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伊斯玛仪又于903年消灭萨法尔王朝，取得波斯东南部地区的统治权，继而征服了阿富汗山地许多独立的地方小邦，其统治势力远达怛罗斯、花剌子模、塔巴里斯坦与戈尔甘等地。他励精图治，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和商业，奖掖伊斯兰学术文化，被后世史籍誉为“信仰虔诚、宽仁贤明的君主”。

在纳斯尔二世（913～943在位）时，由宰相贾伊汗尼和巴勒阿米先后辅佐，将王朝统治的中心由中亚地区转向波斯东部，他加强中央政权和军队建设，镇压了王室内部和什叶派、哈瓦利吉派所发动的叛乱，巩固了王朝的统一。

他拨款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调整赋税，鼓励商业和对外贸易，奖掖学术，境内经济繁荣，文化事业昌盛，为萨曼王朝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波斯西部信奉什叶派的布韦希王朝崛起，长期威胁萨曼王朝西境的安全，霍拉桑地区叛乱频仍。

王朝后期，几任埃米尔即位时年幼，宫廷实权由“古拉姆将军”（突厥奴隶近卫军高级军官）掌管，突厥军官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实行划地割据。这时突厥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也在中亚崛起。崛起中的喀喇汗王朝，吸纳了波斯人的先进军事与制度经验，并以此屡次击败萨曼王朝军队，占领中亚部分地区；阿姆河以南地区由其原霍拉桑古拉姆将领阿尔普特勤建立的伽色尼王朝夺取。

在阿卜杜勒·马利克二世执政时，国土大多丧失，战乱频起，国政由加兹尼王朝苏丹马赫穆德所支配。999年10月喀拉汗王朝伊利克·纳斯尔汗率军从喀什噶尔进入河中，未遇任何抵抗攻占王朝首都布哈拉城，阿卜杜勒·马利克被俘囚禁，后死于狱中。其领土被喀拉汗王朝和加兹尼王朝所瓜分，萨曼王朝遂亡。

在751年的怛逻斯之战以后，阿拉伯人对河中统治的巩固在一个世纪之后已经使波斯人受益。把突厥人（当时还是非伊斯兰教徒）和唐帝国这双重的危险从河中地区驱逐之后，阿拉伯总督认为他们是在哈里发的名义下，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在9世纪50－75年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权力从阿拉伯人征服者手中转移到了本地波斯人。这个波斯人的萨曼王朝（源于巴尔赫附近萨曼的一个统治家族）从875年到999年间以布哈拉为首都成了河中地区的主人。权力转移的产生不是经过革命或暴力的更迭，而正是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内部，在正式受尊重的哈里发机构内。萨曼王朝满足于谦逊的埃米尔称号，并且假装只是充当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而已。事实上，一切事情的进展就好像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的主张使人联想起古波斯王巴赫拉姆·楚宾，表明在极端正统的伊斯兰教外壳下，实现波斯民族国家复辟的真正特征。

萨曼王朝的伟大时期始于纳斯尔·伊本·阿赫马德时期，他在874至875年间从哈里发穆塔米德那里得到河中作为他的封邑，以撒马尔罕为其驻地。同年，纳斯尔任命其兄弟伊斯玛仪为布哈拉的瓦利，或称总督。然而，两兄弟之间不久发生了冲突（885，886年），这是河中地区诸王朝内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892年纳斯尔去世后，伊斯玛仪成了河中的君主，从此，他的王室驻地布哈拉成了萨曼王朝首都。

伊斯玛仪（伊斯玛仪·伊本·阿赫马德，892-907年在位）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的军队于900年春在巴尔赫附近打败并俘虏了萨法尔王朝的皇帝，霍拉桑君主阿马尔·伊本·埃-勒斯。由于这次胜利，他的国土扩大了一倍，并乘胜吞并了霍拉桑。902年，他从另一王室手中夺取了包括赖伊（今德黑兰）和加兹温在内的塔巴里斯坦。在东北部，伊斯玛仪从893年起已经对怛逻斯突厥人地区发动过一场战争。当他一占领该城（怛逻斯，或奥里-阿塔），就把建在当地的基督教（可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变成一座清真寺。这位波斯王子从深入突厥草原的这次远征中返回来时，携带着从游牧民处抢夺来的大批战利品：马、羊和骆驼。伊斯玛仪在对游牧民的行动中，又回到了古代萨珊王朝皇帝们在阿姆河北岸所遵循的防御性反击的政策上，注意到这点是很有趣的。对锡尔河（药杀水）的关注（古波斯君主们“对莱茵河的关注”）又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波斯人对突厥世界（无论是不信教者或是聂思托里安教徒）的伊斯兰教战争。当边境地区的这些突厥人游牧部落皈依伊斯兰教时，这种形势变得缓和了。萨曼王朝曾经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改变而热情地奋斗过，这一转变将是对促进转变者的一种报应，因为它使穆斯林社会的大门向突厥人敞开了，而且在不止一位的突厥首领的头脑中，这是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目的。

从疆域的角度来看，在纳斯尔二世（伊本·阿赫马德，914－943年在位）统治时期萨曼王朝达到了鼎盛。北方的塔什干（柘析城），东北方的费尔干纳，西南方的赖伊（直到928年才归萨曼王朝），都成为萨曼王朝国家的组成部分，王朝的实际影响远至喀什噶尔。但是，纳斯尔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引起了导致他退位的严重骚乱。当时河中地区的波斯人已经是狂热的逊尼派教徒，并抱有要利用宗教上的差别以加深他们与真正波斯人之间的区别的倾向。

努赫一世（943－954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是萨曼王朝衰落的开始。波斯军事贵族挑起了连续不断的反叛。在西南方，萨曼王朝开始敌视另一个伊朗人的王朝，即统治着波斯西部的布韦希王朝。两王朝之间的冲突因宗教上的分歧而加剧，萨曼王朝信奉逊尼派，布韦希王朝信奉什叶派，冲突是以宗教为借口，目的是要占领多次易手的赖伊城。这是令人厌倦的战争，除了考虑到它危险地削弱了萨曼王朝抵御突厥世界的力量外，这些战争仅仅影响到波斯内部的历史。然而，在当时，许多突厥人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使这些改变信仰的突厥人取得了河中公社成员的权利（他们是以河中雇佣军的身份而得到承认的），因此，波斯各重镇的钥匙转到了突厥人手中。

未来的加兹尼王朝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萨曼王朝的阿布德·马利克一世（954－961年在位）统治时，一位名叫阿尔普特勤的突厥族奴隶成了卫队统帅，并被任命为霍拉桑总督（961年1－2月）。在继任的萨曼王曼苏尔一世统治（961－976年在位）下，阿尔普特勤被免职，退到巴尔赫。接着被萨曼王朝军赶出此城后，他逃到阿富汗地区的加兹尼城避难（962年）。他的家族靠承认萨曼王朝的宗主权在加兹尼建立了新王朝。不过，这确实是突厥人在穆斯林波斯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阿尔普特勤在其后不久去世（约963年）。他在加兹尼创建的这支突厥雇佣军（已经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从977年起由另一位前突厥奴隶（另一个马木鲁克）赛布克特勤统帅，他使自己成了吐火罗地区（巴尔赫－昆都兹）和坎大哈的君主，并着手征服喀布尔。

在萨曼王朝努赫二世伊本·曼苏尔统治时期（977－997年在位），由波斯军队贵族闹独立而引起的封建分裂已经十分剧烈，以致在992年，一位名叫阿布·阿里的贵族向当时位于楚河河畔巴拉沙衮城内的实际统治王朝喀拉汗王朝的突厥人统治者博格拉汗·哈伦求援，以反对萨曼王。博格拉汗发动了对布哈拉的军事远征，他于992年5月率军进入该城，尽管他并不打算留在该城。努赫二世为了对付这些叛变和喀拉汗王朝的威胁，向加兹尼王朝的突厥人求援，当时这些突厥人是由精明能干的赛布克特勤统帅（995年）。赛布克特勤从加兹尼匆忙赶来之后，将萨曼王朝置于其保护之下，但是，他们将霍拉桑占为己有。于是，波斯人的萨曼王朝国土缩小到只有河中地区，它的两侧都是突厥人，一边是阿富汗和霍拉桑的主人、加兹尼王朝的突厥人；另一边是仍然统治着楚河草原、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的喀拉汗王朝的突厥人。问题是在这两支突厥人中，由谁将给予萨曼王朝最后的一击。

正是在萨曼王朝的阿布德·马利克二世统治时期（999年2－10月），最后的打击来临了，它来自两方面。马利克二世在梅尔夫附近被加兹尼王朝的赛布克特勤之子、继承者马赫穆德打败，被迫永远地放弃了霍拉桑（5月16日）。同年秋，费尔干纳乌兹根地区的喀拉汗王朝国王阿尔斯兰·伊利克·纳斯尔侵入河中，他于999年10月23日进入布哈拉，监禁了马利克，吞并河中地区。

于是，东伊朗和河中地区的波斯王朝被两个穆斯林的突厥人势力瓜分了：在喀什噶尔的喀拉汗王朝可汗们得到了河中地区；在阿富汗地区的加兹尼王朝苏丹们得到了霍拉桑。这两支突厥人对这两个地区的长期突厥化起着巨大作用。

萨曼王朝（Samanids）（公元875-999年）是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封建割据王朝，其时代相当于中国唐僖宗初年至宋真宗初年之间。这个王朝名义上尊奉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哈里发，实际上独立自主，其王号称“艾米尔”（Amir）。王族出自波斯萨珊王朝的一个贵族之家，一说是为嚈噠人的后裔。萨曼王朝的主要领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土克曼斯坦东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斯坦西北部一带，建都布哈拉。该王朝的文治武功曾煊赫一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其鼎盛时期，势力所及，包括今阿富汗斯坦全境、伊朗东半部和中亚诸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其东北边境与中国维吾尔族所建立的王朝接壤。

在中国古代汉文文献中没有只字提到这个王朝，似乎双方从无交往。但是，在阿拉伯古文献中却有两处提到萨曼王朝与中国皇室通使和联姻之事，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感到兴趣的问题。本文拟对此加以介绍，并分别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其一。公元十一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喀迪·艾布勒·胡赛因·艾赫迈德·伊本·祖拜尔（Qadi Abu L－Husain Ahmad b Zubair）曾撰《珍宝录》（Kitab dhakha’－ir wa t－tuhaf）一书。书中第四章详细叙述了一位中国皇帝派遣使者到达萨曼王朝首都谒见艾米尔纳斯尔·伊本·艾赫迈德（Nagr b．Abmad）（纳斯尔二世，301/914-331/943）的经过，兹将其内容节述如下；

萨曼王朝境内内沙布尔城（在今伊朗马什哈德西面不远）有一个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被控为宣扬异端、反对伊斯兰教而遭囚禁。此人逃亡到中国，受中国皇帝宠信，擢为大臣。他向皇帝进言，劝其出兵征服西方伊斯兰教诸国。中国皇帝遂于回历327年（公元939年）派遣一个由四名最有学识的学士组成的使团，出使萨曼王朝。他们携带书信一封呈交纳斯尔二世，要求萨曼王朝称臣和缴纳二十七年的贡品；且谓，如萨曼王朝拒绝这项要求，即将出动大军西征，这支大军规模之浩荡，可使其前锋到达河中地区时，后队还在中国境内。

使团首先到萨曼王朝边境城市费尔干纳，城主迅速报告纳斯尔二世。纳斯尔二世下令一方面以礼隆重款待中国使团；另一方面调集大军和民兵由费尔干纳沿途一直陈列到布哈拉，步骑满野，兵甲如云，然后将中国使团迎至都城。纳斯尔二世布置了极其豪华而又富于威慑气氛的场面接见了使者们，使他们感到十分恐惧。接见后，以同样恫吓的语气写了回信，答复中国皇帝，拒绝其要求；但对使团人员则照顾周到，安全护送他们回国。作者最后说：“由于这一切现象，使得中国皇帝成了一位穆斯林。”

其二。公元十世纪的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诗人兼旅行家艾布·杜拉夫·米斯阿尔·伊本·穆哈勒黑勒（Abu Dulaf Mis‘ar b．Muhalhil）在其行纪中又记载了一件萨曼王朝与中国国王联姻之事。原著早已佚失，仅见引于稍后出的阿拉伯人著作中，十九世纪始为欧洲一些学者辑录转译。由于所叙述的行程和某些地理情况颇多荒唐乖谬之处，故以前被认为系辑录佚文者的编次错误所致。但至1922年，托干（A. Z. V．Togan）在伊朗马什哈德发现了原著的一个抄本，经学者们分析，此抄本确系保存了原著的本来面目，故凡书中错谬或难以核实之处，均应由艾布·杜拉夫本人负责，而非辑录者之过。我国学者张星烺曾据亨利玉尔的法文节译本将有关中国部分转译成汉文，题为《依宾麦哈黑尔之〈游记〉》，载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冯承钧亦曾撰《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一文，摘述其部分内容，并略加考释。

艾布·杜拉夫即——萨曼王朝艾米尔纳斯尔二世同时代人。据他的记载，有一位中国国王名喀林·伊本·沙黑尔（Qalin b．Shakhir），派使者到布哈拉请求与萨曼王朝和亲。纳斯尔二世不愿将女儿嫁给异教徒，但同意由他的王子娶中国公主。艾布·杜拉夫本人当时正在布哈拉，他奉艾米尔之命，陪同中国使者回到中国的首都，其地名Sandabil。此事发生在331/943年之前不久。在上述马什哈德抄本上有一条附记，略谓：纳斯尔在中国公主来到布哈拉之前去世（时在331/943年），中国公主来到后即与嗣君努赫一世（Nuh）结婚。

艾布·杜拉夫的行纪叙述了他经历中国西北各民族以后，来到中国的边关，其地处于沙碛之中。入关后，再经过一美丽之山谷，约行数目，即抵达都城。作者对这个都城的壮丽及其居民的生活描写得很详细。

德国学者马尔夸特（J．Marquart）对此行纪作了考释。他将Sandabil比定为甘州之山丹，认为这位中国国王即甘州回鹘可汗。亨利玉尔则认为sandabil一名似阿拉伯讹传之印度城名，如kandabil、Sandabur之类，中国并无这种地名。又谓，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成都府转写为Sindifu,与此城名相近，未能定其是否。冯承钧云：“据我的推想，从长城西行八日便到都城，不特谈不上汴洛，而且说不上甘凉，恐怕指的是沙州《新五代史·吐蕃传》，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又沙州留后曹义金卒于晋天福五年，行纪中所谓的中国国王，恐怕指的是这些人。”

英国著名阿拉伯语学者博斯沃思（C．E．Bosworth）教授，在其所撰《传说中国皇帝遣赴艾米尔纳斯尔·伊本·艾赫迈德王庭的使团》一文中着重探讨了前文所述第一件文献，即《珍宝录》，该文重点在于研究萨曼王朝的军队组织和装备问题，对萨曼王朝与中国的关系仅仅作了一点简单的分析和推论。博斯沃思认为；《珍宝录》中提到中国遣使的年代是公元939年，而艾布·杜拉夫陪送中国使者返回中国的年代恰在公元943年以前不久，这两个年代相距很近，可能反映的是同一件事。换言之，《珍宝录》中所提到的中国使团可能就是被称为喀林·伊本·沙克尔的中国国王派遣来萨曼王朝求通婚的使团。《珍宝录》撰成晚于此时一百多年，故所述不免有讹传之处，但其事则确有之。博斯沃思又认为，根据历史背景来看，这时正当中国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决无可能派遣使者要求萨曼王朝称臣纳贡。而据该书作者最后所说，中国皇帝从此成为穆斯林，似指萨曼王朝在中国西北的突厥语系民族中传播伊斯兰教而言。因此，这位中国皇帝或许是建立喀喇汗王朝的葛逻禄人君主。

雍按：上述两件阿拉伯文献中所提到的中国与萨曼王朝之间的交往史事，在中国史籍中毫无踪影可寻。《珍宝录》所载中国遣使之年相当于后晋天福四年，其时中原王朝的皇帝为石敬塘。石敬塘在此前一年正卑躬屈节向契丹人称臣纳贡，自保不暇，势不可能遣使者远赴布哈拉去威胁萨曼王朝。诚如博斯沃思教授所说，这位中国皇帝决不会是中原王朝的君主。至于艾布·杜拉夫行纪中所叙述的事情，也不会是石敬塘所为。因此，研究这些记载的中外学者都认为，事件中所涉及的中国皇帝或国王应系当时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某一王朝的君主。但究竟是哪一个王朝？这位君主是谁？各家仅作一点推测，均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两种记载所述的是同一件事，抑或各不相干？这也是需要认真考订的。

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与萨曼王朝直接毗连而且关系密切的政权是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为公元840年维吾尔人西迁以后在七河流域出现的一个政权。这个王朝的建立者属于哪一个民族？学术界尚无定论，或以为维吾尔人，或以为葛逻禄人，或以为样磨人，也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喀喇汗王朝有两个政治中心，一在巴拉沙衮，一在喀什噶尔。当公元939年时，占据巴拉沙衮的奥古尔恰克汗正与其侄萨图克进行为时已久的内战。据伊斯兰史料记载，萨图克接受了一位萨曼王朝王子的影响成为该王朝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君主，取教名为艾布杜·克里木。他在萨曼王朝的支持下，从奥古尔恰克手下夺取了喀什噶尔，称博格拉汗。其后至公元942—943年，复在穆斯林志愿军的支援下，占领了巴拉沙衮。萨图克死于344/955-956年。

如果我们假定《珍宝录》中的中国皇帝是喀喇汗王朝的君主，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奥古尔恰克，一是萨图克。奥古尔恰克与萨曼王朝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纳斯尔二世的祖父伊斯玛仪（Isma‘il）曾于280/893年大败奥古尔恰克，攻克其都城怛逻斯城，俘获其妻。因此，奥古尔恰克似不可能遣使团去向萨曼王朝进行虚声恫吓。萨图克是依靠萨曼王朝支持的人，更不会要求纳斯尔称臣纳贡。所以，要假定《珍宝录》中的中国皇帝为喀喇汗王朝的君主是有一定困难的。

除了喀喇汗王朝以外，与萨曼王朝边境邻近的中国政权还有于阗大宝王国。公元939年相当于阗王李圣天同庆二十八年。按《珍宝录》称，这位中国皇帝要求纳斯尔二世向他缴纳二十七年的贡品。“二十七”对这个数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如果这里提的是二十年或三十年之类的整数，那很可能只是随意拟定的年数，但这里提出“二十七”年，必然具有特定的意义。现据李圣天的纪年来看，倒是恰好与“二十七”年之数有联系。因为，这位皇帝遣使团赴布哈拉之年正是李圣天同庆二十八年，故向萨曼王朝索取二十七年的贡品就可以获得合理的解答了。就李圣天的立场而言，当然认为从他即位之日起，萨曼王朝即应向他称臣纳贡，现已延至二十八年而尚未纳贡，所以要求补纳自即位以来二十七年之积欠。年数如此巧合，似非偶然。

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据从阿拉伯古代文献中有关摩尼教徒的史料得知：当纳斯尔二世在位时，有从伊拉克逃亡出来的摩尼教徒五百余人聚集在撒马尔罕。纳斯尔二世想把这些异教徒处死。这时，中国（秦chin）的君主派遣使者警告纳斯尔二世说；“我国中穆斯林人数，三倍于汝国中信奉我教（按，即指摩尼教）之人数”，如纳斯尔二世杀害萨曼王朝境内的一个摩尼教徒，则他就决定杀死全部穆斯林，摧毁清真寺，并派人到各国去监杀所有的穆斯林。于是纳斯尔二世未敢杀害境内的摩尼教徒而只下令要他们缴纳人头税。勒·柯克（LeCoq）认为，这里所谓的中国君主乃是指九姓维吾尔可汗而言。但殷晴同志却认为：“这里所称的秦王，可能就是于阗王李氏，不仅时间上可作这样推断，并有不少史籍说明当时都用秦国这个称呼来指于阗，直到如今和田当地居民仍称古于阗城址为秦·马泰城。”

倘若结合《珍宝录》的记载来看，这两件事例很有关系，或许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传说。故殷晴同志之说不为无据。

李圣天之被萨曼王朝视为中国皇帝，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割据王朝中，只有李圣天才正式拥有“皇帝”的称号。敦煌第六十一窟东壁北侧第七身供养人题名：“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弟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授太傅曹廷禄姬供养”，此“天册皇帝”即李圣天。同窟东壁南侧第三身供养人题名：“姊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养”，可见不仅李圣天本人称为皇帝，其妻亦因之而称“天皇后”。第九十八窟东壁南侧第一身供养人题名：“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这也是指李圣天，天子义同皇帝。从这些题记不仅可以证明李圣天俨然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居，而且这个尊号也取得其姻戚沙州归义军曹氏家族的承认。又敦煌藏经洞所出P．2638号文书《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状》第42行有“寄上于阗皇后用”一语，尤可证明至晚在公元936年，李圣天已经自称为皇帝了。

有许多史实证明李圣天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即位伊始，就大改典章制度。在他以前的两代于阗王都称为“汗”，而他却自称皇帝（于阗文作rrumda，与ha:na有别）；以前无年号，他始建年号。《宋史·卷四百九十·于阗国传》云：“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立宗属，遣使来贡。”《新五代史·卷七十四·于阗传》云：“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日金册殿，有楼日七风楼。”凡此均可以看出，李圣天极力想把自己妆扮成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统治者，因而改姓为李，冒充唐朝的宗室。

李圣天对外关系的态度也是一贯自高自大而且好战的。据敦煌藏经洞所出P．2958号于阗文遗书可知，在李圣天即位前，于阗汗经常遣使于甘州回鹘可汗帐，两家关系良好；但李圣天即位后，十年间断绝来往。《新五代史·于阗传》提到“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亦指李圣天统治时期而言。李圣天对后晋虽然遣使入贡，实际上只是通商而非称臣，所以当后晋朝派使臣张匡邺到于阗授册封时，“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李圣天与喀喇汗王朝更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至于摩尼教在于阗之盛行，乃人所共知，故李圣天以摩尼教徒的保护者自居，亦自然之理。萨曼王朝的摩尼教徒受到迫害而求援于李圣天极有可能。由此我们联想到《珍宝录》中提到的那个“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或许就是一个摩尼教徒。摩尼教徒固然并非真正持唯物主义观点，但在伊斯兰教徒的心目中所谓“持唯物主义观点”也不过只是加在异教徒头上的一项罪名而已。

假如上面的推测能够成立，我们对于这一件史事即可作出如下的复原：

在纳斯尔二世统治期间，萨曼王朝境内有一批摩尼教徒遭受宗教迫害，其中有一人（或数人）逃至于阗，因为当时于阗是摩尼教盛行的地方。逃亡者求救于于阗王李圣天，请求他出兵讨伐萨曼王朝以解救那里的摩尼教徒。李圣天当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同时也以摩尼教的保护者自居。他为此派遣一个使团到布哈拉对纳斯尔二世进行恫吓。使团可能向他提出两个要求：其一，停止迫害摩尼教徒；其二，向于阗缴纳二十七年的贡品，因为这一年正是李圣天即位后的第二十八年。纳斯尔二世没有为他的威胁所动，拒绝了纳贡的要求，并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了李圣天。尽管如此，萨曼王朝对摩尼教徒的迫害大概因此有所收敛。

《珍宝录》所反映的事实或许就是如此。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该书说，这位中国皇帝由此成了穆斯林。实际上，李圣天此后并没有成为穆斯林，于阗国是在若干年后被喀喇汗王朝征服后才皈依伊斯兰教的。这一点虽与《珍宝录》之说不符，但并不构成对上述推测的否定理由。因为，几乎所有宗教家在叙述任何历史事件的最后，总是以自己的宗教取得胜利来结束，这种结局已成定规，并不具有多少真实性；再则，当这位作者撰写《珍宝录》之时，于阗确已皈依了伊斯兰教，作者把这一后果提前归因于他所叙述的事件，更是宗教家惯于以感情代替事实的常例。

总的说来，《珍宝录》所述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一段交往故事应当是可靠的历史，其中的中国皇帝就是于阗大宝国的皇帝李圣天。

至于艾布·杜拉夫，虽然他的时代比《珍宝录》的作者早一个世纪，而且他自称亲身到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行纪却充满了颠倒错乱和荒诞不经之谈，实在难以取信。当然，我们不是完全否定他所提到的萨曼王朝与中国某位君主通婚之事，这件事也可能是存在的。不过，我们有理由怀疑，杜拉夫本人是否真正陪送过一位和亲的中国使者来到他所谓的中国都城Sandabil。

他在叙述行经中国西北地区时，提到了许多部落名称，其大致可考者有乌古斯、九姓维吾尔、黠戛斯、葛逻禄等，对这些部落的位置和风俗习惯的描写还基本可靠。但是，这时候，在这些部落活动的主要地区已经兴起了一个重要的政权，即上文提到的喀喇汗王朝。杜拉夫如果真正亲身行经这些部落，他不应当对喀喇汗王朝只字不提；再有，他还提到于阗（在行纪中作Khatiyan，应即和阗之对音，此外别无他处可以比定），据他说这个国家当时没有国王。

而我们知道，此时正是于阗王李圣天在位年间。他对于阗的描写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

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内地的描写几乎无一可以核实之处。他所提到的中国西北的边关，似可使人联想到玉门关。仅是，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西走廊全部陷入吐蕃人之手，玉门关镇（唐代玉门关已不在敦煌而东徙于今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从此废弃。在杜拉夫所叙述的年代中，敦煌为归义军节度使曹氏所据，张掖地区为甘州回鹘所据，其间并不存在任何中国的边关。至于他所谓的中国都城，更不知如何所指。马尔夸特将Sandabil比定为山丹，而以为即指甘州回鹘，此亦只是根据杜拉夫所叙述的行程约略推测，再加以对照比附，但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杜拉夫所描写的Sandabil之宏大壮丽、城内之建筑与繁华、城内多印度人、国王乘象等等，无论如何，与甘州当时的现象不符。冯承钧以为可能指沙州，亦属臆测。张星烺谓：“此或指盛唐时长安，而非五代时之长安也。”其言似若有理，但果真如此，则杜拉夫所记乃得自传闻，且系历史，而非本人当时亲历所见。Sandabil一名则与长安对应不上，诚如亨利玉耳所云，有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

根据上述种种迹象来看，似可得出下面几点推论：

1．杜拉夫并未到过中国，他所谓陪送中国使者的话全属谎言，毫不足信。

2．杜拉夫关于中国西北各部落的叙述得自传闻，其情况应属喀喇汗王朝兴起以前，甚至是公元840年维吾尔人西迁以前的局面。

3．他关于中国边关以及都城的描写亦系得自传闻。都城可能指长安，情况属唐代，里程乃属误传或出自臆测，Sandabil一名系作者杜撰。

尽管如此，他所记载中国某位君主与萨曼王朝联姻之事，则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杜拉夫本人确曾在布哈拉居住过，他对萨曼王朝纳斯尔二世晚年的事情应当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纳斯尔二世之子努赫一世是否娶过一位中国公主，这在萨曼王朝境内亦当系众所周知之事，不容虚构。如果连这件事也出于杜撰，则杜拉夫的著作在伊斯兰文化界就会被视为小说，而不致被认为是真实的行纪了。因此，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应当是真的。正因为有此一事，故杜拉夫得以伪称自己曾陪送中国的使者来过中国的都城。但是，他实际上并未到过中国，所以不得不根据传闻加以编造。殊不知这时中国的局势已大大改观，他所得到的传闻乃系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其不能与现实相符昭昭可见。不过，当时萨曼王朝与中国内地并无交往，其居民对中国的情况自亦不甚了了，所以杜拉夫得售其谎言。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杜拉夫所提到的这个与萨曼王朝联姻的中国国王究竟是何许人。根据他的叙述，可以归纳出几个要点。其一，这位国王对萨曼王朝是友好的，或有所求的，所以他才主动提出联姻的要求；其二，这位国王此时还未皈依伊斯兰教；其三，国王的名字叫做喀林·伊本·沙克尔，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化的伊斯兰式的名字；其四，这位国王遣使者来布哈拉的年代应在纳斯尔二世去世（331/943年）以前不久。我们可以确认以上四点是大致可信的。

根据这四点来推测，我认为，这位国王很可能是指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汗。如前所述，在331/943年以前的若干年中，萨图克汗一直在与他的叔父奥古尔恰克进行内战。奥古尔恰克始终是萨曼王朝的敌人，而萨图克则是依仗萨曼王朝为外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元942一943年，萨曼王朝派遣军队协助萨图克攻下了巴拉沙衮，使他统一了喀喇汗王朝。这个年代与杜莱夫所述中国国主遣使要求联姻的年代如此接近，而萨图克与萨曼王朝的关系如此密切，使我们不得不推想，这位国王最有可能就是萨图克汗，此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更合乎情理的答案了。

萨图克是喀喇汗王朝最先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汗，这正说明他早先本是一个异教徒。他改奉伊斯兰教的准确年代不详，但史载他是在一位萨曼王子的影响下改教的。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当他在公元943年前不久向萨曼王朝要求联姻时，尚未皈依伊斯兰教，所以纳斯尔二世虽然允许与他联姻，却称他为异教徒。他之改信伊斯兰教可能是在纳斯尔二世死去以后，即在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努赫一世以后。然则，影响了萨图克而使他改信伊斯兰教的萨曼王子或许就是他的女婿努赫一世。

此外，从名字上似乎也能发现一点痕迹。杜拉夫称这位中国国王为喀林·伊本·沙克尔；而据喀喇汗王朝的史料记载，萨图克改教以后取名艾布杜·克里木。克里木可能即卡林，萨图克可能即沙克尔。在这个名字问题上，大概还是杜拉夫错了。同为所谓“伊本·沙克尔”，乃指沙克尔之子，这是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缀以父名的习惯。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以后可能取上一个教名，但并不会立即一切改从阿拉伯人的习惯。所以，他不致于采用“伊本”这样的取名方式。

萨图克汗之被称为中国国王，这一点已经从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找到了根据。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汗”，“桃花石”即是中国，可见喀喇汗是以中国国王自居的，萨曼王朝的人因而称其为中国国王就不足为怪了。

杜拉夫既未到过中国，也没有见过喀喇汗。他对上述联姻的历史事实虽然略有所知，但对喀喇汗王朝的情况却不清楚，因而就把他从传闻中得知的唐朝的一些情况同喀喇汗的联姻事件揉合在一起了。

关于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两次交往，已作推断如上。这仅仅是通过分析得出的一种结论，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萨曼王朝是最先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萨曼王朝是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有着完整的国家管理制度。萨曼王朝的政治体制，既继承了古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粟特国家和阿拉伯伊斯兰王朝的诸多特征，又给后来的喀喇汗王朝、加兹尼王朝、塞尔柱王朝等提供了组织模式，从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萨曼王朝权力框架中，埃米尔为独立君主，集行政、军事和司法大权于一身，为最高统治者。

迪万（dawani）为中央国务会议，迪万由10个层级部门构成，由瓦兹尔（vazir，宰相）统领，分别掌控财政、外交、法律、教育、户口等职权。总体而言，负责协同皇室处理政治事务，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达尔嘎赫（dargah）为萨曼王朝的宫廷系统，一般由两个官僚组成，一为瓦克尔（wakil），即宫廷总管，负责处理宫廷内务工作；另一为哈吉布（hajib），即宫廷大臣，负责宫廷警卫工作。此外，宫廷外围驻扎突厥古拉姆近卫军（ghulam），由突厥近卫军长官（sahib—haras）统领。

所有军事力量一律掌握在西帕希—萨拉尔（sipahi—salar，总指挥官）手中，包括古拉姆近卫军，这个官职通常由埃米尔直接任命。

地方划分为一系列行省，由中央任命各级总督进行管理，省级官员为哈克姆（hakim），在各个行省之中，以霍拉桑哈克姆的职权最大。各行省分别设立邮政官，负责通讯、情报以及监督地方官吏的工作，充当中央的耳目。

此外，王朝的边疆地区由一些自治、半自治的小政权管理。

萨曼王朝在其鼎盛时期，拥有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萨曼王朝军队由骑兵、步兵、工兵、后勤兵等多个兵种构成。骑兵具备高度机动性、良好的铠甲防护以及精良的武器，是王朝军队的核心力量，骑兵装备偏重，有时战马也披上铠甲与马衣。步兵占据数量上的优势，是攻城略地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工兵的主要职能是围攻城池、修筑攻城器械以及防御工事，同时兼顾武器铠甲的制造与维修。后勤兵负责部队的后勤给养工作。王朝在各地派遣常备军驻守，由突厥奴隶组成的古拉姆近卫军则是驻防首都与大城市的重要力量。

萨曼王朝的武装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分：一部分是由军事地主、城镇乡村武装构成的非常备军部队（muttawwi'a），这些非常备军通常是伊克塔授地的拥有者；另一部分是由国家统一提供装备、领取薪水的常备军（al-auliya），常备军官兵定期领取国家俸禄，但不被授予伊克塔；古拉姆（ghulam）则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军事群体，这个军团群体由中亚草原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奴隶构成，而且往往和君主的关系更接近。

萨曼王朝时期，中亚河中地区长期没有受到动乱与战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此外，王朝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兴修水利，促进手工业发展，疏通商路，因此，中亚经济文化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封建社会取得进一步发展。

生产关系转型

公元6—9世纪，中亚的土地制度由奴隶制土地占有制逐渐向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过渡，并逐渐确立起封建生产关系。公元9世纪萨曼王朝建立以后，封建关系的统治已经基本成熟。封建土地的主要占有者是王室成员、封建贵族、宗教上层、古拉姆将军（突厥近卫军首领）、大商人等，伊斯兰社会的“伊克塔”土地制度在此时定型。但萨曼王朝的常备部队官兵并不被授予“伊克塔”土地，而是按官阶高低领取薪酬。

在伊克塔体系之中：

占有大量私有土地的地主贵族被称为迪杭(迪赫坎，Dihqan)，租给农民收取分成制地租。少量土地分归村社农民，按规定上缴土地税。

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由王室赐封或穆斯林施舍的地产(即瓦克夫)，免缴赋税，其收入为宗教基金。

王朝采取扶农(牧)、重商政策，倡兴对外贸易，东西商道畅通，各国商贾云集于各城市，商店林立，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国库充盈。

货币流通

萨曼王朝的税收有货币税与实物税两种，两者的比例约为1:6.65，税收的来源主要有土地租税、人头税、商队关税、奴隶贸易等。萨曼王朝的税收完全归于本朝国库，并不上解到阿拔斯王朝，由此可以看出王朝实际上的独立性。

早期中亚的货币是由胡达铸造的迪尔汗。阿拉伯人占领中亚之后，一些新式的货币如穆赛义宾币开始流行。公元886年—887年，纳斯尔一世开始铸造一种新式的迪尔汗银币。并在费尔干纳、河中、呼罗珊、锡斯坦等地建造了众多的铸币厂。

农业手工业发展

萨曼王朝的降低赋税、与民生息的政策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进步，费尔干纳的采矿业相当繁荣，从这里开采的铁、金、银、锡、铜等矿产运向河中地区进行加工。河中、呼罗珊地区出现了早期的流水线专业化生产，萨曼皇室在布哈拉、撒马尔罕、谋夫、赫拉特、巴尔赫等大城市建立起多个国有手工作坊，专为皇室、官府、军队与贵族提供日常用品与武器装备。

商业贸易

萨曼王朝的商业贸易同样繁荣。萨曼王朝向周边地区的突厥人输出细布、花纹布、锦织物、藏红花、羊毛、地毯、铁甲、铁制工具、武器等货物，从中亚草原的喀喇汗王朝输入羔羊皮、山羊皮、骏马、骆驼、山羊、绵羊、各类矿产等。

萨曼王朝在9世纪末期，同东欧的保加尔汗国、可萨汗国、基辅罗斯等国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里海、伏尔加河与花剌子模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贸易路线，货物往来络绎不绝，东欧的水貂皮、鼬皮、海狸皮、鱼胶、鱼牙、白杨树皮、斯拉夫奴隶等土特产源源不断的输向中亚，北欧的瓦良格人也来过王朝境内经商。

同时，萨曼王朝同埃及地区、拜占庭、叙利亚、印度、中国五代十国都有着相当繁荣的经济往来。

萨曼王朝以伊斯兰教为国教，遵奉逊尼派教义，实行伊斯兰教法，推崇哈乃斐派教法学说。中央大法官和各省法官，由埃米尔直接任命，多由教法学家和大毛拉充任，主持宗教事务和司法。该王朝多数埃米尔笃信伊斯兰教，精通教义教法，宫廷延聘著名伊斯兰长老担任国师、顾问，参与朝政，享有宗教特权和较高政治地位。

萨曼王朝时代，波斯人提倡伊斯兰教信仰，但古代传统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仍然颇有规模。10世纪时期，祆教的神职人员在波斯的各大城市设有活动点，并被官府授予“管理城市铅制管道”的任务。

随着王朝的不断向外扩疆及征服，伊斯兰教在河中地区、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北部得到广泛传播，大量原本信奉萨满教与祆教的突厥人部落改奉伊斯兰教，在其辖地确立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中亚伊斯兰化在此期间完成，并促使大批突厥语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学习波斯文化。王朝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赫拉特、赖伊修建壮丽的清真寺、宗教学校、宫殿、陵墓、图书馆、天文台，促进了波斯—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

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发展成中亚伊斯兰文化名城。布哈拉兴建的宫殿，富丽堂皇，为萨曼王朝的建筑珍品；规模宏大的皇家图书馆，藏书丰富，收藏有《古兰经》珍本和各学科的手抄本，堪称学术宝藏。撒马尔罕兴建的大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和天文台，为萨曼伊斯兰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象征。

王朝大力奖掖学术，招贤纳士。在纳斯尔二世时，布哈拉及宫廷，各方学者云集，在此求学、研究、著述蔚然成风，出了不少闻名于世的学者。医学家兼哲学家拉齐、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博学家比鲁尼、诗人菲尔多西和鲁达基、历史学家巴勒阿米、艾布·苏莱曼等均在萨曼王朝的庇护下从事过学术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萨曼王朝赞美波斯文化，是波斯语及文学艺术的复兴者。王朝除通行突厥语、阿拉伯语外，政府规定波斯文为官方通行文字，并大力推广波斯语，诗人鲁达基等用波斯语进行文学创作，将伊斯兰教经典、科学和文学著作翻译成波斯语广泛流传。

据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载，萨曼王朝曾与中国于阗大宝国王或甘州回鹘可汗通使、通商和联姻。中国西北边境突厥民族最早信奉伊斯兰教，是受到萨曼王朝波斯人传播的影响。

纳斯尔·伊本·艾哈迈德 （874～892）

阿米尔·毛齐·阿布·伊卜拉欣·伊斯玛伊·本·阿赫马德（892～907）

纳斯尔一世（907～914）

纳斯尔二世（914～942）

哈米德·阿布·穆罕默德·努赫·本·纳斯尔（942～954）

拉希德·阿布·法瓦列斯·阿卜杜·马利克·本·努赫（954～961）

阿米尔·萨迪德·阿布·萨利赫·曼苏尔·本·努赫（961～976）

阿米尔·拉齐·沙亨沙·阿布尔·卡赛姆·努赫·本·曼苏尔（976～997）

阿米尔·阿布尔·哈里斯·曼苏尔·本·努赫（997～999）

阿米尔·阿布尔·法瓦列斯·阿卜杜尔·马立克·本·努赫（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