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早在1964年就认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在中央，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就考虑要整中央的修正主义，而中央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谁呢？毛主席认为是刘少奇。但他认为，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这个决心，是在1966年下的。

1966年5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期间的5月16日，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还只是提到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词汇，没有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词。毛主席认为通知中没有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是个缺点。

为此，毛主席在1966年8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毛主席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他心中，还是把“走资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５月８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５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提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对“走资派”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他重新认识的结果，是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概念，认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的，要团结这些人。按照毛主席的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九大和九大之后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提到“走资派”一词。

在这之后，从全国来看，虽然仍有人偶尔提到“走资派”这一词，但作为政治口号来提的情况少多了。但是，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有一个说法----“走资派还在走”，提出要重新打倒“走资派”。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就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