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又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到南开大学邀请蒋廷黻前往领导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史料派。

在清华六年，蒋廷黻不仅显示了学术上的实力，行政才干也得到一定展现。这期间他还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因此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蒋介石曾三次约见他。1934年7月，他受蒋介石委托，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德国、英国。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这也是他弃学从政的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廷黻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

1932年春，蒋廷黻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廷黻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托莫亚科夫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日本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

次年10月，蒋廷黻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廷黻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廷黻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廷黻的冷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廷黻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9日，蒋廷黻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联合国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韩国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南京条约》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蒋廷黻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

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

1946年，蒋廷黻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邵阳市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后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代表。

1947年4月，蒋廷黻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已经放弃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筹划胡适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同年6月12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内阁。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6月中旬开始，他与宋子文、顾维钧、胡适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49年底，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

1950年11月29日，蒋廷黻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全程用英语发言攻击新中国，洗白美国入侵朝鲜的行为，被新中国代表伍修权严厉驳斥，使得蒋廷黻狼狈不堪。

1961年11月，蒋廷黻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就职其间，蒋廷黻与沈恩钦发生婚外恋，原妻唐玉瑞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

1962年，蒋廷黻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9日病逝于纽约。。

在内政方面，蒋廷黻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由此，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经济问题平均分配耕者有其田，关注教育等政策，使中国日臻富强，对内可以谋致人民的康乐幸福，对外可以抗拒帝国主义侵略。

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对南京政府寄于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理念上说，他在留美期间就一直对俾斯麦、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领导的统一事业深为敬佩，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表示向望，希望中国能走出中世纪、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从事实上看，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进的大城市，在各种政治力量（军阀集团）中确实最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与实力。而且，他认为国民政府

蒋廷黻所主张的理智的、互利合作的外交，首先表现在如何对英国和日本的问题上。1927年春，他与何廉博士一同去上海、杭州、南京游历，他“当时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兴趣”。当他获知主持接收胶济铁路谈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部长时，“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新政府对外关系的真正意向”。在上海，他与何廉设法见到了王正廷，王对他们说：外交政策“很简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蒋廷黻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认为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是应废除，“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困难应是“东北问题”。外交部部长所面对的情况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这里所说的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实际就是指要维持与英国和日本的某种程度的开放、合作关系，否则“东北问题”难以解决。

蒋廷黻与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分歧是明显的，这个分歧不是要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不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废除不平等条约，怎样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只顾一时、一地、一事的解决，还是从长远、从全局、从轻重缓急的要求来考虑；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极端化、绝对化，还是从实际出发，依据双方的情况来处理问题。蒋廷黻认为，如果是从理智的、全局的、双方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中国的外交关系，“东北问题”将成为更重要的焦点，要妥善地处理“东北问题”，就不能四面树敌，至少要与英国维持适当的友善关系。“东北问题”的难点在日本，以日本当时的强劲，简单地以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外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也需要维持与日本的某种友善关系。概而言之，就是要与英国和日本保持一定程度的柔性与合作的关系。

蒋廷黻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源于他的深厚的学识，特别是对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的了解；另一方面与南开大学的特殊环境分不开。蒋在回忆录中说：“所有上过国际关系课的学生都知道我国东三省是远东的风暴中心。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有许多学生是来自东北各省的。何廉博士都对山东河北农民移居东北以及东北地区的国际贸易问题感到极大兴趣。地质学家曾经估计过东北地区的煤铁资源，指出：中国如果要成为工业化国家，一定要依靠东北的矿藏。因此，南开校长张伯苓于1928年夏发起一次东北研究旅行。”蒋廷黻参加了这次研究旅行，沿途他与东北的重要官员会见交谈，实地考察，更使他感到东北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意义。他最担心的是东北地方当局能不能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于东北已有咄咄逼人之势。

由于蒋廷黻对“东北问题”早已关注，1927年春他去南方考察之后，同年夏天，他赴日本，在东京研究。他会见了离职不久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对华外交方针是：保持和平，不干涉中国内部的统一。早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蒋廷黻曾与币原见过面。蒋廷黻相信并且称道币原的对华外交方针。与币原的会见，使蒋廷黻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关于日本的情况。本来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革命外交”，实际是联苏、联日以集中打击英国侵略势力，故币原的对华和平外交，既合乎逻辑，也未受到国内军方的过分抵制。然而到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后，形势迅速转变。日本舆论大肆宣扬所谓北伐军“暴行”，说日军没有还击是“耻辱”。在野党政友会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倒阁活动，攻击币原外交软弱无能，使日本帝国丢脸。政友会总务山本条太郎攻击民政党若内阁“只知道在不干涉内政的美名下袖手旁观，造成了今天这样的连侨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的局面。这一事件有一半罪在日本当局。”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4月16日的政友会临时大会上发表演说，批判币原外交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夸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要求出兵干涉中国国民革命。日本陆海军、资本家、舆论界、在野党，均一致要求放弃外交手段，以武力对中国实行干涉。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成立，田中身兼首相和外相，币原的和平外交路线搁浅了。6月27日至7月7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在日本外务省召开了由外务、陆军、海军、大藏等省及驻海外使领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会议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制定了在中国东三省实施侵略扩张的行动纲领。

蒋廷黻在东京研究并会见币原，正是田中上台和“东方会议”召开的时候，他比国人更直接的感受到日本将要进攻我国东北的压力和威胁，作为一个对国际关系史有深厚学养的人来说，他对东北的危机的理解和预测，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对于东北问题的认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面对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所有国家都设法控制国内市场，排斥日货。日本主战论者利用世界资源分配不公及有资源国家加紧排斥日货的事实为藉口。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锐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场和原料。日本有见及此，自然要筹谋对策。他们认为：日本如果不能从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落后地区分一杯羹，就只有牺牲中国，在亚洲北部去建立他们的帝国。日本人认为占领我们东北是公道的。他们认为他们并非从中国人手中攫夺东北，而是从俄国人手中拿到东北的。他们认为：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东北将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日本战胜了，东北自然应该归他们。他们进一步认为：日俄战后，东北重归中国版图，那实在是因为国际间的嫉忌和中国的外交阴谋有以致之，事后中国非但不与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发展，而且更重申中国的主权”。蒋廷黻说：“东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东北的农、工业在中国均居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过去若干世纪，我们一直把日本人当作‘侏儒’，认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1895年日本战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个大震荡。中国人把那次失败，当作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三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这就是中国人对中日两国在东北冲突的看法。当时中日双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无法筹划出有利双方的经济发展计划，解除日本侵略中国的经济因素。中日两国主战的报纸，一致渲染：如果中国富了，日本一定会穷；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国也一定会穷。双方没有合作的余地。”蒋廷黻说：当时“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经过研究和实地观察，我当时认为东北问题不易解决，因此我以为应该格外注意才对。我认为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聪明，否则就会发生巨变。”虽然对如何解决好东北问题尚无成熟的意见，但蒋廷黻在思索，“想要找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

1927年10月，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有一篇题为《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之异同》的文章，由李颐翻译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蒋廷黻特意为这篇译文写了一段按语：我们以为全英国的人民都是与我们为仇的，其实并不如此。英国人也有许多是对我们表同情的。这篇文章就代表英国的亲华派。他们不但不仇视我们，且希望我们的革新运动早日成功。这是我国国民应该知道的。

蒋廷黻要借汤恩比的文章为题，来抒发对大革命中那种刚性的偏急的“革命外交”的不满；他要用事实来证明那种只从己意出发、不知对方全面情况而一味对抗的举动是不理智的；他要告诫那些煽起狭隘民族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的人们，这样做不一定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解放。

1933年11月，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发表《送蓝普森公使归国》一文，对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合作外交大加称赞。他说蓝普森在中国作了七年公使，使中英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成绩伟大。蓝普森是1926年来华接任的，当时中英关系正处危急的时期。1926年冬天和1927年春天，如果“蓝普森公使的判断、勇敢、忍耐稍有欠缺，不但中英的关系必致大决裂，就是全盘远东问题也可演变到一个不堪设想的田地”。由于“英国政府和蓝普森公使屡次的具体的表示中国的富强就是英国的利益，使这富强得实现，英国愿意尽友谊的协助责任。”“现在我们知道英国不但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障碍，且是一种助力。从此以后，中英的友谊及合作只须维持和培养。”（注：载《独立评论》第76号，1933年11月12日，《蒋廷黻选集》（三），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441-442页。蒋廷黻认为，中英在大革命时期的激烈对抗，其历史原因是英国的工业品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民对英国帝国主义表示仇恨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心理的土壤上，鲍罗廷等人制造反英空气，才能收到极大的效果。蒋廷黻认为：蓝普森公使是有眼光的外交家，他没有恶化中英之间的对抗，而是很快公布新政策，主要包括六点：（一）英国愿意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二）英国绝无强以外人的统治加诸中国的志愿；（三）中国条约的志愿是正当的；（四）旧条约未修改以前，英国愿意关于条约的权利略为通融；（五）在中国未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英国就愿意与中国维持亲睦的关系；（六）华府会议所通过的海关附税，英国愿意中国即时起始征收。蒋廷黻说：蓝普森公使的秘诀在于：不以中国的国家主义为英国之敌，反引以为友。）

蒋廷黻从中英关系转变的历史事实中更获得一种认识和信心，如果中、日双方都能采取忍耐的合作的政策，东北问题或许不致激发起剧烈的波澜和严重伤害中国的后果。很显然，蒋廷黻一方面对日本币原外相抱存希望；另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中国国内也像反英一样，掀起强烈的反日怒潮。然而事实完全不是朝着蒋廷黻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虽然币原外相试图做过一定的努力（注：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1931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币原于1927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告诉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变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蒋廷黻说：“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相一直都急于寻找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的政府措置失当。”（见《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8页）），但没有成功。

1931年冬，外交部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蒋廷黻赞同顾外长的提议，认为此举至少可使冲突的紧张形势不致蔓延。当时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约蒋廷黻到燕大演讲，蒋在演讲中极力支持顾维钧外长的主张，演讲结束时，燕大名教授陆志韦站起来代表教职员及学生联合会发言，他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在场的政治系系主任徐淑希也支持陆的提议。结果，当司徒雷登将提案付诸表决时，台下一片手海。如此场面使蒋廷黻不免尴尬和沮丧。全国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抗战。他们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铁路为之阻塞。他们认为，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要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

蒋廷黻认为，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不能排除有政客在幕后操纵的事实。他说：“活动费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数学生身上。此种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战争。”蒋认为即使是出于纯洁的爱国心，也要分辨是理智的爱国还是盲目的情绪化的爱国。如果是盲目的、情绪化的爱国，那么爱国很可能导致误国。他说：自国民党出师北伐，到“9•18”，全国布满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我们把一切国计民生的困难都归罪于帝国主义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动都看为帝国主义的。由于“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9•18’事件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公翁——民众——的意旨所作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

在自己实力明显不足、外部援助也不可靠的情况下，蒋廷黻认为对付强敌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就是妥协，就是暂时吃点亏。他认为，如果战，未免要吃更大的亏；实际不能战，而空喊抗战、鼓动对抗，只能是给国家添乱，妨害外交。所以，蒋廷黻完全赞成国联调查团“务须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的基本态度。国联调查团本着“调和”的精神，要求日本退让两件事：（一）取消“满洲国”，（二）撤回驻东三省的军队；同时也要求中国退让三件事：（一）创立东三省的特殊自治制度，（二）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权利，（三）缔结中日新商约。为善后计，调查团提议中日两国缔结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条约。蒋廷黻说：“我们对于调查团的方案是佩服的。远东和平，关系中日两国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调查团不能因为日本已疯狂的走上了死路，就不尽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条活路。在我国方面呢？我主张不问日本接受与否，我们除一点应保留、一点待考虑外，应完全接受调查团所拟的方案。”蒋说：“我这样的主张，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方案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于我国者。调查团向我们指出一条新路。概而言之，这条路就是中日合作。”蒋廷黻认为，调查团指出的这条中日合作的新路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是中日之间经济的接近，固然对日本有重大的利益，对中国亦有同等的利益，因为中国藉此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与日本的合作，可以获得建设国家主要工作上的助力；二是既然中国有识之士已承认建设与近代化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不能不确认建设和近代化的完成，实有赖于与一切国家培植友好的关系，因此，与近邻日本维持良好的关系，更属重要。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需要与列强的合作，而日本政府的友善态度及她在中国东三省经济方面与中国的合作，更为难得。蒋廷黻告诫说：“国人不可不再三细读调查团这段良药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义是极深厚的。我国当前最急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方法能获得，——更无疑的，惟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

蒋廷黻认为：从世界形势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人民怕战过于怕虎。大战损伤的元气尚未恢复，接踵而来的是三年空前的经济恐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战债、军缩、关税，法意、法德诸问题使得西洋绝难有两国或三国联合对日的可能，而这种联合是制裁日本必须的条件。从日本方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已有余，所顾虑的是对西洋的防守力尚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不仅对中国的进攻更有余，而且对西洋任何一国的防守也有余。在这种势力相竞之下，日本因此就肆行无忌，想尽可能多占便宜。但是，日本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如果他把华府会议所造的均势根本推翻，全世界受了这种压迫之后，必定会设法联合应对。有鉴于此，在短期内，东北问题决无解决的希望。如果我们要速求解决，反而要吃大亏。由于对世界局势认识不清，对中日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不清，国内有不少人仍在寻找解决的捷径。故蒋廷黻愤慨地说：“这种野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要知道，现今中国与日本相处的态势，决非是你今天打一下，我明天高兴又打一下所能了结的。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久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

蒋廷黻提醒国人，中、日的问题，我们不要看错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等严重的问题。日本武力所创造的大陆帝国，非用更大的武力是不能消灭的。要蓄积更大的武力，就需要时间，所以要下决心作长期的准备，要“咬住牙根作长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计划”。在这长期抵抗的计划中，除无条件停止内战、努力内政的改良和尽力争取与国际联盟的协调外，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与“苏俄的合作，必须占一重要地位”。他进一步解释，也不可因为怕共产革命、怕日本宣传我们要行共产，就不利用复交以后的机会到俄国去考察、去学习所可学习者。究竟惟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惟独这个方法是治本。苏俄的经验可资借鉴者正复不少。计划化的经济是其最大端。不要忘记一个劳工与农民生活较好的国家就是在国际中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国家。倘若中俄复交以后，我们能从苏俄得些解决农工问题的方法，那这复交便更有意义了。

蒋廷黻的知己知彼、互利合作的外交思想是面对全方位的，也是始终一贯的。他不仅是对英国、日本而言的，也不是仅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事实上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如此。他非常重视与苏联的交往与合作，并且要排除干扰顶住压力。

从历史的角度和世界全局的眼光来关注一个对象，这是蒋廷黻最突出的认识方法。用这个方法观察当时的苏联，他以为斯大林不过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他所承继的就是彼得大帝的事业。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外交来对付资本主义，他的准则当然是维护苏联本国的利益。从历史来看，苏俄在远东有不可割舍的利益，为了维护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俄与日在战和、进退之中，大多总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蒋廷黻当时想提醒国人的是：不要把苏俄与日本这两个都想主宰中国东北的强国，一个当成完全的朋友，一个看成绝对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廷黻的心目中，的确是具有很自觉的防俄意识的。蒋廷黻深通历史，同时他又密切地关注着世界的大势。他看到，自德国法西斯兴起之后，苏俄的战略重心已开始移向欧洲一边，因为防德比防日对苏更重要。从这个大局看，苏联在远东是以守为主。日本进攻中国，苏能给中国一定援助，但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出兵击日，以致引火烧身。所以蒋廷黻一再告诫国人，不要指望苏联出兵与中国并肩作战，不要抱存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体谅、理解苏联尽量避免与日本交战、抓紧国内建设，蓄积国力以对付德国的基本国策。在蒋廷黻看来，一个国家首先考虑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他在理智上并不会对苏联的这种政策提出指责。如果要说蒋廷黻对苏联的反感，恐怕主要是对苏那种尽量避免与日本作战而同时则鼓动中国对日作战的做法。至于苏联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不自由的体制，蒋廷黻的确有些厌恶，但是，这决不是他对苏的全部感受，更不能说达到了极点。

蒋廷黻并非是一种极端的仇苏、反苏的心态。蒋廷黻对苏联，注重的是如何帮助国人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或是防备、或是合作、或是借鉴、或是学习、或是交往、或是抗拒。然而贯穿其中的基本愿望始终是了解的合作。

因蒋廷黻对苏联认识深透，苏方对他自不无防备，故他一面愤慨地抱怨，一面又以理解的心态指出事实：以往，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励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且苏联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此乃职对苏联最不满意之点。更可恶者，彼在我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识幼稚，感情用事，不知世界各国人皆推行本国本位之政策，绝不愿为他国作冯妇。……职到任以来，已两次要求李维诺夫彻底交换意见，彼始终推诿。故在西安事变之前，职心已抱不满。此外，在数星期之内，彼已两次不以诚待我。……在国际联盟中，苏联代表无一次不协助我国代表。……在中日两国争论中，苏联无一次不完全偏袒我方，且苏俄对我国政府中人士之守信与否自亦不无戒备，此国际之常情也。……苏俄自有其困难，彼所须者为和平，盖惟在和平环境之中始能继续其建设事业。彼之国际地位欠佳，夹在东西两强敌之间，而彼无一可靠之与国。彼之不愿在远东多负责任乃彼之自为谋也。彼所愿者为，中国多负责任，盖中日多事则日苏之间可少事矣。其次，彼甚愿英、美两国多负一份抗日之责。彼或者判断中日战，中必败。中败后，英美必援助，中日之战遂转为英美与日之战，而苏联反可坐收渔利。英美两国亦颇怂恿苏联对日强硬。英美对苏联，苏联对英美同一心理也。

认识苏联，才能更好的合作。盲目的合作总是不牢靠的。只有清醒的合作，才会是互利的、长久的。蒋廷黻最重视的是清醒的合作，知己知彼。他深知苏联的外交是灵敏的、实际的，为本国利益打算的。对苏联在对日问题上的推诿、绕圈子，蒋虽表示不满，但他终究能理解、能容忍。他不指望苏联会出兵来无私地帮助中国抗日，但他认为：无论苏联怎样为自己打算，中苏之间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应该的。蒋所重视的合作，其重心自然倾向于英、美，倾向于国际大范围的合作，但他并不忽视争取与苏俄合作的可能和机会。

1937年12月，蒋廷黻在致外交部电稿中，分析苏俄不能积极出兵助我抗日，自有其为难之处，尽管如此，他仍建议“中苏利害关系极深，近数月来，彼助我亦不少，我政府在未接受调停之前，应与苏联切商”。

1938年1月，蒋廷黻回国述职。在长沙，他作过多次演讲，介绍国际情势，客观地描述苏联国内的各种状况，如实地说明苏联不能出兵帮助中国抗日的原因，他甚至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他承认苏联是中国的朋友。他说：苏联对于中国，真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她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十分赞助的，至于苏联不能正式出兵帮助我们，这是有原因的。虽然如此，但她给予我们的帮助仍旧很大，苏联确是我们的好友，无论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她帮助我们的地方比任何一国大。蒋廷黻当时对苏联是不对抗的。应当说他的愿望是要与苏联合作的。

到蒋廷黻的晚年，他的反苏、抗苏态度的确是很强烈的。他明确说：“我曾于1934年冬季因秘密任务前往莫斯科，又在1936年以中国大使资格再去莫斯科。我都想设法开辟合作的途径”。

1958年，蒋廷黻在《我对控苏案的看法和说明》一文中，再次阐述他的合作的外交思想，并且特意指出，俄国也在开放与合作的范围之内。他说：我们政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不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我们却希望维持和重建与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连俄国也在内。我们一得到平等的关系，我们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在准备建立合作的关系。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去培植和发展成为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怨恨和敌视。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南开大学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并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出我国第一本《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当代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南开，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法地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频繁地访亲问友。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 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使教育人性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性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

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蒋廷黻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们经常把语言或文字做事实，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这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入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赞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他也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在南开倡导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对我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认为“唯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清华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正是本着这一思想。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南开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任教南开的重要原因。他对清华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得到资助进一步深造。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澳洲外交官：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费正清：我认为你的成就让你有资格——我希望你确实是那样觉得——为你在公仆生涯里所作的贡献有着无比的成就感。在你从政以后，现代中国毫无疑问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历史家。我知道在政府工作可以让人很挫折，因为不像写一部历史，政府有否建树不是操之在个人。当一个政府遇到困难甚至遭遇挫败的时候，作为官员的人可以是灰心罩顶的。

李济：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敖：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何炳棣：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他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这才是经典。

沈渭滨：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蒋廷黻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许纪霖：①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②蒋廷黻是瓷器店中的猛牛。③命运真是与蒋廷黻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

江勇振：蒋廷黻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官运也是亨通的。他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处长，以及接着所担任的“行总”署长的官涯固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所在。“行总”署长还是被宋子文赶下台的。然而，以他在外交官的生涯来说，他是蒋介石派驻美国的外交官里官运最好的一个。拜美国的中国政策之赐，他在“驻联合国代表”任内维持住了在联合国里的席次。长远来说，他在联合国为蒋介石所作的奋斗，到头来还是失败的，虽然不是在他任内。

金应熙：蒋廷黻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策士和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张海鹏、龚云：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控制着中央政权的国民党因为抗战走上统治巅峰，又因政治魔败和背离中国民心走向，在1949年兵败大陆，被迫退据台湾一隅。在这个大变动中，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把中国近代史研究纳人其意识形态体系。也因为其在30—40年代曾是合法又给人以希望的中央政府，使得当时一批受欧美影响很大、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它，自觉地以学术为工具为国民党政权辩护。蒋廷裁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写的一本论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个学者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所建立的分析框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作者个人经历与政治取向的反映，服务于学者自已的政治诉求。

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

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竞争。

同在清华执教的好友浦薛凤说：“廷黻与予同在清华执教多年，又同住北院，朝夕相见，加之网球场上，桥牌桌边，又复时相过从。”浦薛凤说蒋廷黻与他有两项共同的嗜好：“一为运动，即打网球，每周二三次，均在下午四时许举行。偶或预备冰淇淋一桶，置球场傍，吃吃打打。一为消遣，即玩桥牌，每于周末晚饭后开始，只计分数，有胜负而无输赢。经常参加打网球与玩桥牌者，吾俩以外，计有（陈）岱孙（总）、（萧）叔玉、（王）化成、（陈）福田诸位。蒋、浦两家同住清华北院（十六号与四号），相去咫尺。廷黻大嫂（唐）玉瑞与内人（陆）佩玉时相过从，且常与（北院五号）王文显夫人，三位并坐，一面编织毛线衣帽，一面细话家常。两家儿女亦常来往，回忆清华生活真是黄金时代。”

蒋廷黻的原配夫人唐玉瑞与蒋同岁，是一名新式的知识女性，两人有四个儿女。

蒋廷黻好玩桥牌，没多久，情感危机就在桥牌桌上发生了。蒋廷黻在重庆常邀三朋四友在家中玩桥牌，这个女人是蒋的清华后辈沈维泰的太太，名叫沈恩钦。两人日久生情。唐玉瑞陪孩子到美国看病，蒋廷黻乘机将沈维泰、沈恩钦夫妇调到救济总署任职，不久又找个由头把沈维泰调往国外，和她过起了甜蜜的小日子。

1948年，蒋廷黻委托律师在墨西哥法庭单方面与唐玉瑞办理了“离婚”。随后，与已经离异的沈恩钦结婚。但唐玉瑞对此并不认账，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她在美国的法院提起诉讼，但当时蒋廷黻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具有外交豁免权，法院没有受理。于是，唐玉瑞又请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协助解决其婚姻纠纷，不过，以协调国际纠纷为己任的联合国对于私人家事也无计可施。即便如此，唐玉瑞依然坚持“维权”，不论蒋廷黻在哪里有公开活动，她都不请自到，“宣誓主权”。她还给胡适等蒋氏朋友圈里的人写信控诉，希望得到支持，但后者也以“家事”不便干涉为名保持沉默。足令今天有些媒体汗颜的是，当时的媒体既没有添油加醋炒作，更没有祭起所谓“家丑”的道德杀威棒，只作了客观报道。

1950年1月16日，蒋的侄儿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责骂蒋廷黻“你抢了你下属之妻……丑名处处闻！”抛开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不说，这桩具有“国际影响”的出轨案终究是蒋氏的人生滑铁卢。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

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他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1950年11月29日，安理会讨论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为表抗议，中方并未入座会议席，仅在一旁旁听。蒋廷黻全程英文发言，攻击新中国，洗白美国。伍修权坐回会议席，要求发言。伍修权严正重申了中方立场，强调蒋介石“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并抓住蒋廷黻的语言狠狠“敲打”一番——“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按规定，中文是联合国的正式工作语言之一，蒋廷黻顿时狼狈不堪。

蒋廷黻重视中俄、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顺治到咸丰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

蒋廷黻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并收购散落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

他的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蒋廷黻回忆录》，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

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原配：唐玉瑞，苏州人。1914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生，是中国最早一批公费留美的10名女学生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读社会学。1919年夏结识从法国归来的蒋廷黻，1923年，两人同时毕业，结束留学生涯，一起返回祖国。在漂洋过海的轮船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同时进入南开大学任教，育有二子二女：长女智仁、次女寿仁、长男怀仁和次男居仁。1948年，蒋廷黻在墨西哥法院与其离婚。

继任：沈恩钦，上海人。就读于上海中西女校。原蒋廷黻清华校友、抗战期间救济署编译处处长沈维泰之妻。1944年，时任救总署长蒋廷黻把沈维泰夫妇双双调到“救总”任职，不久把沈维泰调往国外，两人从此一处生活，度过了4年。蒋廷黻与唐玉瑞离婚后，沈恩钦成为正室，一直陪伴到蒋廷黻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