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09 16:46
谭戒甫（1887年-1974年）原名作民，改名铭，字介夫，又用介甫二字，号墨m，派名有瑾，曾用名穷奇，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市）人，先秦诸子楚辞金文专家。生于一八八七年农历二月十五日，湖南涟源市龙塘乡洞冲人，卒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终年88岁。葬武汉市九峰山公墓。
谭戒甫1887年生于农民家庭。1905年考入湖南游学预备科。1909年，考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后，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教语文课。1928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讲师一年，后被聘为教授，讲授“诸子要论”、“诸子专书研究”、“目录学”、“形名学”。1938年9月到1945年，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等校任教授，曾任西北大学、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学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
他一生主要研究先秦诸子，次为楚辞、西周金文。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等著作。他研究先秦诸子最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形名学与墨经小取论式（近似西方的逻辑学），并对这两个发现，在所著《墨辩》、《形名》二“发微”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1919年，写出了《墨经长笼》稿本，经刻苦钻研，又发出了形名学。他说：“形名二字的含义，若利用现代语文作解释，是容易清楚的。因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由是得知：形名家只认有物的‘形'，不认有物的‘实'，他以为‘形'即是物的标志，‘名'即是‘形'的表达。物有此‘形'，即有此‘名'，由此说来，天下万物，‘形'、‘名'二字可以括尽。故公孙龙总揭其义，叫做“形名”，“以成其学”。因此,1920年7月，谭戒甫专门研究公孙龙子，将原来辑有的公孙龙子各种材料，结合墨经进行研究。《墨辩发微》是一部研究《墨子》书中《上、下经、说》和《大、小取》等六篇辩学的专门论著。《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一书则是《墨辩发微》的姊妹篇，是他集中多年研究墨家、名家的心得，二“发微”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他即和苏联科学院立约译注墨经，1957年就完成了《墨经分类译注》。反复修订过颜昌尧的《管子校释》稿本，其中还有不少见解为郭沫若等的《管子集释》所采用。可见，他对诸子的研究既深入，又比较全面。
他另外两部著述《庄子天下篇校释》、《校吕遗谊》，是自1928年起，在武大任教时的教本，几经修改，日积月累而成。《庄子天下篇校释》是精心之作，此书对了解当时各家学派的源流及其演变的分合，有很大的启发。
对于金文的研究，他也花费了不少的心血。《董武钟传》是其最早的一篇研究金文的作品，1933年脱稿，于1936年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五卷上发表。以后，他对一些金文资料不断地积累、研究。解放后，他由中文转教历史后，对西周金文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渐有成就，并拟定撰写《西周金文综合研究》，其中有些篇先后在《考古》、《中华文史论丛》、《西安人文杂志》、《武汉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他从事金文研究，力主对西周史料的某些方面，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对勘，加以补充修正，使学习周史者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应用。
谭戒甫先生一生以教学为生，主要研究“先秦诸子”、“楚辞”、“西周金文”，特别对研究墨经成效很大。已出版的著作有《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屈赋新编》和部分其它论文三十余篇。尚未发表的部分论文或讲稿有二十五篇以上。但他对史学的研究、教学直至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均是在没有师承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刻苦钻研而成。
先生少时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十二、三岁肄业于先祖墓庐，所居扶南山馆、青石山馆。因馆藏有周秦诸子书和墨子之类的书，每迂谈名理处，即感难懂。十五、六岁时请其六舅颜畏庵师主讲，有所进步。不久，其五舅颜息庵师从日本寄回“新民丛报”，读后见识渐广，并对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1905年十八岁时入长沙考入湖南预备科，专读外文，数理化和“伦理学”等六门课程。1909年又考入上海邮传部高等实业学校，后改南洋大学学习电机工程。辛亥革命爆发，投入革命而肄业。
他不满于自己的现状，也不满时政，决心继续攻读自然科学，幻想以“实业救国”。1912年，趁湖南稽勋局选拔留学生之机，申请去德国克努伯厂学习，经湖南省政府批准牌示，但被教育司仗持权势撤销了，几经争取，终成泡影。沉重的打击使他改变了原衷，后来他在一篇文中写道：“从此以后，我不乞怜政府了，我即放弃原学电机工程，任教糊口，继续读先子诸书。”
1914年以后，他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教英文课，又在第一师范和妙高峰中学兼课，并借空余时间坚读经书，逐步有所成就。1928年被杨树达先生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后改聘为教授，与闻一多先生共事。闻一多先生在武汉大学主持文学院工作，要戒甫先生讲授《吕氏春秋》。1938年9月至1945年，他离开武大，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之江大学等校任教授、系主任。日寇投降后，1946年2月到湖南大学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10月至1948年夏，又曾两次应聘去广州中山大学作短期讲学。1953年院系调整，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讲授过《中国历史文选》，也带过研究生，并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戒甫先生也曾从另一条道路尝试过，实现为国家出力。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至1938年间，还充任或兼任过光复军司令部交际主任，湘西镇守使署参谋、湘粤桂联军授鄂第三路军总司令秘书、湘岸榷运脊岭粤税分局兼煤田分局局长、湖南议会编制主任、湘岸榷运总局秘书长、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岳关和株洲折验处处长、粤汉铁路湘鄂路局秘书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游击司令（归第四路军指挥）、湖北省县长考试委员会襄校委员、省立通俗日报总编、上海民权报及湖南公报、国民日报各翻译员兼文艺编辑、民国日报主笔，想从另一条道路救国，但终因不遂而放弃，一心以教学为国家效力。
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一些见解不但被郭沫若等先生著书所采用，还深受毛泽东赞赏与鼓励，与毛交情甚好。曾经选为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邀请参加过天安门“五一”观礼。1957年毛泽东还邀他在自己家中作客，并多次通信给以鼓励。1953年11月25日毛泽东亲笔复信“戒甫先生：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惠书收到，满堂教学勤恳，嘉惠后学，极为感谢，此复顺致敬意。”1958年5月20日复信为“戒甫先生：惠书敬悉，极为感谢，此复顺颂敬祺。”从以上保存的二封书信中可见毛对谭之尊重。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一见谭便说：“关于《哀郢》一文，已经看过，可以发表。”
戒甫先生不但对研究古历史文学有功，并为保存历史文学不惜代价，抗日前夕，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有人从李鸿章家遗产中盗卖《四库全书》，他花费一千块大洋作劳资，托人以六百块大洋成本购得此书后，怕毁于战火，将全套书送回老家扶南山馆收藏。可惜此书在土改时被当时的农会主席谭润生以农会缺经费为名做废书卖掉，据当时在场人及肩夫现健在者谭凤如、谭孝时、易淑文等讲，此书挑至湖泉码头，装满五条木船运往长沙变卖，在挑运中拿着做烟纸等用就毁坏不少。戒甫先生直至“文革”前夕还在给堂侄孙谭孝时写信详细询问，追查此书下落，这也许是他后半生中最大的心疼。先生一生为文学事业注满了心血，直至在去世前夕还从事写作和研究，可谓战斗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