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小就接触政治斗争，英迪拉感受到“生活变得十分紧张” 。同时承认“与任何国家自由斗争有关的任何事物都能使我着迷” ，“由于政治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

1938年，英迪拉加入了国大党。1942年3月26日，她嫁给了之前同在英国留学的费罗兹·甘地，从此改名为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因此被称为甘地夫人。婚后不久，英迪拉因参加反英运动而被捕入狱，一年后获释。1947年印度共和国宣告独立后，她出任其父、首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私人秘书，并从事妇女、儿童等方面社会活动。在印度独立与分裂的过程中，英迪拉为数以百万计的巴基斯坦难民组建难民营、以及为病人提供药物资助。这是她首次于公共事务上出力，亦是她未来踏足政坛的一次宝贵经验。

1954年，英迪拉曾随尼赫鲁访问中国。1953年至1957年任中央社会福利委员会主席。1955年任国大党领导机构一工作委员会委员。1956年至1960年任全印青年大会主席。1957年，当选为国大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参与挑选党的议员候选人这重要工作。1959年至1960年间，她参加国大党主席的竞选并成功当选，并同时兼任其父亲的幕僚长。在此期间，英迪拉还陪同尼赫鲁访问过美、苏、法等国，出席每年的英联邦总理会议，还参加了万隆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会见和接待了不少国家元首和知名人士。她还先后担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于1959年被选为国大党主席（任期11个月，因照料重病的丈夫离任，1960年丈夫病逝后又重返政坛）。这段经历，使她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

1962年印度举行第三届大选，英迪拉为国大党开展竞选活动。当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她成为当上国防委员会委员，曾亲临前线“鼓舞士气”。由于尼赫鲁反对用人唯亲，故英迪拉未参加1962年国大党主席位置的竞选。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逝世，能够继任总理是年近七旬的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兰奇霍季·德赛，在党内是一位饱经忧患的资深领导人，能力强但固执，当时的国大党主席的卡玛拉季趁机联合党的地方实力派（这一伙人被称为辛迪加派）排斥德赛。结果58岁的不管部部长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接任总理，夏斯特里为扩大同盟，力邀英迪拉担任新闻广播部长，她同时当选为联邦院议员。她控制着政府的宣传机器，参加重要的外交、政治活动。此年10月，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下台，英迪拉访苏，以了解这一政治变动是否会影响印苏关系。1965年2月，她代表夏斯特里访苏，向苏联再次保证印度不会脱离不结盟运动等。

在夏斯特里组阁后不久，印度南方爆发了反印地语骚动，当时官方正打算通过印地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但在南方的一些地区根本并不使用印地语，在不满情绪下，当地人民爆发了骚动。事件发生后，英迪拉赶往马德拉斯（今金奈）处理。在那里，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虽然夏斯特里在初时颇为照顾英迪拉，但事实上甘地又是他最重大的政敌之一，故此二人开始产生矛盾。

1965年9月第二次印巴战争开始时，英迪拉选择往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度假。当时巴基斯坦部队正集结于相当接近的位置，有不少人都劝她改往查谟或德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但英迪拉却坚持己见。她重整了当地政府并邀请传媒到访，务求令国家民众消除疑虑。当时的大众就形容甘地为“一群妇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1966年1月，夏斯特里在苏联的塔什干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签署《塔什干宣言》之后数小时突然去世。当其死讯传到印度首都后，引起国大党领导层的混乱，一场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战展开。为了阻止德赛的再次上台，辛迪加派看上了毫不起眼的甘地，当时的国大党主席卡马拉奇认为英迪拉在全国都享有盛名，且又是尼赫鲁的女儿，故推选其出战总理一职，并获得10个邦的首席部长所支持。故此，年仅47岁的英迪拉宣布参选，并于1966年1月19日的选举中在议会两院获得355票，超过德赛所得的169票逾倍，5天后，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任命英迪拉为总理。英迪拉顺利地继承了尼赫鲁的政治事业，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性总理。印度一些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尼赫鲁之后时期”，亦称“英迪拉时期”。

英迪拉继任总理后，起初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她颇为小心谨慎，显得魄力不足。但英迪拉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积累经验，很快她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显示出来，雷厉风行和果断成了她办事的风格。英迪拉就任头一年，政绩斐然。国大党内那些对她的能力抱怀疑态度的人，也对她增加了信任感。而以为这个年轻的女总理好驾驭的辛迪加派，对她初步显露出的才华感到吃惊，对其办事锋芒的锐利颇有疑惧。党内外尽管对她的政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对她具有政府领导人的才能则很少人再怀疑。

1967年2月，在印度第4届人民院的选举中，英迪拉在国大党面临着极大困难的情况下，领导本党取得了胜利，由她组成了新一届政府。然而，踌躇满志的英迪拉却不得不与党内的辛迪加派和右翼保守势力周旋乃至摊牌，她渴望在执政党中建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她不想向任何人妥协，国大党的分裂在所难免。

在1967年国大党年会上，辛迪加派成员之一斯达瓦纳哈利·尼贾林加帕当选党主席。他指定的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属右翼和辛迪加派，英迪拉提名的几位左翼候选人均被拒绝。英迪拉为了摆脱辛迪加派的控制，为了增加在与辛迪加派交锋中的政治资本，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结果，党内纷争加剧，辛迪加派和右翼公开反对其政策。例如，英迪拉提出的对大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政策，就遭到代表党内右翼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德赛的抵制，他甚至公开说：“只要我是财政部长，这件事就不能实行；如果总理非要做，她就自己当财政部长吧。”英迪拉毫不示弱，1969年5月解除德赛财政部长的职务，自己兼任财政部长，但仍希望德赛留任副总理一职，德赛拒绝留任，退出内阁。

与辛迪加派的摊牌则因1969年5月总统扎基尔·侯赛因的去世而提前到来。总统人选空缺后，英迪拉与辛迪加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在国大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时，英迪拉便与辛迪加派针锋相对。辛迪加派为加强自己的地位，提名其成员桑吉瓦·雷迪为候选人。英迪拉认为辛迪加派的目的是利用总统权力牵制她，便提名贾·拉姆为候选人。结果在党内表决时，雷迪得到多数票。在总统选举时，作为党的领袖，英迪拉没有支持本党的候选人雷迪，转而支持现任副总统瓦拉哈吉里·文卡塔·吉里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同时，号召国大党的两院议员和邦立法院的议员不要受任何约束，只凭良心投票。结果，吉里当选。英迪拉大获全胜。

英迪拉曾经说：“什么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呢？有的人用‘不结盟’一词来表达我们整个的外交政策。我们有点不那么拘泥于‘不结盟’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独立地判断一切问题。我们不希望同任何集团或任何国家拴在一起。”她还提到：“外交政策必须以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为基础。换句话说，我们是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去观察世界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英迪拉上台时，第二次印巴战争刚刚结束，但两国间的敌意没有丝毫的减弱，而印度与中国存在漫长的边界纠纷，以及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失败的阴影，都困扰着她。

从地缘政治和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印度为了确保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就必须打击、削弱巴基斯坦，使其不能成为它的安全威胁。然而，根据当时的地理形势，印度被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今巴基斯坦）夹在中间，而且巴基斯坦又积极参加美国筹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应对印度的威胁。英迪拉上台正是关于第二次印巴战争的《塔什干协议》签署之际。尽管双方同意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但彼此的真实想法都心照不宣。

此时，巴基斯坦国内正陷于分裂。当时巴基斯坦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军队长官都是西巴基斯坦人，这一状况引起了不少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不满。1966年，东巴基斯坦成立了人民联盟要求实行联邦制，令东巴能得到自治权利以及经济独立。在1970年的巴基斯坦大选中，人民联盟获得大胜，并于翌年与总统会谈要求自治但遭到拒绝。1971年3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颁布了军事管制条例，将人民联盟的骨干成员逮捕，引起东巴基斯坦人的强烈反对。由于大批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涌入印度国境避难，英迪拉政府遂以此为契机通过了协助东巴基斯坦分离分子的决议，于1971年4月开始对西巴展开零散的攻击，并于同年11月21日展开大规模进攻。12月16日，陆军总参谋长萨姆·马内克肖指挥印军战胜了驻守东巴基斯坦的守军，身为总理的英迪拉宣布于翌日停火，第三次印巴战争随之结束。及后，东巴基斯坦在印度协助下独立，建立孟加拉国。

在1971年的战事中，美国曾派遣第七舰队到孟加拉湾戒备，并警告印度不要利用东巴基斯坦的种族屠杀为借口，而对西巴基斯坦、以及有主权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攻击。美国的这种行径令印度与其的关系更加疏远，有见及此，英迪拉开始加速制定一系列新的国防以及外交方针。印度和苏联在之前已签订友好与合作条约，亦令印度在这次战事中获得更多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支援，从而在这次战事中获胜。

战后，英迪拉邀请新任的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布托到西姆拉作一星期的会谈。在谈判几乎破裂之际，印巴双方突然签署了《西姆拉协定》，注明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争端应以谈判与和平方式解决。英迪拉因此和约被印度舆论猛烈批评，认为她应该利用手上的9万3000名巴基斯坦战俘作为筹码，以取回克什米尔的土地。但这项条约确实减低印巴双方在不久将来会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从而亦避免了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干涉事件。在不抵触一些敏感问题的前提下，英迪拉允许印巴贸易正常化，但很多其他往来则仍冻结多年。

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的成功，使英迪拉一时间成为印度的“民族英雄”，印度国内出现了一股热的“英迪拉浪潮”。正因如此，她摆脱了执政初期信心不足的精神状态，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经济政策的调整。

英迪拉上台后，继承了前任夏斯特里的政策，停止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转而实行三个经济年度计划，改善印度经济的形势。随后开启第四个五年计划。英迪拉执政期间，印度国民收入开始增长，农业生产稳定上升，供应状况得以改善。

经过1960年代的农业改革以及政府资助的投入，印度由长期粮食短缺转变为粮食出口国，亦令商业作物更多元化，这次改革亦被称为“绿色革命”。与此同时，被称为“白色革命”的向学童提供牛奶的计划也有效地解决了营养不良问题。

英迪拉时期，印度科学技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引人瞩目，其在航空、航天、原子能等领域均取得较大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印度核试验的开展。英迪拉政府判断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将对印度构成威胁，以及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无意促成印度的稳定，故加速了本国的核发展。1974年，印度成功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拉进行一次不公开的核试验，此次核试验的非官方代号为“微笑的佛祖”。虽然这次核试是被形容为以和平为目的，但毫无疑问地印度在当时已成为新晋的、世界第六个核国家。这次举动亦导致了日后巴基斯坦的核发展。

然而，在工业生产领域，英迪拉面临的挑战极为严峻。工业部门特别是公营企业效率低下。经济发展资金紧张，能源短缺，交通运输滞后等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
英迪拉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重工业占用投资过多的局面，但又不可能完全停止对在建重点项目的开支，积重难返，并不是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就能完全解决的。这一问题也是导致她1977年下台的原因之一。

英迪拉政府在1971年大选获胜后开始面临重大考验。官僚主义及贪污等都令国家的经济和管理出现危机。虽然绿色革命令印度低下层人士的生活获得一点改善，但改善的速度和幅度并不足以应付巨大的失业率。另外，政府又与英迪拉的幼子桑贾伊·甘地的马鲁迪公司签订合约授权他们去生产首批本地生产的车辆，但这家公司一辆车也没能生产出来。

同时，有人指责英迪拉实施独裁统治。看起来，在与辛迪加派和德赛的争斗中，她占了上风，但是，党内矛盾和积怨却越发深厚了。辛迪加派和德赛不肯就此罢手，他们利用其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的微弱优势，对英迪拉实行制裁，1969年11月2日他们宣布英迪拉被开除党籍，同时，要求国大党议会党团重新选举领袖，一心要把她从总理位置上拉下来。国大党议会党团的280人中的220却投票支持英迪拉，其余62人却分裂出去另组国大党组织派，这次分裂不仅党元气大伤，还造成了整个国家人们观点上的不一致和政治倾向的转变。同时，英迪拉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变得更加强硬和专横，政策也更加趋于激进。党内民主越来越缺乏了，而党内专制的传统却用到了极限。

英迪拉曾运用其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去修改宪法、以及削减各邦在联邦系统下所被赋予的能力。议会曾多次指责敌对党系所管理的邦份为“无法治及混乱”，并强制执行“总统规条”，以夺回这些邦的控制权。另一方面，某些官员又对英迪拉过度扶持其子桑贾伊而表示不满。不少过去的著名自由运动人士如贾耶·拿兰恩等都站出来发表言论对抗英迪拉政府。

另外，英迪拉的政敌亦宣称她在1971年的大选中舞弊。在1975年6月，安拉阿巴德的印度最高法院发现英迪拉在大选期间派一个公务员在自己的竞选阵营里服务。从技术角度来讲，该次选举应该作废。所以法院裁定她要退位并在未来6年中禁止参加选举。

纵然当时的议会被认为是于黑幕之下运作，但却这次是首次有法院对贪污下达了裁判。英迪拉固然提出上诉，但她的政敌却咄咄逼人要求她辞职。他们在全国发起示威，示威后期演变成骚乱。人民党则劝喻警方如果被要求开枪镇压时不要执行。公众的不满、艰难的经济环境、以及反应迟钝的政府令印度的时局愈演愈烈。其后，一场巨大的集会包围了议会和英迪拉的居所，要求她下台。

英迪拉随即要求支持她的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颁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确保了国家紧急状态的实行后，她下令警察和军队镇压示威和骚乱，并下令逮捕敌对政权的领导层，而这些被逮捕的人士当中，有很多都是在独立前曾反抗英国而下狱的斗士。在所有印刷媒体在被新闻广播部长所控制的情况下，警察从而亦获得了无限的权力和拨款。大选则被无限期延后，所有非执政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都被解散。印度的街头小巷贴满了英迪拉的肖像，上面写着“英迪拉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迪拉”。

英迪拉亦在未经过国会的详细讨论的情况下，推行了一系列的增加赋税和政制修改的政策。英迪拉曾经尝试去动议修改国家法律，务求在国家紧急状态被解除后，她能免于被政治起诉。英迪拉又要求总统颁布“特别法”，让她能不经国会去执行法令。新闻广播部长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因不满在政务上受到英迪拉和桑贾伊的过分掣肘而辞职。除这些极少数例子外，几乎所有人都默默遵从着英迪拉政府的管治方式。

紧急状态政策维持了19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国家在经济上有了显著的进展。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暴乱都得到平息，政府的效率也提高了。纵然贪污情况依然存在，但一些热心的政府官员则协助减免了一些税项。英迪拉公布了经济改革的20点纲领，包括土地改革、降低物价、打击偷税漏税、加强许可证管理等措施，使农业和工业的生产量得到了提升，令印度的财政状况可以立足于国际社会上。但另一方面，不少政治人士被逮捕下狱。期间，桑贾伊强制清除在德里的贫民窟，令数十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数千人被杀；进行了强制绝育的措施。这些强硬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稳定了国家的混乱局势。

1977年，英迪拉倡议印度再举行大选，由于其受欢迎程度比先前预估的为低，结果于同年3月的大选中遭受惨败，而她出乎意料地自愿辞去总理职务。此时，英迪拉竞选人民院议员也告失败，同年12月，她宣布退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

在1977年的大选中，人民党获得大胜，而英迪拉的长期政敌德赛则成功登上总理宝座。国大党亦因而分裂，英迪拉派在国会的影响力被降低。人民党的元老查兰·辛格则下令逮捕甘地和桑贾伊·甘地。但是，英迪拉的被捕和被长期审讯，却令她在公众建立了一个被政府逼害的无助女人的形象，反而帮助了她的政治重生。1978年11月，英迪拉当选为人民院议员，12月因阻挠议会调查桑贾伊的案件被开除出人民院。

印度人民由于依然面对着艰难的生活，故此开始对执政的人民党不满。英迪拉则发表公开讲话，为国家在紧急状态时所犯下的错误道歉，试图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形象。1979年6月，因未能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德赛宣布辞职并由查兰·辛格接上总理之位。辛格尝试组织一个由人民党主导的政府，但并得不到很大的支持。故此，辛格提出与英迪拉派的国大党合作，但却引起了党内某些人士的不满。不久之后，当时的总统雷迪下令解散国会重选，而英迪拉则在当时撤回她对辛格的协助。重选后，英迪拉获得大胜，于1980年1月14日又一次就任印度总理，兼国防部长，计划部长和原子能部长。

英迪拉第二次执政后，因痛感权力失而复得的艰难，因此对权力更加执著，她把党政大权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她不是从自身的方面去总结过往的几年里她的主要同僚离她而去的原因，相反，她不再相信高级同僚中的任何人。她总是疑神疑鬼，觉得自己被那些她曾“信赖”的人给“出卖”了。英迪拉倾力清除政府部门中占据要职但对她不够忠诚的官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有能力、诚实正派的官员受到了冷遇；而一些被证明缺乏才能的官员，却因对英迪拉的“忠心不二”被任命担任重要和敏感的职务，一批唯唯诺诺的人进入了她的内阁，这些人对她言听计从。英迪拉变得更为偏执，除了亲生儿子外，她不再信任任何人，她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决意要把一个政党“完全置于她和她儿子的控制之下”。英迪拉开始着力培植他的两个儿子，“党内人士过去向英迪拉宣誓效忠，经常是一天几次。现在他们随风转舵地改了宣誓内容，同时向英迪拉和她的‘家族’表达忠诚”。

在政治上集权的同时，英迪拉在经济上实行调整和有限度的开放政策，使经济很快有了好转；外交上，她在大国之间力求平衡，仍然高举不结盟的旗帜，提高了印度国际地位。这一切都使其执政地位得到巩固，英迪拉再度成为了不少人崇拜的领袖。

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英迪拉遇到了难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桑贾伊就被推选为她理想的、也是当然的接班人。英迪拉第二次出任总理后，更是处心积虑地为他的升迁创造条件，让桑贾伊担任印度人口最多、政治地位最重要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的活动很快便展开了。1980年6月23日，33岁的桑贾伊又被任命为国大党总书记之一。可是，仅仅20天后，桑贾伊就因飞机失事，突然死亡。英迪拉在巨大的悲痛中，又把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大儿子拉吉夫召回到身边，并努力为他创造步入政坛的条件。一年后，拉吉夫当选为议员。从此，英迪拉就让他总管自己的一切内外联络，代表她去各地视察工作，听取汇报，传达她的指示，其用意显而易见，是让他尽快熟悉政务和人事，了解下情，并参与决策。这样历练了两年后，拉吉夫又被任命为国大党总书记之一，负责党务工作。对英迪拉这种不遗余力地培植家族势力的做法，党内外议论纷纷，颇有微词，但是，英迪拉却一意孤行，此时的国大党（英）作为执政党已经完全成为她个人独裁的工具。在再寻扶植对象的同时，桑贾伊的遗孀玛尼卡·甘地不甘心将要到手的权力丢掉，而公开与婆婆对抗，一时间婆媳之争成为国内外的话柄。

主词条：蓝星行动、英迪拉·甘地遇刺事件

在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突出反映在中央和地方矛盾的加剧。地方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也此起彼伏。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英迪拉决定加强中央的权威，采取中央集权的做法，削弱地方势力，但是这些做法没能缓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反而加剧了紧张形势。

其中最令英迪拉头疼的是旁遮普地方分离主义运动。以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勒（一译宾德拉瓦尔）为首的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势力，自她初任总理时，便在旁遮普地区不断制造暴力事件，甚至要求建立独立的国家——卡利斯坦。国大党政府与宾德兰瓦勒进行了数次谈判，但是效果不佳。锡克教极端主义势力在1983年先后制造了一系列针对印度教徒的暴力袭击事件。当时，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印度教徒希望政府保障他们的安全，而英迪拉为了在大选前树立起自己的形象，遂于1984年6月6日发起“蓝星行动”，出动印度陆军攻打锡克教的圣地金庙，击杀了宾德兰瓦勒。这次事件造成646人死亡，4712人被拘捕。而伤亡者和被捕者都以锡克人为主。这次军事行动虽然镇压了锡克教极端主义势力，但被锡克教徒认为是政府对圣地的亵渎以及对锡克人的屠杀，所以某些锡克极端分子便扬言要杀死英迪拉报复。当时，总理府的安全顾问曾提议英迪拉撤走在她身边的锡克教人士，但英迪拉为免印度教和锡克教双方矛盾加剧而婉拒，这就为她的死亡种下了祸根。

1984年10月31日上午近10时，英迪拉吃过早饭后，离开她在新德里的寓所，步行前往政府大厦南区的总理办公室会见准备采访她的英国演员彼得·乌斯蒂诺夫。在走到便门口时，英迪拉遭到她的3名锡克教警卫中的两人（本特·辛格、萨特万特·辛格）轮流开枪射击（事后的尸检指出，她身上的枪伤多达30多处，分别由一把左轮手枪和冲锋枪造成）。警卫随即投降并被捕，其中一人当场被赶来的卫队士兵开枪打死，两人负伤后被关到提哈监狱，之后被绞死。随后，英迪拉迅速被送进全印医学研究所进行紧急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地时间下午2时20分逝世，享年66岁。

英迪拉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掀起了反锡克教徒的暴动，一些印度教徒高喊“英迪拉·甘地是我们的母亲，而这些人杀了她”的口号，在德里持续暴动数日，不少锡克教徒在这场混乱中被杀死或无家可归（死亡数目估计在3000到10000人之间）。同年11月3日，印度政府为英迪拉举行国葬，60多万的送葬队伍几乎使灵车无法通行。下午3时50分，她的葬礼在甘地陵所在的亚穆纳河畔按印度教的传统仪式进行，她的遗体被火化。火葬地点被称为Shakti Sthal，其中还立有一块纪念碑，以示纪念。

英迪拉在遇刺前一天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一生人都用来为人民服务。即使我死了，我相信、我每一滴血都会用来哺育印度，让她变得更加强大。”她的去世，也标志着其对印度长达16年的统治自此结束。

（葬礼图册参考资料）

英迪拉上台伊始，面对的是国大党内的一大批拥有实力的元老派势力，自己处于相对脆弱的地位。她所以被推上总理的宝座，本身就是党内各派斗争妥协的结果。除了支持英迪拉上台的“辛迪加”外，各邦的国大党领袖也分享了党内的权力。
为了拥有真正的执政地位，英迪拉利用其总理职位，绕过元老派而推行自己的政策，并在身边聚集一批亲信，即所谓的“英迪加”集团，以对抗“辛迪加”等传统的实力派人物。
面对势力强大的元老派人物，英迪拉利用元老派间的矛盾，坚决拒绝了莫拉尔吉·兰奇霍季·德赛要求兼任内政部长和拥有凌驾于其他内阁部长之上的权力的企图，及至1969年7月，英迪拉终以德赛阻挠她推行银行国有化为由迫使他辞职，紧接着又挫败元老派们推选尼兰·桑吉瓦·雷迪为总统的图谋。英迪拉明显的敌对行动终于激怒了元老势力，11月12日，国大党主席尼贾林加帕宣布把英迪拉驱逐出党。但早有准备的英迪拉成立了以她为首的执政派国大党，拥有人民院的228个席位，而德赛的组织派国大党仅有65个席位，英迪拉获胜，从而确立了她在国大党内唯一领袖的地位。


国大党的第一次大分裂，并没有彻底肃清英迪拉的异己力量，所以，当1978年12月布拉曼朗达·雷迪宣布把她逐出国大党（执）时，英迪拉“立即毫不犹豫地准备脱离旧党成立新党”，组建英迪拉派国大党。国大党的再次大分裂，使英·甘地进一步肃清了党内的离心分子，为再度上台执政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英迪拉在党内广泛培植亲信，用个人任命制取代以往的协商选举的传统。国大党第一次大分裂后，英迪拉更是不允许党内出现多中心。对于内阁成员的任命，她不同国大党议会党团协商，也不征求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在党的组织方面，国大党第一次分裂后，各级临时委员会便取代了从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县的执行委员会去管理党务；第二次大分裂后，党的办事机构的人事任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邦的执行机构的组成人选等，都要由她决定。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英迪拉能够熟练地驾驭党内各派力量。

在完成了对党、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权力控制，巩固了自己在这些领域中的唯一领袖地位后，英迪拉继承了父亲尼赫鲁培养继承人的做法，先后把两个儿子桑贾伊·甘地、拉吉夫·甘地推上政治舞台。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英迪拉确立和巩固了她在国大党内的集权地位，也为她的执政带来了便利。

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印度自1952年提出人口控制计划。1970年代中期，英迪拉政府修改了宪法，推行强制性节育。在1975年印度全国紧急状态期间，英迪拉的幼子桑贾伊·甘地开始发起为很多穷人男子绝育的行动，很多人把此称为是“可怕的行动风潮”。英国BBC报道称，自印度人口控制计划1970年代开始以来，有无数的育龄男女死于节育手术事故。

英迪拉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她上台伊始，她就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从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转移到农业上。她继续椎行夏斯特里政府已经开始了的“绿色革命”，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取得了较好的结果。粮食产量大增，缓和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并完全扭转了2
0世纪60年代初期粮食依靠进口的局面。

在强调发展农业的同时，英迪拉政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对付日益加剧的外汇危机。采取积极的步骤，鼓励产品出口。1966年6月，英迪拉上台不久即宣布卢比贬值36.5%，这是印度独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举动。同年8月，又全面改组国家计划委员会。此后陆续采取措施，恢复某些产品的出口补帖，创办自由贸易区和发展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促进印度产品和技术的出口，扩大对外劳务输出。经过这些调整，印度基本上控制住了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而且外汇储备在1984年11月初，达到了637.4亿卢比，创历史最高纪录。

在工业方面，印度经过多年努力，已建成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制飞机、汽车、远洋轮船和各种精密机床和仪器。

主词条：第三次印巴战争

英迪拉对发展核爆炸技术表现出兴趣，而当时20世纪70年代伊始，印度用于测试核试验理论数据的普尔纳姆反应堆达到临界值，进行核试验的技术准备趋于完成。1972年，英迪拉视察了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中心向甘地展示了一个木制的核爆炸装置模型。英迪拉视察后指示科研人员制造核爆装置，这是对和平目的核爆炸试验的口头授权。1973年至1974年，英迪拉政府作出同意核试验的决定。1974年5月，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沙漠进行了一次非官方代号为“微笑的佛陀”（Smiling Buddha）的不公开的核试验，爆炸了第一枚核装置，使印度成为世界第六个核国家。印度的成功，也促使巴基斯坦下决心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把印巴间的军备竞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核和导弹能力的竞赛。印度的核计划也成了印美关系中的一个长期争执的问题。

同时，印度在这一时期发射了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人造卫星和通讯卫星，并能制造短程火箭。

英迪拉统治时期，与苏联形成特殊关系，与美国关系则屡有波折。尽管英迪拉政府仍宣称印度未放弃不结盟的立场。英迪拉，但其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在实质上与尼赫鲁时期的不结盟已大相径庭。英迪拉政府的智囊认为，20世纪50年代印度的不结盟是消极的，以中立作为防御武器，而印度在对华战争中的失败已证明此路不通，因此需要推行所谓的“积极的不结盟”。英迪拉政府强调“印度的中立政策也需要以军事为基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而呼吁和平比之于无军事实力的软弱呼吁要强有力。”英迪拉的外交实践表明，她突出军事作为达到外交目标的手段，并从尼赫鲁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政策转向更多关注国家利益和南亚地区的实用主义。从此，印度便进入以灵活依靠某一超级大国大力扩充军事为特色的所谓“积极的不结盟”时期。

英迪拉·甘地上台执政后，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尼赫鲁温和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转而采取了强硬姿态，把南亚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地区外势力干涉。英迪拉第一次执政时期所采取的强硬政策、大国外交政策和不结盟政策等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由此确立了印度在南亚的大国地位。这种政策损害了印度不结盟领袖形象，造成邻近国家，尤其是南亚诸邻国对印度的提防和恐惧。为对抗与美国结盟的巴基斯坦，英迪拉于1971年3月与苏联签订具有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英迪拉第二次执政后，仍把与苏联的密切特殊关系作为印度对外政策的主线加以维持。此时，英迪拉政府在1971年通过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促使孟加拉国独立；1975年吞并锡金。在此时期，印度不允地区外大国插足南亚，以确保印度的主导地位，即所谓的“英迪拉主义”：南亚国家不应该向任何地区外国家寻求援助，如果确实需要外部的援助，这些国家应该寻求印度的帮助。这一思想的出台，在南亚国家中引起了震惊，使得印度的邻国与印度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孟加拉国独立之后，印孟之间原先被东、西巴基斯坦间的矛盾掩盖着的利害矛盾，随即也开始急剧地走向表面化。

英迪拉政府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部分地调整了其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实际利益，在更多地向苏联靠拢的同时而与美国相对疏远。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南亚地区的争夺使印度从中渔利，因自身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印度从美、苏双方同时获取援助。终英迪拉执政时期，印美关系既摩擦不断，又相互需求，两国关系动荡跌宕。

（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经历了对同中国对抗而损害了印度利益的长期反思之后，英迪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派出了印方率先撤回的驻华大使。总的来说，她一如既往地坚持印度一向奉行的原则：赞同中国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不过双方仅就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签署了几项协议，实施了代表团和专家级互访，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在英迪拉执政的后期，印中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1980年7月，英迪拉政府承认越南扶持的柬埔寨韩桑林傀儡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在最后一届任期内，英迪拉仍然高举不结盟运动的旗帜，于1983年3月当选为不结盟运动主席。

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曾称英迪拉是“我们这里的瑰宝”。

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对英迪拉有以下的描写：“她的相貌很动人，她有一对淡啡色而又略带哀伤的美丽眼睛，脸上总是挂著一丝奇妙、高深莫测却又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

中国学者王联：“……英·甘地时代是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事之秋。甘地夫人以极大的勇气与毅力，面对变乱纷繁的国际国内形势，采取积极步骤，力图挽救国家经济，提高印度的国际威望，从而巩固其在国内的执政地位，无疑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英·甘地的内外政策，并非都是灵丹妙药。无论是在国大党内还是在人民院。都受到不少的批评，……
更为严重的是，她的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经济面临的问题，而她个人对国大党的独断专横的统治，重用亲信，也使党的组织力量遭到削弱，集体协商为她的个人专断所取代，党内派系斗争激烈，腐败之风盛行，从而又进一步削弱了党的组织。……因而，她执政的16年中，印度社会的‘二元社会’现象并未有所改变。”

1971年，胜利结束第三次印巴战争后，获印度总统瓦拉哈吉里·文卡塔·吉里授予的印度国宝勋章。

2011年，获得孟加拉国追授的“孟加拉自由荣誉奖”（孟加拉国政府授予外国人或非孟加拉国民的最高荣誉，以表彰其在孟加拉国独立战争中的对孟加拉人的支持）。

2007年，在印度NDTV电视台于印度独立60周年之际展开的一项“印度最伟大偶像”的全国民意调查中，英迪拉·甘地得到的票数位居第四，仅次于“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特蕾莎修女及工业大亨杰汉吉尔·拉坦吉·达达波伊·塔塔。

2020年，英迪拉·甘地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00位影响世界的伟大女性中1976年的“年度女性”。

英迪拉·甘地的英雄形象一直深入民心，但同时她的性格也和父亲一样不太喜欢与人接触。这多数是因为她童年的动荡生活影响，虽然她对她的父亲和家族充满自豪，但她却难以发展出一个普通人应有的社交生活。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左右，她曾经和一个纽约记者多洛菲·诺文通过通信而相熟，但由于政治立场问题而中断了联络。所以除了政坛盟友外，她没有私下的知己。她的孩子们都在英国念书，不过都没有取得学位。

英迪拉的个性比较特别。有人说她是个非常孤僻的人，说这位夫人是“冷酷”的；但对某些人而言，她似乎又很腼腆，会在他们面前局促不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她又显得傲慢与冷淡。在外交场合，据会晤过她的人说，除了斯文的微笑和频频点头以外，她没有过多的应酬话。谈话时，很注意听对方讲，而她则很少开口。英迪拉对家中的仆人和秘书人员，尤其对那些为尼赫鲁家服务的仆人非常和气，她同那些为她工作的人保持着同事关系，而不拘泥于礼节。她有着广泛阅读的兴趣，几乎可以涉猎国内外大多数杂志。她能阅读法文、德文报刊，对诗歌和电影以及有关环境问题的书籍也颇感兴趣。英迪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比较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英迪拉最疼爱她的小儿子桑贾伊。不少史学家认为桑贾伊利用了她对自己感情上的依赖。可能因为桑贾伊有其父亲费罗兹的影子，而且英迪拉觉得桑贾伊因为父亲之死而不满她，英迪拉所以竭力去取悦他。当时拉吉夫已经长大亦没有政治束缚，故此甘地的母爱几乎都倾注于年少的桑贾伊身上。结果却演变成后来英迪拉对桑贾伊政治上的过分支持，而背弃了民主，腐败以及滥用权力。拉吉夫曾说他永远不会原谅弟弟对母亲1977年大选失利之后的所作所为。

关于英迪拉·甘地与费罗兹·甘地的相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费罗兹年轻时参加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经常参加一些游行活动，在一次游行过程中，他正好碰到英迪拉的母亲卡玛拉晕倒，就将其护送回家，由此结识了英迪拉。费罗兹对英迪拉是一见钟情，随即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但是当时，追求英迪拉的优秀青年很多，其中，英迪拉最欣赏的是一位叫法兰克·奥博多尔夫的德国教师，她并没有看上这位中等身材、其貌不扬的费罗兹。两人最终走到一起，主要是因为卡玛拉的病。卡玛拉患了肺结核，病情恶化，转到瑞士疗养。费罗兹当时在英国念书，经常前往瑞士探望卡玛拉，照顾得无微不至。卡玛拉去世后，是费罗兹陪伴英迪拉度过了最悲伤的时刻。母亲的离世，父亲的繁忙，让英迪拉更加珍惜费罗兹的陪伴。最终，英迪拉选择了这个出生于于一个普通的海军军官家庭的拜火教徒为配偶。她说服了父亲，不顾社会上的非议，嫁给了费罗兹。

英迪拉和费罗兹在经历了曲折与非议之后，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结婚后，费罗兹依靠尼赫鲁的关系，获得了在国大党内一些临时的工作机会，但这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稳定、丰厚的收入，夫妻二人还时不时接受尼赫鲁的经济支持。不久，他们的长子拉吉夫来到人世，此时两人生活渐渐步入正轨，费罗兹工作上遇到很多问题，生活上经常传出与其他女人的暧昧传闻。英迪拉对此十分生气，她回到父亲那里生活。费罗兹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而对一位穆斯林妇女动了真情，甚至向英迪拉提出离婚的要求。英迪拉本人不愿意离婚，尼赫鲁也认为应该尽可能地维护婚姻。尼赫鲁出面干预，结束了这次离婚风波。婚姻虽然维持下来，但是费罗兹和英迪拉之间的感情已经出现了难于修复的裂痕。此时，英迪拉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尼赫鲁的生活和事业，她长期居住在德里，费罗兹继续在勒克瑙生活，长期分居让两人的关系更加冷漠。

随着英迪拉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照顾父亲与政治事务中时，费罗兹也开始在政界活跃起来。在1952年，费罗兹当选北方邦的议员。当选议员后，他大胆批判权威，揭发了一些国家保险业的丑闻，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反政府贪污的战士形象。这一事件亦令到财政大臣、亦是尼赫鲁的助手下台。这种行事风格为他迎来了很多支持者。后来，他更是支持喀拉拉邦的共产党上台执政，而英迪拉却奉父命，携带大笔资金来到喀拉拉邦，运用收买分化等手段将共产党政权颠覆下去。当英迪拉担任国大党主席之职时，费罗兹甚至在政治上挑战和敌对她，两人的婚姻关系再次敲响警钟。直到1957年印度大选后不久，费罗兹因为不规律的生活节奏以及吸烟酗酒的习惯，患上了心脏病，英迪拉回归家庭，花更多地心思照顾费罗兹。这一事件戏剧性地挽救了夫妇二人濒临破裂的婚姻。英迪拉悉心照料患病的丈夫，令她和费罗兹以及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但好景不长，1960年9月8日她正在国外陪伴父亲出国访问之际，费罗兹终于因病过世。在以后的岁月里，英迪拉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的婚姻是不成功的，但她的眼睛里从此总有一股淡淡的哀伤。

参考资料

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1985年创立）及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都是为了纪念她而命名的。每年的10月31日，印度德里的甘地夫人纪念馆，都有大量游客前来祭奠英迪拉·甘地。

1986年起，印度国大党（英迪拉派）也设有“英迪拉·甘地民族团结年度奖”，奖励那些为巩固印度的统一和团结作出一定贡献的个人或组织。印度政府设立有以英迪拉·甘地姓名命名的“英迪拉·甘地和平奖”。

印度国土最南端的岛屿（位于尼科巴群岛中）被命名为英迪拉角。

英迪拉逝世后，印度每年都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2009年，时任印度团结进步联盟、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英迪拉·甘地的儿媳）在新德里出席英迪拉·甘地遇刺25周年纪念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