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记，上海和北京调了几位老师来支援我们学校，有两位将要分到你们系教书。”

“他们教哪几门课呢？”戴眼镜的书记问。

“一位姓戴的老师，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外国文学史。另一位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范祥雍老师，他可以教‘三古’。”教务处长讲到这里，蜡黄的脸上慢慢浮现出轻蔑的微笑，停了一刹那，又自问自答地说：“何谓三古呢？即古汉语、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

戴眼镜的书记为了表示理解处长的幽默，脸上也露出轻蔑的微笑，心领神会地对处长点了点头。

写到这里，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惊讶，大学党政官员谈到古汉语、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时为什么会露出轻蔑的微笑呢？因为毛泽东在这时提倡“厚今薄古”，要批判“厚古薄今”，处长说的“三古”其潜台词就是这些都属应该受到批判的，没有太多意义的课程。

处长继续说：“范老师前两天就来报到了，还要了一个较大的房间。他说他带了许多参考书，明天下午运书的汽车会到，你们系要派两位同学帮范老师把书搬到他的房间里去。”

第二天下午，听到教师宿舍前有喇叭声，系干事叫我和另一位同学的名字，我们马上跑下楼替范老师把书从汽车上搬进了他的卧室。

我见到了站在汽车旁的范祥雍先生，他穿一套退了色，稍显宽大而不甚合身的蓝咔叽布的中山装，个子不高，头发稀疏，戴一副有许多圈圈的深度近视眼镜，脸上露出小心而又谦和的微笑，这种微笑似乎只有在盲人的脸上才看得到。当我们把书搬完之后，范先生说，“谢谢你们，由于我刚到学校不久，没有什么招待你们，真是抱歉得很。”

“学生给老师搬东西，理所应当，不用谢了。”我和另一位同学说完就回到寝室看书去了。

二

范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汉语史，他详细地介绍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他一边说一边写板书，一会儿写篆字部首，一会儿用潇洒的苏轼体的楷书写解释，他的粉笔字写得漂亮极了。当时除了范先生讲的古汉语之外，还有政治理论，文艺理论和毛主席诗词等，这些课程由于课时多，内容大多相近，同学们都听得非常疲倦。而范先生的课，内容丰富而又新颖，条理非常清晰，上课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做笔记。

由于范先生的课很受欢迎，同学们经常跑到他房间里坐一坐，帮助他打打开水，理理书籍，或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1958年年底，学校组织干部到各处检查卫生，好的与不好的都要贴上一个小条。好的用红纸写有“清洁”二字，不合格的贴白纸条写上“不卫生”三个字。范先生的家里书籍特别多，到处堆放，很是凌乱。由于眼睛近视，书籍，家具上积有的灰尘，他看不清也没有清扫。检查组到他家看过之后，在他的门上贴了“不卫生”的白纸条。再过一两天就是元旦，学生给先生拜年时如看到门上有“不卫生”的小白条，范先生将会感到很难为情，他一生气便把那白纸条撕下来了，却不知被哪位告密者发现后告到教务处去了。还是那位又矮又瘦的处长，跑到范先生家训斥道：“范先生，你门上贴的白纸条，是学校卫生检查组贴的，怎么可以随便撕掉！？这么做，是违反学校纪律的，你必须把条子再贴上去！”

“我一个人在江西，视力又差……”先生一边嘀嘀咕咕一边委屈地用胶水把白条又重新贴到门上去了。为了对付教务处对先生的捉弄，我找了一张红纸作贺年卡，在纸上写了“祝贺老师新年健康愉快”，然后用它贴在白纸条上把“不卫生”三个字盖上了。不久又有人反映到教务处，不过这次处长倒没有再说什么，但碰到我时，他的脸立即就会垮下来。

三

同学们都喜欢听范先生讲课，尤其对他介绍的《说文解字》特别感兴趣，当时我还找了许多《说文解字》的注释本来阅读。期中考试时，我的古汉语课得了第一名。于是同学们便给我取了个外号，叫“说文迷”。

有一次和一群同学在说笑，其中一位对我说：“说文迷，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吗？”

“你说。”我应声道。

“简化字，是不是根据六书设计出来的？”他问道。

“有可能。”我随口回答。

“那么简化字中的国家的‘国’是属哪一类字？”

我想了一下回答：“会意字！”

“你是怎么确定它是会意字的呢？”同学追问。

“国家的‘国’么，”我笑着说，“就是一个和外界隔绝，密不透风的包围圈，圈里面一个王，王的左边一颗痣。”我说完，大家哄的一声笑了起来。

过了几天，范先生突然叫我到他的卧室去一趟。我刚坐下来，常见的微笑在先生的脸上消逝了。他问：“听说你给同学解释简化字‘国’为会意字，有这回事没有？”

我看到老师少有的表情便紧张起来，只吞吞吐吐地回答：“我说过，是和同学开玩笑时说的。”

“开玩笑！”范先生用重音重复我的话，“你说得这么便当！昨天全系老师开会，刘书记通报了这件事，他说你的玩笑是反动言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然后先生严厉的谴责我：“你耍小聪明，胡编瞎扯，竟拿学术开玩笑，太不严肃了。”不一会儿，他又为我担心起来并警告说：“你这么胡闹将会闯下大祸的哟……”

经过反右运动以后的大学，告密成风。到这时我才知道我说的这句俏皮话竟被人告到系支部，系书记在老师和党团员同学间作了通报。我隐隐地感到同学对我已另眼相看了，平日和我友好的同学也都在回避我，生怕受到我的连累似的。我感到困惑而又惶恐，似乎突然变成异类了。

过了些日子，我才知道系书记因我的这句玩笑，还秘密动员同学揭发我的反动言行，并派员调查我的社会关系。

好在我那时只有十七八岁，没有什么言论可查，而我的父亲又是一位经过长征的高级干部，系总支书记与校长都对我还不错。他们只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臭骂一顿，然后要我避重就轻地写了一份检讨书，此事便被他们大事化小，让我滑过去了。

四

自从说了会意字闯祸之后，我吸取了教训，只读书很少讲话。但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我仍未幸免在大会上受到批判，一次是因丧失阶级立场，另一次是思想落后言论反动。

所谓丧失阶级立场是发生在校办农场。一个黄昏，我干完农活回到农场宿舍的途中，看见一青年老师把一担猪草放在路边喘息，他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豆大的汗珠，我感到他病了，我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听说过他是中山大学调来的一位“右派”老师，我对他说：“天色不早了，你一定累了，我帮你挑一段路好不好？”他同意了。在夜幕降临前，我替他挑了一里多路然后放下来，让他自己挑进校办养猪场。

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农场草坪上召开的班会上受到揭发与批判，班长说我帮“右派”挑猪草，同情右派分子，丧失阶级立场，我以为当时没人看见便不承认。

“是右派分子自己向组织坦白交代的。”系书记气愤地说：“你丧失阶级立场，连右派都不如，右派知道要在改造中求进步，要向组织靠拢，你帮右派干活，还隐瞒错误，你落后到何等地步！”我没话说，只得硬着头皮认错作检讨。

另一次是说了错话。1960年上学期每天下午都开学习讨论会，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没有可能避免”。系书记说道：“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温床，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起来，绝不可能避免。”书记的话显然是从他的上级那儿贩来的，他不仅如是说，而且还要每一个同学把他的话重复一遍。我对这种强迫学生听废话，然后又强迫学生说废话的所谓讨论会非常反感，便不愿吭气。挨到最后，还是被班长点名非要我发言不可。

我极不耐烦地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了起来就没有可能避免，像现在没有打，就有可能避免。”

我刚说完，几位积极分子就跳起来用没有内容但十分凶狠的声音谴责我的所谓“反动言论”。

“我讲的是真话！”我为自己辩护道，“因为谁也没有规定具体时间，什么时候打起来才算作不能避免，过了一百年再打世界大战，在这个漫长的一百年里算避免了还是算没有避免？”由于我说了这些话，被系里划为必须拔掉的白旗，于是每天都要洗耳恭听别人的斥责，让积极分子们指着我的鼻子拔一拔。

后来我从别的教师那里得知系里也批判了范先生，因为他“瞒着”学校接受中华书局给予的校勘《大唐西域记》的任务，说他是只管自己搞个人名利，不重视思想改造，不重视教书的“白专老师”。

一天傍晚，我在校外碰见了先生，他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神色郁闷。他见到我便问：“听说你挨了批判？”

我说，“是的。”

“为什么？”

我把说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话告诉了他，他从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当我说到帮助生病的“右派”老师挑猪草，反被这位老师检举一事时，我委屈极了。

我说：“怎么也想不通，那位老师为什么要损害帮助过他的人？”

范先生沉思了半晌，然后说：“那位老师不仅在政治上被人整垮了，尤其可悲的是他的良心也被人整垮了。他立功心切，失去了善恶的标准，失去了判断是非的标准，所以才检举了你。”过了一会儿，范先生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讲：“那位老师，年纪轻轻便被划为右派是多么不幸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实情况复杂，不幸的人也未必全都是好人啊……”

五

1959年下半年，学校提出教学要和实践相结合，教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停课，范先生因视力差而没有下乡。我和几位同学由作家胡旷老师带队下到南昌近郊的一个模范公社麻丘人民公社去实习——替该社撰写公社史，歌颂社员们在大跃进中的所谓冲天干劲和辉煌的成就。我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学一道经公社宣传部介绍找一户在40年代遇到荒年，曾把自己亲生儿子卖掉了的农民，据说他们两老现在过得非常富裕和幸福。在走了不少弯路后，才找到了这一对老夫妻的家。我们一进村看到曾经卖掉儿子的那位老太婆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她睁大眼睛惊恐地看了我们一眼，黄得发亮的浮肿的脸上荡起一丝凄凉的微笑，然后摇摇头，仿佛有无尽的苦水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的样子，随即便有气没力地耷下眼皮，一声不响地呆坐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她的老伴从大食堂打饭回来，木头盆子里尽是些菜叶与菜根，偶然可见一两颗饭粒。老头把木盆往桌上一摔，指着木盆气愤地说：“这就是我们的中午饭。”当我们想请他谈谈往事时，他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跳了起来说：“过去过荒年，卖孩子还能换点口粮。现在我有儿子到哪里去卖！我们饿得要死，哪有劲和你们扯这些废话，你们赶快滚吧！”我和姓陈的同学十分没趣，也十分难过地被老头轰走了。

回到公社，正碰见满面红光的书记罗全根，他正眉飞色舞地给一群参观者介绍情况，他说：“麻丘公社今年亩产粮食放卫星，不仅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丰年都高，而且在全南昌县也数第一……”

书记走了以后，我和炊事员说起对书记的印象。

“你们的书记身体真棒，劲头也大。”我说。

“他的身体不棒，谁的棒？！”炊事员冷笑地望着我说，“他工作特别忙呗！隔三差五要吃一顿三凤羹补一补。”

“什么是三凤羹呢？”我问。

“就是把一只白毛乌骨鸡剖开，在鸡肚子里放一只鸽子，鸽子腹内包一只麻雀，再在麻雀肚子里塞一根人参，再用白线缝上蒸几个小时后再吃。”炊事员说。

我们正在农村作“实习”时，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回校上课了，而且要连夜赶回。记得我曾走过两次夜路，第一次是在58年下半年全校同学都在南昌钢铁厂挖土，土方运完已是半夜，我赶回学校时沿路上都闪烁着灯光，有无数的小高炉在喷射着火焰，这是全民“大办钢铁、土法上马”的时代。我那时虽然十分疲倦，但心情舒畅。我呼吸着野外潮润而又冰凉的空气，望着远处闪烁着火光的小高炉，充满幻想，第一次感到我的贫穷落后的祖国明天就会富强起来，明天就会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一年后，我这次走夜路返校时，幻想破灭了，心情与上次大不相同。这个夜晚没有月亮，沿着灰白色的河流筑起的大围堤往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延伸，远处也看不见灯光，走过饥饿的村庄时，只见光秃秃的黑色树影，连狗的叫声都听不见了。我孤独地在围堤上行走，就像在一个枯死的没有生命的星球上行走一样，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慌。

六

从农村回来后，校园里也发生了变化。学生的口粮已由每月36斤减到了32斤，最后竟只有26斤。餐桌上除了发红的包心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菜肴，菜碗里也难得见到一两滴油花。口粮越来越少，在食堂里排队打饭的同学们手上端着的饭碗却越来越大，就连身材窈窕的女同学也端着与她们形体极不相称的又笨又粗的大碗。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因为同学们在心理上感觉用大碗装饭，口粮就会随之增多的！

同学们坐在一块，再也不谈论学习了，瘦弱的饥饿的脸上泛起虚幻的微笑，回味着1958年以前餐桌上丰盛的菜肴和不受定量限制的白米饭。早上起来同学们会相互看看，然后在对方的额头上按一按，或者在脸庞上压一压，看是否会下陷失去弹性，用以验证是否由于饥饿而得了可怕的浮肿病。

记得有一位同学谈到范先生因为视力差而躲过了下乡实习的日子时，他说：“范老夫子这时很可能关着房门读他的圣贤书，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另一位又说，“即使和他谈论，他也会漠不关心。他要专心致志地校阅他的古书。”

为此我便试着去看望先生，先生一见到我马上就问：“国家在政策上可能出了问题。城里的供应很紧，连肥皂火柴都买不到，乡下情况怎么样？”

我便把在乡下见到的饥饿的情景和他说了一遍。他似乎并不相信，因而怀疑地问：“是你自己见到的吗？”

“亲眼所见。”我说。

“有没有记录？”

“有。”我回答。

“你可不可以把记录拿给我来看一看？”

“可以。”我答道，并马上跑回寝室取来两本在麻丘公社所作的采访笔记交给了先生。

记得有一次，我远远地从窗外看见先生。他正在翻阅我的笔记，有时还摘下眼镜，贴近页面仔细查看。当我敲门进房，他便合上本子，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学生能够听老师讲课，还可以看老师的著作，所以学生找合意的老师很容易；而老师不可能全面考察学生，所以老师要找合意的学生就比学生找老师难得多了。”

他继续说：“我和你认识有两年了，自认为对你有点了解，所以我曾有意地教你研读古代文献，希望你将来能成为有建树的学者。现在看了你写的麻丘笔记，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以为你现在应该写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极为罕见的时代。你要细心观察，心平气和地，准确客观地描写，千万不要夸张。你做好这项工作，将比研究整理中国古代文献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范祥雍先生不仅是位勤奋的学者，而且也是关切祖国和人民命运的知识分子。

后来我隐约听到系书记竟逼着范先生改行，要他去教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我以为是因为范先生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他们看不惯而搞的恶作剧。

1960年7月，先生因师母生病请求学校联系调回上海，遭到学校拒绝后，便毅然辞职回家。他失去了工作后，靠变卖他收藏的善本书过活，再也没有回到江大。

七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中，我坐在牛棚里写检查，常常会想起范先生。我佩服他有远见卓识，他如果不辞职，不离开学校，很可能难过“文革”这道鬼门关。后来，我又听说范先生即使失去了工作，赋闲在家，也未能幸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他的手稿和藏书被抢劫一空。一家五口被赶到一个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小房间艰难度日。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从下放的农村调回陶瓷馆，从事古陶瓷方面的研究，并开始发表研究报告。粉碎“四人帮”后，我在《文物》、《考古》和《文史》杂志刊出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范先生也看过这些出版物，并经常来信给予指导和鼓励。

与我的命运相似，先生的处境在这时也大有改善，被没收的手稿与丰富的藏书部分退还给了他，上海文史研究馆还聘请他为研究馆员。

1983年，我因发表了一篇考证蒋祁《陶记》著作年代的论文，受到海外同行的关注并获日本东方学会（亚洲与北非洲人文科学总会）之邀赴东京、京都等地讲演。路过上海时我拜访了先生。大劫过后，师生见面格外兴奋而又感慨。

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的考古文章我都看到了。现在又在做什么研究呢？”

我说：“整理古代陶瓷文献，想对宋代与陶瓷相关的赋税进行考证。”

先生笑了，他说：“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想学训诂，鉴于江西的藏书少，我劝你不要做这门学问，现在过了二十年，你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看来人的命运是多么难以琢磨啊……”

“你在‘文革’期间受到过冲击没有？”先生关切地问。

“蹲了好几年牛棚。”我答道。

“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解释那个简化‘国’字而惹的祸，在当时学校里虽然没有怎么整我，系书记还是把检举信塞进了我的档案。”我说，“我的档案里有这份检举信，无论走到哪里，领导都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的身后似乎有一个幽灵紧紧跟随。每逢搞运动狠抓阶级斗争时，幽灵就会把我逼向死亡的边缘。毕业后，我虽然结了婚，但很久很久都不敢要小孩，因为生怕险遭不测，遗祸妻儿……”

“唉！”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又关切地问，“你的这个案子后来怎么了结的呢？”

“谈不上了结。”我说，“档案中虽有检举信，但由于年深月久，专案组找不到证明人，我也没有承认有什么特别的恶意，他们无法作出结论，就这么拖下来了。”

“你过去在麻丘公社所作的一些记录还在吗？”老师若有所思地问。

“不在了。”我说，“说来话长，我的那几本记录和我写的一堆日记，在‘文革’期间被人家抄了出来，后来有朋友把它们抢回来交给了我，见到那堆东西，我浑身颤抖，丧魂失魄，同时又感到天地虽广，世界虽大，竟找不到安放我这几十本笔记的地方。我在极度的恐惧中，把它们全部都烧掉了。”

“多么可惜啊！”范先生紧皱着眉头说，“你没有继续记录当时的社会情景，也没有把麻丘笔记保留下来，这是研究那段历史的人的不幸；然而，你从事古陶瓷与陶瓷史研究，对你个人来说，却又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我没作声。

八

80年代后，我经常出国访问，几乎每次都从上海出境。在到达上海之前，总先写信通知先生的儿子——我的师弟范邦瑾，邦瑾弟总是高兴地把我将要到沪的消息转告他父亲，只要先生知道后，无论早上和晚上他每天都要问：“刘新园来了没有？”后来忙忙碌碌的儿子嫌他问得太多、太频繁，在我到达上海之前便不先把消息告诉他。

1993年，我从德国回来，路过上海。得悉美国著名学者何惠鉴先生致函邦瑾，聘请他赴美研究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收藏的丰富的中国碑刻。那时范师母过世，先生的身体极差，双目几近失明，邦瑾不忍远离相依为命的老父，对赴美之事犹豫不决。而那时我正在他家，先生对我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了，视力也在渐渐地恢复，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停了一会儿，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讲：“你无论如何要劝邦瑾赴美，千万不能放弃在美国研究和学习的机会。”分别时先生紧握着我的手，还不停地强调自己十分健康。我理解先生的所谓“健康”，实质上是让儿子安心远行而付出的一片“苦心”。当我回望先生，看见他站在楼梯口瘦弱的身影，向我挥手时，脸上浮现出来的我熟悉的笑容里流露出某种凄凉，这凄凉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从上海回到景德镇不久，就接到了邦瑾的电话，说他父亲突然病故。那时我正在考古发掘工地，无法抽身，因而没有参加先生的葬礼，待我把工作稍做交待赶到上海时，先生的丧事已经办妥。我见到邦瑾，他递给我一个手卷，说是他父亲留给我的纪念品。当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晚年抄写《东坡志林》的一段手稿，虽然没盖章，但比常见的何字更朴素更美丽。显然是先生生前喜爱的艺术品。

现在先生已经过世20年了，2013年是他百岁冥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范祥雍籍整理汇刊》等十一种（其中有多种曾获得国家奖项），《养勇斋诗钞》三百余首，学术论文十余篇。可又有谁知道，其中近百万字的著作都是他在失去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撰写而成的。可以说这份嘉惠后学的遗产是开放在地狱中的花朵。

2013年3月28日 夜

于美国密歇根州Grosse Poi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