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后举行传胪大典，皇帝升殿，鸣鞭奏乐，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陪立如仪。殿试取中者为“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总称“鼎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至此，三年一人的状元才为天下知。若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均是第一名，即同为乡试的解元、会试的会元、殿试的状元，则是连中三元，当属凤毛麟角，一千余年间，全国只有13人连中“三元”。科举时代有些人虽没有连中三元的殊荣，但因是父子状元、兄弟状元、叔侄状元也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羡慕不已。象宋代的张去华和张师德等父子状元，唐代的张式与张正甫等兄弟状元，清代的翁同和和翁曾源，蔡启僔与蔡升元等叔侄状元都被传为士林佳话。宋代的安德裕和安守亮父子是连科榜首登第，更是吉庆之极。

中了状元，有小金榜呈于皇帝，有大金榜是张挂于长安街宣告天下。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科举是一种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 3 0 0年之久。它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有过广泛的影响。科举制度按种类划分，主要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其中，贡举是定期举行的，因此被称作“常科”，取士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贡举科目 前后有很大变化。隋代贡举科目大概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四科。唐承隋制，又有很大发展。除隋代四科之外，又增加明法、明书、明算三科；明经科中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三史、开元礼等。俊士、秀才科不久被废，明法、明书、明算科均为录用专门人才而设，因此唐代贡举科目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北宋前期，承唐及五代之制，主要有进士、明经、诸科。宋代的诸科大致相当于唐代的明经，其中也分为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学究、明法、通礼等。宋神宗熙宁四年（1 0 7 1），王安石进行贡举改革，废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元、明、清承之，亦均为进士一科取士。

贡举考试对应举人既不问家庭出身，也无须他人推荐。每当开科之年，一般士人只要品行端正、身份清白、身体健康、不为父母服丧者，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取士不问家世”，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这就大大地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了王朝统治的基础。

隋唐五代，贡举考试分解试、省试两级。宋太祖时创立殿试制度，开始成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元、明、清时期改称为乡试、会试、殿试。 唐宋时期，称取得解送京师参加省试资格的考试为“解试”。隋唐五代，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北宋中期以后，改为“每三年一开科场”。一般在各州府举行。元、明、清时期改为“乡试”。在顺天、应天府(睢阳)及各省省城的贡院举行。唐宋时的考场与现代教室式的考场大致相同，而明清时的考场，则是单间号舍。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答卷、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号舍内。解试、乡试一般都在秋天八月举行，按地区分配有一定的录取名额。解试合格称为“得解举人”，乡试合格称为“举人”，第一名都称为“解元”。 唐宋时期，对解试合格举人的覆试在中央政府的尚书省举行，因而称为“省试”。唐代省试合格，即赐予进士及第。宋代创立殿试制度之后，省试成为取得殿试资格的考试。元、明、清时改称为“会试”。省试、会试都是由礼部主持，在春天的一、二月份举行，一般也有大致的录取名额。省试第一名称“省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 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省试或会试合格举人的覆试，是三级考试中最高的一级考试。一般都在皇宫中的大殿上举行，例如宋代的殿试就在崇政殿举行，清代殿试在保和殿举行。宋元明时期的殿试，一般在三月份举行。清朝乾隆年间改为4月2 1日举行，遂成为定制。 北宋中期之后，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赐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据殿试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宋代殿试，一般分为五甲。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明、清殿试，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

既然科举主要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以及名次的先后，这就要求科举考试必须公开、公正、公平。为了防止徇私舞弊，历代都规定了各种考试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锁院以防请托。从宋太宗时起，创立了锁院制度，规定考试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这样，就隔绝了考试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 第二，别试以避亲嫌。从唐玄宗时开始，即创立了对考试官子弟、亲戚，另设考场、单独考试的“别头试”制度。但时行时废，到宋代才成为定制。明、清时，又进一步规定，主要考试官的子孙及亲戚，不许参加当科的考试。 第三，按榜就座，不得移易。从宋代开始，考试前排定坐次，张榜公布；考试时按榜就座，不得移动、调换。 第四，禁止挟书、传义、代笔。为了防止应举人作弊，从宋代开始，专门设立了监门官、巡铺官，入场时进行搜查，入场后巡回监察，一旦发现应举人将书籍带入考场，或传递文字，请人代笔，立即严加处罚。如明太祖洪武七年（1 3 7 4）奏准：如有挟书者，照例于举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

在试卷评定方面，宋代之后，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 第一，废除唐代实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荐”和应举人向知贡举官投纳“公卷”的制度，使科举试卷成为评定成绩、决定弃取的唯 一根据，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第二、实行封弥、誊录制度。封弥，又称糊名，是将试卷上举人的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密封，代之以字号，以防考试官在评定试卷时徇私舞弊。不过，封弥之后，考试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得知试卷出自何人之手。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宋真宗时又创立了誊录制度。即先把举人的试卷封弥、编号，再交书吏誊录，对读无误，再交考试官评阅。封弥、誊录制度在防止阅卷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 第三、分等考第，多级评定。比如宋代省试，应举人的试卷先经点检官批定分数，然后由参详官审查所定等级是否恰当，最后上交知贡举官，决定去取高下。即实行点检官、参详官、知贡举官三级评定制度，以便使试卷评定做到公平、公正。 总之，上述种种考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选拔人才及笼络士人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隋唐以来，解试（乡试）与省试（会试）考试内容大致相同。唐初，进士科仅试时务策，高宗时加试杂文、帖经。到中宗神龙元年（7 0 5），形成“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的三场考试制度。所谓“杂文”，在中宗以前为箴、铭、论、表之类，到玄宗天宝年间，才开始专用诗赋。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主要以诗赋取人。神宗熙宁四年（1 0 7 1），王安石改革贡举，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改为试四场：初本经大义五道，次《论语》、《孟子》大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南宋时，分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诗赋进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经义进士，第一场本经大义三道，《论语》、《孟子》大义各一道，第二、第三场，与诗赋进士同。 明代乡试、会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主要以“四书”义取士。 清承明制，又屡有变更，至乾隆五十二年（1 7 8 7）成为定制：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至光绪二十七年（1 9 0 1），又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但是，仅仅实行了三年，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 至于殿试内容，北宋前期是赋、诗、论三题。神宗熙宁三年（1 0 7 0），改为试时务策一道。元、明、清一直沿袭未改。

唐朝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一诗中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见进士及是第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这主要表现 在，第一是唱名赐第。唱名赐第均在皇宫大殿举行，其仪式非常隆重。第二是设宴庆贺。唐代称“曲江宴”，宋代称为“闻喜宴”，又称作“琼林宴”。元、明、清时称为“恩荣宴”。第三是编登科录。第四是刻碑题名。现存最早的是，立于北京孔庙中的三座元代进士题名碑。另外，明代的7 7座进士题名碑，清代1 1 2科进士的题名碑，也都矗立于北京孔庙内。第五是授官任职。唐代进士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必须再通过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入仕做官。从宋太宗时起，进士及第就可以马上做官，第一甲一般授予通判或知县，其他授判、司、簿、尉等幕职州县官。明、清时，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第二、第三甲优秀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最低的也授予知县，比宋代所授的官职更高。

武举是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科举考试制度。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 0 2）始置。应武举者，于每年十月由州府举选送至京师，十一月于尚书省兵部进行考试。武举考试的内容有长垛、骑射、步射、马枪、翘关（举重）、言语、材貌等。兵部考试合格者依其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或送吏部参加铨选，或授予散官。德宗时，曾一度停废；宪宗元和三年（8 0 8），又复置。 宋承唐制，天圣七年（1 0 2 9）置武举。皇佑元年（1 0 4 9）罢；治平元年（1 0 6 4）再置。三班使臣、诸色选人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许于兵部投状应试；无官人由朝廷命官保荐，也可应试。考试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一般为先试弓马，再试策及《孙》、《吴》等兵书的墨义（熙宁后改为大义）。殿试合格后，分别赐“武举及第”、“武举出身”。其授官，北宋时期，武艺与策皆优者，授右班殿直；其余以次授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三班差使等。南宋时，武举之法渐与进士科相仿。其殿试第一人赐武举及第、授保义郎，余并赐武举出身、授承节郎、承信郎等。 元朝废武举。明 天顺八年（1 4 6 4）复置武举，令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成化十四年（1 4 7 8）规定，武举乡、会试例，均仿文举。弘治六年（1 4 9 3）规定，武举六年一行；十七年，改三年一试。正德十四年（1 5 1 9）《武举乡试条格》规定：武举乡试，应举者于九月内各卫所送都司，各府、州、县送布政司，均由巡按御史会同三司官主持考试，两京由兵部选官考试。共试三场，初场试马上箭，第二场试步下箭，第三场试兵法或时务策一道。分别于十月九、十二、十五日举行，取中者称为武举人，俱送兵部，于次年四月参加武会试。嘉靖元年（1 5 2 2）《武举会试条格》规定：第一场试骑射，第二场试步射，第三场试策二道、论一道。以翰林院官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及部属官四员为同考试官。取中名额，临期取自上裁。崇祯四年（1 6 3 1），始行武举殿试，赐武进士及第、出身等，悉如文举之例。清沿明制，乡、会、殿试均同文举之例。其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亦与文举同，仅加“武”字以示区别。其授官，初武状元授参将，武榜眼授游击，武探花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雍正时规定，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乾隆时，又令派大臣对在兵部注册的武进士再行考试，分等授职，一、二等授营守备，三等授卫守备。光绪二十七年（1 9 0 1）废。

制举又称制科、大科、特科，是由皇帝下诏而临时设置的科举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唐代制举甚盛，其科目甚多，据记载有上百个，其中较重要者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 宋代制举科目大为减少，最多时为九科，但事实上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三科。神宗熙宁七年（1 0 7 4）废，哲宗元佑二年（1 0 8 7）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绍圣六年（1 0 9 4）又罢。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 1 3 1）复置，但直至南宋末，中第者仅一人而已。宋代士人未仕、已仕者均可应诏参加制举考试。直至南宋末，考试一般分为阁试、殿试两级。阁试论六首，按成绩分为五等，入前四等方可参加殿试。殿试策一道，合格者分为五等，上二等不授人，第三等即为上等。制举登科，未仕者即依贡举进士例授予官职，有官者则依等第升迁。两宋制举共殿试2 2次，入等者不过4 0人，但也选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另外，宋代为了选拔起草诏诰人材还特设了词科，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词学科。 元、明不设制科。清代曾设“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经济特科等，但并未成为制度，亦不重要。

童子举亦称“童子科”，是科举考试中特为少年应试者所设的考试科目。唐始置，凡1 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者均可应试，每卷试诵经文1 0道，全通者授官，通七以上者予出身。广德二年（7 6 4）罢，大历三年（7 6 8）复置。宋沿置，规定1 5岁以下能通经及作诗赋者均可应试。先由州府申报朝廷，国子监检验完毕，送中书覆试，合格者再由皇帝亲试，主要考试背诵经文，有时亦试诗赋，临时决定赐出身、授官或免解试，不定试期和录取名额。淳熙八年（1 1 8 1），始加深考试难度，分三等录取。嘉定十四年（1 2 2 1）规定，应童子举者，每年春季汇集京城，先试于国子监，合格者由中书覆试，每科录取三名。咸淳二年（1 2 6 6）废。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第一，综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主要实行过三种选官制度，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政权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同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 事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材，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敦、宗泽、李纲，都是进士出身。其中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出身寒微，完全是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

第二，科举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如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试卷密封制度，按号入座制度，禁止怀挟、传义、代笔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去取高下制度等。 我们在高度评价科举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充分看到，它也有很多弊病，这一点在清代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考试内容的陈腐和考试方式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唐及北宋前期，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诗赋，讲究格律、对偶，不利于造就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王安石变法时废除了诗赋，但清代却又恢复了考试五言八韵诗一首。 唐和北宋前期，考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帖经、墨义。主要是考试背诵经书，内容和方法都极为简单。王安石变法时，废帖经、墨义，改试大义，规定不必死记硬背经书，可以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显然是考试形式的一大进步。但是，到明代中期以后，又由大义演变为八股文，使科举考试形式出现了大倒退。 八股文要求必须按照“五经”、“四书”及官方指定的注疏，“代圣贤立言”，不准应举人发挥自己的见解；并且有极严格的格式：每篇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十个部分组成，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中还都必须各有两股相对的文字。甚至对每个段落开头的虚字也有规定，使经术的考试成了充满清规戒律的文字游戏。所以，八股文从明朝末年起就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和反对。顾炎武就曾尖锐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考试论、策本来有利于造就和选拔治国安民人才。但是到了清代，殿试不再誊录，评定殿试策的优劣不是看内容，而只是看书法是否符合要求，使金殿对策简直成了书法比赛。 到清朝后期，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则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和世界的发展，而科举考试仍埋头于“四书”、“五经”及八股文，把科学技术看作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其考试内容陈腐，形式僵化，误国害民，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历代王朝开科取士的目的之一，就是笼络士人，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尤其是以八股文取士，更是禁锢思想自由，消磨聪明才智。清代每三年才录取进士二百多人，却以“读书做官”为诱饵，使数以十万计的士人，皓首穷经，老死不止，不知残害了多少人才。对此，清代小说《儒林外史》有很生动的描绘。 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到清朝后期，科举的各种弊病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能够对科举及时进行改革，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由科举走向近代的国家公务员制度，而只能于1 9 0 5年简单地宣布废除科举。但是，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将永远闪耀中华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