”即相对于“私”而言的,打破了“家”的界限,爱所有的人,关于所有的人,也就是用一种博爱的精神去对待别人。

点评

从上面,我们不难总结出,康有为所谓的“天下为公”,所谓“大同”,即要求人权、民主、平等、博爱,做到这些,才可以达到太平大同之世。那么,让我们来和资产阶级的口号“民主、平等、博爱”相对照,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也就是说,康有为的“大同”说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主张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政治改革,以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私有制存在的。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也并不是完全公有,同样是有私产和贫富的存在,之所以设立公产,就是为我们养老慈幼,恤贫医疾。由此,更可以证明,“大同”并非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资本主义式的改良的社会。

康有为认为,各种经典著作中,发明大同之道者,唯有《礼运》一篇,在《礼运》中隐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发现了“大同”的思想,所以应该保存孔教,也就是应该保存中国的文明。不仅如此,康有为还认为《礼运》中孔子阐发了“三世说”即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的,若按照孔子的“三世说”去救治中国,改革政治,则使民族免于危亡而可以求得发展。“夫礼以时为大,易以变为宜,阴阳旋转,时运穆穆,百王因时运而变,大礼亦因时运而迁,可以是推之。”又说“礼以时为大,孔子为时中之,尤在变通,尽利以宜民也。”康有为认为,孔子是主张改革政治的,因时因地因事不同,就要善于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和事物的发展,而礼制也必须适合这个规律,所以,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万世之师,更重要的他也是改制的圣王。

其他信息

既然万世之师的孔子就认为应该因时而改革政治,那么在当代的中国,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家处于危亡之际,面临亡国灭种,被帝国主义各国所瓜分的危机时刻,为什么不可以变革呢?康有为托孔古之名,找到了他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总之,康有为通过给《礼运》作注。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阐发他的关于“大同”的政治主张,并托孔子之名,找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作《礼运注》的目的。

遗憾的是,康有为虽然找到了“大同”和“变革”的依据,他所领导的维变法运动却因为其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于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使他的著作也难逃厄运,均被清朝政府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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