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楷书的已见于南北朝（4-6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期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之为“俗字”。

汉字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简繁互补是中国文字的演变规律。今天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汉字是甲骨文，它的笔画最为简单，但总量过少，因此到了商周时期的金文又分化出许多字来，秦的小篆比六国文字繁复，而之后的隶变更是比今天的简化字更为彻底，也开创了汉字与偏旁形体不一的先河。

现今见到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朝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公元前1250年左右），距今三千多年。此前陶文符号只认出了个别符号，还读不出一句话来，因而还不能证明已经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或者文字。

战国和秦汉时期是汉字形体大变动的时代，篆书变为隶书，再到楷书，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东汉后期出现楷书，从此字体稳定下来，一直用到今天。

这一部分简体字来自书法文献：

汉朝史游《急就章》中有：时、东、陈、孙、检、帐、项、楼、来、夹、颊、侠、箧、贝、学、见、为、伪、长、张、随、状、问、觉、乐、犊、读、断、变、郸

晋朝王羲之用过：东、岂、试、为、缅、临、终、张、时、将、见、当、孙、扬、实、尔、鲤、鱼、与、诏、长、乐、陈、来、诚、绝、顾、灾、宽、饮、谢、杨、学、万、发、问、怅、颐、视。行书字帖中用过：将、随、终、岂、谁、维、侠、绵、绛、结、给、粮、纺、谓、语、为、数、谢、败、丧、盖、纸、书

晋朝王献之用过：尝、临、谓、诸、当、问、顿、许、尔、闻、弥、将、来、终、缠、绝、随、门、与、岂、劳、肾、为、汤、怅、时、经、传、写、孙、觉、陈、见、茎、顺、东、险、会、诣、请

唐朝欧阳询用过：来、闰、馀、问、盖、维、临、终、随、隐、将、侠、荣、门、闲、墙、粮、顾、纸、纷、绥、纭、间、丧、辞、结、数、状

唐朝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中有：状、弥、将、来、随、尔、涌、麦、継。此外用过：来、问、礼、绝、维

唐朝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中有：盖、弥、净、箧、纲、随

唐朝《纪泰山铭》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有：叶、号

宋朝苏轼用过：顾、盖、来、堕、饥、误、敛、将、请、绝、万、尔、贾、闻、祷、须、阙、计、时、诚、夸、纳、记、诉、纠、与、访、谁、长、诗、语、馀、缘、弥、纪、闲、终、谓、闰、债、状、谒、见、间、挟、维、问、谈、啸、传、东、宽、当、闰、绝、须、数、挟、细、鸾

元朝赵孟頫用过：来、给、诸、惮、质、丧、将、门、壶、设、请、绝、违

明朝董其昌用过：记、为、将、纳、缉、万、证、盖、萧、顾、楼、赋、长、与、谓、览、尽、时、诸、谱、传

清朝郑板桥用过：问、觉、尽、梦、诗、来、绸、缪、潍、为、两、现、画、闻、壮、剑、红、饭、贾、见、语、状、胆、尔、阅、词、缓、继、应、给、证、宽、讯、说、请、违、麦、随、时、课、该、调、结、约、对、详、诉、贤、险、赋、蒋、学、劲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俗字：

爱、绊、笔、缠、尘、虫、床、纯、辞、断、堕、尔、盖、个、顾、挂、国、号、饥、迹、继、夹、荚、颊、坚、检、将、绛、经、颈、来、赉、礼、怜、粮、乱、脉、门、弥、鸣、纽、凭、栖、齐、启、弃、悭、墙、惬、箧、轻、师、随、万、闻、问、无、狭、侠、贤、挟、兴、烟、痒、异、隐、与、语、岳、灾、沾、众、嘱、装、庄、壮、状

明朝军事著作《殿粤要纂》中有许多简化字，其中“斗”、“云”、“台”、“湾”等字，与现行的简化字完全相同。

近代汉字简化运动，源于太平天国，为了提升识字率，在太平天国玉玺及官方文件都书写简体。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一百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38页）。太平天国最有名的简化字是“囯”（王是玉的本字，比国字少一点，字体左右对称，寓意太平。太平军打到哪里，囯字就用到哪里），不过太平天国灭亡后，文字简化运动也停止。太平天国是东亚第一个进行系统性汉字简化的政权，甚至影响到后来的新中国的汉字简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白话文运动为大家所知悉，事实上，文字简化运动应和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许多人提出提升国人知识水平的方法，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简化文字获得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成，主张使用白话文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赞成文字简化。著名的国学家胡适也极为支持。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认为俗体字笔画简单、易习易记，“普通教育采用俗体字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些语言文字学家明确提出了简化汉字的主张，走在前列的是国学大师钱玄同。

1920年2月1日，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

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获得通过。

同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学者的建议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并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王遂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简化字反响强烈。

到了20世纪30年代，简体字运动进入了实际推行阶段。

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等出版。

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

1934年1月，钱玄同又一次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同年，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出版。

1935年春，《太白》半月刊主编陈望道联合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委员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开始在《太白》《论语》《读书生活》等刊物上使用。手头字就是简体字。

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6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2400余字）中选出1300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1230字并准备推行。

在简化汉字群众运动的推动下，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9条。《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亦即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一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最广的俗字、古字和草书字。

《第一批简体字表》的两个说明是这样的：（1）简体字为笔画省简之字，易认易写，别于正体字而言，得以代繁写之正体字。（2）本表所列之简体字，包括俗字、古字、草书等体。俗字如“体、宝、岩、蚕”等，古字如“气、无、処、广”等，草书如“时、实、为、会”等，皆为已有而通俗习用者。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行书和草书又是隶书的简化，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朝）、钱玄同的《简体字谱》（1935年）等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叶籁士对《简化字总表》2274个简化字中比较常用的521个简化字做过统计，发现其中解放区和建国后出现的是101个，其余420字（占80%以上）都是解放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其中先秦的有68个字，秦汉的有96个字，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有32个字，隋唐五代的有29个字，宋辽金元有82个，明清有53个，民国60个。

表内有324个简体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在《各省市教育行政机构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中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这项举措受到教育界和进步文化界的普遍欢迎，但是同时也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因为有争议，1936年2月5日，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强烈反对，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推行简体字这项利国利民的工作不幸中途夭折。

10月，容庚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的《简体字表》第一表，业已收录简化汉字1700个，只是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的统治范围内推广，但人们更热衷于新文字的创造。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群众曾经创造了许多字，如团、队、护、忧、极、沟、历、艺、钥、乡、宪、习、灭、吨、丛等。

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

同年10月10日，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的第一个语言文字机构便诞生了，这就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但协会成立后，人们对于新文字的热情远远高于汉字简化。（主要指的是创立一种拼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汉字），协会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国各地近百种新文字方案。同时，全国各地新文字研究组织也纷纷成立。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000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但当时对于这个问题中央还没来得及考虑。刘少奇回信给吴玉章说：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众应用。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政府有关部门就着手进行汉字的简化。

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直到此时，简体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拟出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收简体字555个。

在共和国前进的征途中，“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数次更名，每次改易，都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迈入一个新阶段。

1952年2月5日，在中央教育部的筹划下，由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合并其他机构组成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收集民间主张汉字简化学者们的建议，显现出中国正式开始“官方”研制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以《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为基础进行增删，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收简体字700个。

同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再次提出简化汉字。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1935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

很快，中国台湾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在这场争论胶着不下时，因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说，“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蒋介石不再倡言汉字简化，谁再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成立，开始着手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化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953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

1953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

1954年2月，收录了1634个简体字的第三稿拟出了。后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于9月形成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

10月8日，由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1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次稿再作必要的修改。汉字整理组在第五次稿的基础上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798个简体字、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251个手写体汉字简化偏旁）。

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

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后，于1955年2月公布于《人民日报》上，7月，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由董必武为主委，郭沫若及老舍都是该会成员。同年10月，草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得到大多数委员的认可。

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联合通知，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30万份，征求意见。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至同年7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群众的来信和意见书5167件，全国参加讨论的人数达20万，其中赞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人数占97%（《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

2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中央一级报刊上发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到了7月，文改会收到各界群众的意见5167件，其中97%表示赞成。

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批准了汉字简化的方针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讨论的结果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

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1956年1月1日，全国报刊实行横排，使用简化字。1956年1月28日通过简化字515字（一说是517字）及简化偏旁54个。分四批推行。

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该方案收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分四批推行，推行十分顺利。

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间已经应用了千百年的俗体字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指出：“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

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指示的精神，出版《简化字总表》，收录了《汉字简化方案》里的简化字和在《新华字典》的范围内通过偏旁类推简化得到的简化字，作为使用简化字的统一规范。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使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第三表是由第二表类推的1754字，共2236字，这就是今天通行大陆的简体字。

1965年，出版《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规定字形，表中用字如“奥、温、争、盗、遥、黄、吕”等很多时候会被看作简化字。

1975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报请国务院审阅。

1977年12月20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年后，随即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称为“二简字”，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

1981年，为适应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需要，中国发布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GB2312-80。

GB2312将代码表分为94个区，对应第一字节；每个区94个位，对应第二字节，两个字节的值分别为区号值和位号值加32（2OH），因此也称为区位码。01-09区为符号、数字区，16-87区为汉字区，10-15区、88-94区是有待进一步标准化的空白区。GB2312将收录的汉字分成两级：第一级是常用汉字计3755个，置于16-55区，按汉语拼音字母/笔形顺序排列；第二级汉字是次常用汉字计3008个，置于56-87区，按部首/笔画顺序排列。故而GB2312最多能表示6763个汉字。

1985年12月16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昭示着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进入以“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任务的新时期。

198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而且和文化部、教育部同时发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一致表示：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以利应用。

6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宣布废止“二简字”。

10月10日，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刊载在10月15日的《人民日报》，共收2274个简化字及14个简化偏旁，叠、覆、像、啰不再简化为迭、复、象、罗。

同年，发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内收通用字7000个（含《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3500字）。这个表亦代替了1965年出版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6196字），规范了中国大陆的印刷字形标准，另外亦恢复了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被淘汰了的15个异体字为规范字。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发布并定于2001年1月1日生效。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2009年8月12日，教育部《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常用字6500个，比原来的通用字表减少了500个。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含附表《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

根据2004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得到的数据，平时主要写简化字的占95.25%，写繁体字的占0.92%，繁简两体都写的占3.84%。简化字在民众中已经扎下了根，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通用规范汉字表》坚持了汉字简化的方向，按照《简化字总表》的规定，凡是应当简化的都做了简化。

关于汉字的规范，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必须有统一、明确的规范；如果连起码的规范也没有，它们就不能成为交际工具，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的《康熙字典》是奉皇帝旨意编辑的官书，它是清王朝建立的汉字规范。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教育发生了大变化；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书面语发生了大变化。《康熙字典》建立的汉字规范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1913年民国政府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人们称为老国音。1919年出版的《国音字典》采用了老国音。1923年修订了国音的标准，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人们称为新国音。193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初步实现了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汉字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新的正字法。汉字的整理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整理异体字。异体字指音义全同、只是形体不同的一组一组的字。异体杂陈是旧中国汉字存在的主要乱象。整理异体字就是根据从俗从简的原则，从每组异体字里确定一个字为选用字，也就是规范字，其他的形体停止使用。文化部、文改会于1955年12月22日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810组异体字，从中选定810字为规范字，淘汰1055字。例如，“酬酧詶醻”里确定“酬”为选用字，“窗C窓窻牎牕”里确定“窗”为选用字。《通用规范汉字表》对异体字做了调整，今后关于异体字的认定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二、整理印刷铅字字形。旧中国印刷铅字字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1965年1月，文化部、文改会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字形表》确定了6196个通用汉字的结构、笔画数和笔顺，用作统一铅字字形的范本。字表规定的字形人们称为新字形，在这以前使用的字形称为旧字形。例如（括号内的是旧字形），吕（呂）、争（爭）、户（戶）、吴（吳）、郎（郞）。三、改换生僻地名用字。例如，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鬱林县改为玉林县、鰼水县改为习水县等。四、统一部分计量单位名称用字。例如，“浬”改为“海里”、“瓩”改为“千瓦”、“呎”改为“英尺”、“吋”改为“英寸”等。经过以上的整理，形成了现代的正字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里的字形符合这个规范。现代正字法要求：社会用字要大力推行《通用规范汉字表》里的规范字；有条件地使用繁体字和异体字；不使用不规范字。

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繁体字和异体字属于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就是：⑴文物古迹；⑵姓氏中的异体字；⑶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⑷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⑸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⑹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不规范字首先是错别字。错字是指错成了根本没有这样写法的字。例如，“展”字误为“D”、“晓”字误为“E”。别字是指把甲字误用为乙字。例如，把“捍祖国强盛”的“捍”误为“撼”。其次是二简字、旧字形、已经废止的生僻地名用字和旧计量单位名称用字等。《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公布和推行必将进一步提升汉字的规范水平，促进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联合国的汉字标准与大陆的规范汉字保持一致，自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联合国不再同时发行简繁两种汉字文本，只保留简体文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也使用大陆的普通话与规范汉字作为学习中文的语言文字规范。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采用了大陆的规范汉字为标准。随着世界其他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移民的不断增加，正式文书上以简代繁，让艰难的繁体字留下欣赏形式，加上华人后代中文的易学考虑，简体汉字成为海外华人所主要使用的汉字已是趋势。

1973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成立“简化汉字委员会”。

1981年，正式颁布《简化汉字总表》，所收简化汉字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也完全相同。

1969年，新加坡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个字外，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

1974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2248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10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

1976年5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10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国际中文教育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居于国际交往强势地位，半个世纪以来，外国人学习中文大多都使用规范汉字。1990年后，中国教育机构推出一系列面向外国非中文使用者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以规范汉字为标准。

按照来源，简体字可以分为四类：

1．古字，包括古本字、古同字和古通用字。

例如：云、电、礼、尔、后、才等。

2．俗字，就是虽然不是最古，可是在群众中流行已久的传统简体字。

例如：体、声。

3．草书楷化。源于繁体字中的草书写法。

例如：书、为、东。

4．新字，汉字简化中的新造字。

例如：灭、丛、惊。

按照形体，简体字可以分为三类：

1．省略。包括省一边的、省两边的、省一角的以及其它省略法。

例如：号-號、术-術、阳-陽、际-際

这些简体字都是原字省略而成，不另改造形体。

2．改形。这是改变繁体字的部分形体或者全部形体，包括改形声字、改会意字以及轮廓化和象征化。

例如：洁—潔、议—議、体—體、灶—竈、齐—齊、团—團、劝—勸、戏—戲、鸡—鷄

这些简体字的笔画，有的只是一种象征符号。

3．代替。这是利用原有笔画简单的字代替一个或几个音同或音近的繁体字。其中有些简体字还保留着本身的原义。

例如：几：幾

有的已经失去本身的原义，例如“只”的原义“语已词也”今天已经失去。

1、从历史地位来看：简体字并不是凭空捏造，大部分的简体字历史都在千年以上，有些甚至比繁体字历史更为悠久，古往今来不管是创造、使用与改进汉字的都是最普通的民众。由此可见，简体字的地位是由人民赋予的，而不是长着四只眼睛的神话人物仓颉。

2、从实用方便来看：简体字添加了大量的形声字与会意字，使人更方便书写与记忆，能在更小的字体下清晰的显示，人的眼睛也看起来更舒适，而密密麻麻的繁体字无论如何也做不成一本辞海的缩印本。即使是港台人民，生活中离开了电脑，也有很多繁体字不会写，在手写时，也会大量的使用简体字。蔡英文在2008年写给当时在押的陈明文一封公开信，其中简体字的身影处处可见。

3、从普及效率来看：解放后通过推广简体字与扫盲班，成功的使得今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识字率。今天大陆的识字率比香港还高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况）。正因为人人都成为了知识分子，所以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再也不会出现民国时期擅长风花雪月却无视民间疾苦的所谓“大师”。

4、从文化经济来看：简繁使用者之间互相交流并没有什么障碍。

在汉字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主要有汉字简化和汉字繁化两种发展道路，其主流的演变道路是汉字简化。也就是简化字也自古有之，和繁体字一直都是并处的，只不过是后来在我国大陆地区经过整理统一使用了简化字。

5、从科学合理来看：节省时间，更方便人的记忆。简体字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繁体字偏旁类推简化的影响，用简化后的“艺”和“历”来作为声旁，作为一个字的声旁当然是越简单越好。此外，一个同音的字用各种不同的声旁也是汉字的一大特色，比如“乙、亿、忆、屹、呓、意、臆、咦、姨、椅、倚、伊、依、怡、仪……”和“力、沥、哩、理、利、梨、莉、俐、粒、俪、例……”，这些几乎都可以用一个表意的偏旁，再加上一个表音的“乙”和“力”来作为声旁，不但节省时间，更方便人的记忆。

6、从时代背景来看：简体字的成功推广，在数字时代彻底的挽救了汉字。反对简体字的人忘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以当时的科技并没有解决汉字输入的问题，以至于清朝与民国以来的一些知识分子们一度认为，只有废除汉字才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唯一出路的谬论，这种思想当时留洋归来的新兴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而简体字通过让大量人民脱盲，以及推广汉语拼音，不但挽救了汉字，更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支持简体字与繁体字外，还有一种为改良主义，主要观点为简体字与繁体字各让一步，改进部分不合理的合并字，使简繁一一对应，以及再次简化笔画繁多的字。

1、恢复少数在楷书中欠缺美观的行草书楷化字，这些字在行书或草书中写起来非常流畅与美观，但在楷书中却有所欠缺，比如：讠、车。又或者可以在印刷时恢复部分草书楷化字，手写时则不受限制。

2、再次简化一些笔画繁多的字，比如：嚷-壤-攘-穰-瓤，这些在二简字中已经得到简化，和“让”组成了一系列拥有系统性的文字，二简字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很多同样来源于古字以及形声和会意造字法，比如私-厶、集-亼、疆-畺、算-祘，灌-浂、酒-氿、籍-笈……

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对应的字数非常之多，本表只列出部分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对比。嗯，顺序依次按上英文字母来排序。另外一简多繁的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