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朝后，赵充国仍担任后将军、少府等职。

元康二年（前64年），匈奴派兵袭击西汉在车师的屯田卒，想要夺取此地。宣帝听闻后，与赵充国等商议，准备发兵反击。在丞相魏相的劝说下，这才放弃了用兵的念头。

当匈奴实力恢复后，曾大举发动十多万骑兵向边境开来，到达时符奚庐山，打算侵扰汉朝边境。此时，降汉的匈奴人题除渠堂泄露了匈奴方面的企图，汉廷遂就派赵充国统领四万骑兵驻守边境的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九郡。匈奴单于听到汉军做好防御准备的讯息，便领兵退去。

主词条：赵充国平西羌之战

宣帝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奉命出巡羌人各部，其中先零羌的酋长表示希望在一定时节渡河到湟水北岸，寻找汉民所不耕种的地方放养牲畜。义渠安国把此事报告给宣帝，但遭到赵充国“奉使不敬”罪名的弹劾。自此之后，羌人凭借此前与义渠安国所言，触犯汉律，肆意渡过湟水，侵入内地，郡县长官无法阻挡。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羌与各羌人部落首领二百余人化解怨仇，交换人质后订立盟誓。宣帝听闻此事后，就征询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认为：“羌人之所以容易被控制，是因为各部都有自己的首领，经常互相攻击，不能统一。三十多年前，西羌人造反时，也是事先解除仇怨，订立盟约攻打令居，同大汉相抗衡，五六年后才平定。到征和五年时，先零首领封煎等派人出使匈奴，匈奴再派人到小月氏，传言告诉各差人部落说：‘汉朝的贰师将军带领十多万人投降了匈奴。羌人为汉朝服役很苦。张掖、酒泉本来是我们的地方，土地肥美，可以一同攻打占有那里。’由此可以看出匈奴想和羌人联合，不是一世的事了。不久前匈奴在西面受困，听说乌桓前来保卫边塞，又害怕战事从东面开始，就多次派使者到尉黎、危须各国，答应送给他们男女人口，貂皮衣服，企图离间他们和连的友好关系。这个计划没有实现。臣怀疑匈奴又派使者到羌人部落中，从沙阴地取道出盐泽，经过长坑，进入穷水塞，南面到达属国，同先零相联合。臣恐怕羌人的变动并不止这些，而且他们将会勾结联合其他种落，应该赶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作好准备。”

一个多月之后，羌侯狼何果然派遣使者到匈奴借兵，准备攻打鄯善、敦煌，以断绝汉与西域各国来往的通道。赵充国认为：“狼何，是小月氏的种落，在阳光的西南，势必不可能单独作出这样的计划，臣怀疑匈奴的使者已经到达羌人部落中，先零、罕幵等部才解除仇怨订立盟约。等到入秋马肥之后，变乱必然发生。应派使者巡视边防部队预先作好准备，下令告诉各羌，不能让他们解除怨仇，以便查明他们的阴谋。”于是两府（丞相、御史）又请示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抵达后，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认为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遂将其全部斩杀；又纵兵镇压先零之民，斩首一千多级。归顺汉朝的各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且惧且怒，离开定居地，开始劫掠其他小族部落，侵扰汉朝边塞，攻打城邑，杀死地方长吏。义渠安国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为羌人所击。他领兵退到令居，向宣帝报告此事。时为神爵元年（前61年）春天。

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以为他老了，派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回答：“没有比老臣更好的人选了。”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能否预测目前羌人的势力？打算带多少兵马去？”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打仗的事很难凭空设想。老臣想先到金城，再计划攻讨的方略。不过羌戎是小敌，违反天意背叛朝廷，消灭他们不须多久，希望陛下把任务交给臣，不要担心。”宣帝笑着答应了。

赵充国到了金城，集结了一万骑兵，打算渡过黄河，又恐被羌人截击，就在夜间派遣三支小分队骑马衔枚先渡，渡后安营置阵，到了天明，全都完毕。于是大部队依次全都过渡。约有数十上百名羌人骑兵前来，出现在汉军近旁。赵充国说：“我军兵马刚渡河，已略有倦意，不可追击羌骑。这些都是骁勇的骑兵，难以制伏，又恐怕他们是诱兵。打仗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小利不值得贪取。”于是命令汉军不要攻击，而派骑兵到四望峡中探知，明白此处没有羌骑。入夜后，赵充国带领汉军上了落都山，召集各个分队的校司马，对他们说：我就知道羌人不善用兵。假使敌人调几千人把守四望碠中，我军哪能前进呢？”

赵充国用兵注重行进前后的侦察工作，行军时一定要作好战斗准备，宿营一定要壁垒森严，特别慎重，又关爱士卒，能做到“先计而后战”。他来到设在金城的西部都尉府，日日飨宴军士，士卒都希望为他效力立功。羌人多次前来挑战，赵充国都命令坚守而不出兵。捉到的俘虏供认羌人内部各个头领互相埋怨说：“告诉你不要造反，现在天子派赵将军前来，年纪有八、九十岁了，擅长用兵。现在请求决一死战，哪能达到啊！”这说明羌人畏惧赵充国之用兵，因而内部发生了矛盾。

与此同时，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卬带领一支队伍到了令居。羌兵出动截断这支汉军的粮道，赵卬向宣帝报告。宣帝下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联合搜捕山间的羌兵，使粮道顺畅。

起初，罕幵羌头领靡当儿在先零部落叛乱其数日已先派其弟雕库来向都尉报告这个消息。雕库的部民中有不少人待在先零部落中，都尉就把雕库留下作为人质。赵充国认为此人无罪，就让他回去告诉羌人部落的其他头领说：“汉军前来是诛杀有罪的人，有罪无罪自会分得清清楚楚，不要跟着别人，自取灭亡。天子告戒诸羌人，犯法的人可以捕杀犯法的人，免除他的罪。杀有罪的大首领一人，赐钱四十万，中首领十五万，小首领二万，杀壮年男子三千，杀女子和老小的一千钱，又把他捕获的人的妻子、儿女、财物全给他。”赵充国是想凭威信招降、部落及被掳掠者，瓦解羌族联合之谋，待其松懈时击破之。

当时宣帝已大举征调了六万军队，而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各郡部队都驻守南山，北边空虚，这种形势难以持久。有人提议到秋冬再进军，这是敌虏在境外采用的策略。现在敌虏不时侵犯，那里寒冷艰苦，汉马无法过冬，驻守在武威、张掖、酒泉的部队超过一万人马，大多都是羸弱的。可以增加马的口粮，在七月上旬带上三十天的粮食，从张掖、酒泉分兵同出，一同攻击在鲜水上的罕幵部落。敌虏视牲畜如命，现在都被冲散，军队如果分几路出发，即使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但是可以夺取其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然后退兵返回，冬天再行进攻，大军频频出动，敌虏一定震动瓦解。”

宣帝把这封奏疏交给赵充国，让他与了解羌人情况的校尉及士兵广泛讨论。赵充国与长史董通年上书进谏，认为匈奴与羌族必有预谋，打算大举侵扰，以阻塞张掖、酒泉，断绝汉朝与西域的交通，所以那里的郡兵尤不可调发，而先零部落首为反叛，其他部落则是被迫胁从，因此赵充国等建议对羌族各部，应当根据主谋与胁从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选择了解羌俗的良吏抚慰羌民，这才是万全之策。宣帝将他的上书发给群臣议论。但公卿议论的人的意见完全与赵充国之策相反，认为如果不“先破罕幵，则先零未可图”。宣帝于是任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发玺书嘉纳其策。同时发书给赵充国，指责他迟迟不肯用兵，不顾士兵艰苦，不计国家开支；告诉他朝廷已按辛武贤之策行动；命令他带兵扰乱敌军，并说天道顺当，出兵必胜。

赵充国虽受到宣帝的指责，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将军带兵在外，如果适宜固守，就应该以固守之策来安定国家。于是上书承认过错，趁便陈述战略部署的得失利害，他在奏疏中说：

臣听说兵法有“攻不足者守有余（进攻力量不足的但防守有余）”的说法，又说“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善于打仗的人让敌人送上门来消灭他，但不被人牵制送上门去）。”现在四千羌打算侵犯敦煌、酒泉，我军应当整顿兵马，训练战士，等待他们到来。采用“坐得致敌”的方法，以逸击劳，这是取得胜利的途径。现在担心两郡兵少不够防守，却调动他们去进攻，丢下招引敌人上门的策略，却走上被敌人牵引的道路，臣以为没有好处。先零羌虏打算反叛，所以与罕幵化解仇恨，缔结条约，但是内心不能不担心汉朝军队到来，罕幵背叛他们。我认为先零的计策是常希望先奔赴罕幵的急难，援救他们，使合约坚固，我们先攻打罕羌，先零一定援助他们。现在敌人马匹肥壮，粮食正充足，攻打他们恐怕不能损伤他们，恰恰让先零向罕羌施行恩德，使合约坚固，使他们团结。敌人的联盟坚固，内部团结，精兵二万多人，又胁迫各小部族，附合的人渐渐众多，像莫须之类的小部族不容易离间。这样，敌人的兵力渐渐强大，消灭他们要用几倍的力气，臣担心国家的忧患累计要用十年计算，不是二三年。臣能够蒙受天子厚恩，父子都在显贵之列，臣的职位已达到上卿，爵位为列侯，年纪已有七十六岁，即使为皇上的命令去死，也死而不朽，没有顾念。私下想，对羌用兵的利害得失只有我最熟悉，在臣的计策中，先诛杀了先零，那么罕幵之类不用劳烦大军出动便能归服。如果先零已消灭，罕幵还不愿臣服，过了正月就进攻他们，符合使用计策的规律，又正是时候。现在进兵，的确看不到好处，请陛下考察裁夺。

赵充国此疏奏于神爵元年（前61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五日，宣帝就赐玺书同意按他的计策施行。

赵充国领兵突然到达先零羌屯聚之处，使其大为惊恐，抛弃车辆辎重，打算穿过险隘的道路，渡过湟水窜逃，赵充国只是命令汉军缓速前进，驱逐羌人。有人建议迅速进攻，以扩大战果，赵充国解释道：“这些穷寇不能追得太急。慢慢追，他们就会逃跑不回头，追得急了，他们就会回头拼命。”诸将听后纷纷称叹。此役中，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斩首的有五百多人，汉军获得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多辆。汉军到了罕部落的地界后，赵充国命令不得烧毁住所、损害农牧。罕部的羌人听说后，高兴地说：“汉军果然不攻击我们！”他们的头领靡忘派人来说：“愿意归还你们的失地。”赵充国将此事奏报朝廷，还未得到答复。靡忘亲自前来，赵充国赐给饮食招待，让他回去告谕部民。护军以下的军官对这件事都有争议，有说对于这种“反虏”，不可放他回去。赵充国说：“各位只想照章办事，以求自安，不是为国家忠心策划。”他的话还未说完，朝廷答复的玺书已经到达，命令对靡忘用将功赎罪论处。后来罕羌果然不用出兵就平定。

同年秋季，赵充国患病。宣帝闻讯后，下诏给他说：“制书诏告后将军，听说将军腿脚不便又被腹泄折磨，将军年纪大了，又加上疾病，万一有不测，朕很担心。现在令破羌将军（辛武贤）到营地，担任将军副手，赶紧趁有利时机，士气高昂，在十二月份进攻先零羌。如病情加剧，就留守驻地，不要亲自前去，只派破羌、强弩（许延寿）二位将军即可。”

这时羌众来投降者已一万多人，赵充国估计他们必定将自行瓦解动摇，打算让骑兵解散，让士兵屯田，等待敌人瓦解。奏书还未送上去，正好得到命令他进兵的玺书。赵卬听闻消息后害怕起来，派人劝告赵充国说：“如果真的命令部队去进攻的话，即使军队被打垮，将领被杀，危及国家，您能保住将军之位也可以。进军无论有利或有害，哪里又需要争辩呢？一时不合皇上心意，派御史前来斥责您，将军的性命尚且不能自保，哪有国家的安定呢？”赵充国闻言叹息：“为什么说这么不忠的话！如果朝廷早用我的建议，羌患还能到这种程度？以前推举可以出使羌的人，我推举辛武贤，丞相和御史却荐举义渠安国，导致羌事败坏。金城、湟中的谷物每斛八钱，我劝说司农中丞耿寿昌，购进二百万斛谷，羌人就不敢妄动。耿中丞只申请购一百万斛，结果仅得四十万斛。义渠安国再次出使，耗去储谷一半。朝廷没有采纳这两条计策，羌人因此敢于叛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已经是这样了。现在战争久久不能结束，四方蛮夷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乘机而起，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在事后想出对付的好计策，哪里只是担忧羌？我坚决死守，圣明的君主可以对他尽忠直言。”

于是赵充国奏上了屯田书道：

臣听说，军队是用来宣扬皇上恩德、除去祸害的工具，在外军事行动得当，国内就有福祥产生，所以不能不慎重。臣所率的将士以及马、牛的食用，每月用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战争持久不能结束，徭役不止。又恐怕其他蛮夷仓猝间有难以料想的变乱，乘机而起，成为明主（指汉宣帝）的忧虑，这的确不是早先在朝廷中制定的胜敌之策。再说，羌虏容易用计谋打败，难以用军队打败，所以臣愚意认为不宜进攻。估计从临羌向东到浩亹，羌虏原来的田地和公田，百姓没有开垦的大约有二千顷以上，这里的岗亭大多是残破的。臣的先头部队入山，砍伐木材大小六万多棵，都在河流旁边。臣希望解散骑兵，留下免刑应募的与淮阳、汝南步兵以及将士私人的随从人员，共计一万二百八十一人，每月用谷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零八斛，分兵驻守要害地方。等到冰雪溶解，将木材顺水流下，修缮各地岗亭，疏通沟渠，修整湟狭以西道路桥梁七十处，让道路可以到达鲜水附近。农事到来，每人分给十二亩。到四月草生，调集郡里骑兵与归属国的胡人骑兵勇士各一千，备用马二百匹，到这里吃草，为耕种人巡逻。屯田所得补充到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大量费用。现在大司农转运到的谷，足够支付一万人一年的口粮。谨呈上屯田地方以及器用簿，请陛下裁决。

宣帝复书询问道：“皇帝问后将军，你说打算解散骑兵，用万人留守屯田，假如按将军的计策，敌虏将在何时消灭？战争当在何时结束？请反复考虑利益得失，再奏。”赵充国送呈陈述具体情况的奏章，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宣帝再复书询问，提出了几个问题：战争何时可以结束？羌人如果袭击农民及各处守军，如何抵御？大开、小开部落是否还会与先零部落联手？针对朝廷的疑虑，赵充国上奏一一回答：首先，他认为先零羌已经势衰，其崩溃已指日可待，大约到神爵二年（前60年）春便可结束；其次，他认为沿边需要守御的地界虽长、军士数量虽不足，但屯田军居高望远，彼此间倚靠防御工事自保，用通道联络，烽火相通，以逸待劳。羌人见汉军有备无患，自身又被限制，很快就将自行瓦解，不战就可以自行消灭。小规模抢掠虽不能完全禁止，但较之出动大军，徒劳无功，疲兵伤财，是不值得的。何况汉朝还需要对付防备匈奴和乌桓，如果长期供给西北用兵，也不是万全之策。再次，朝廷先前已遣使抚慰羌族各部，应该不会再生异心。

赵充国的奏疏每次送上朝廷，宣帝都交给众朝臣议论。群臣开始时赞成赵充国计策的只有十分之三，后来是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每次诏令追问赵充国前次奏疏中的不适宜之处，他就在下次奏疏中予以阐述，公卿大臣都被折服。丞相魏相也力保赵充国的计策堪用。宣帝于是答复赵充国，肯定了他的计策，并让他注意身体的健康。

不过，宣帝考虑到辛武贤、许延寿多次建议出击，又担心赵充国屯田的地点过于分散，容易受到侵扰，于是采取折衷之法，“两从其计”，诏令辛武贤、许延寿、赵卬等出击，取得一些胜利；而赵充国不出兵，“所降复者得五千人”，也获了利。随后，宣帝诏令罢兵，唯独留下赵充国负责屯田事务。

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赵充国估计羌众伤亡及投降者甚多，力量削弱，请求罢去屯兵。得到宣帝允准，赵充国遂振旅还朝。到同年秋，羌若零等部落共同斩得先零羌首领犹非、杨玉之首，不少羌族部落首领也率众来降。宣帝分封羌族各部首领爵位，并开始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

赵充国回朝后，与友人浩星赐劝他说：“大家都认为破羌、强弩两位将军出击，斩首获降很多，敌人因此崩溃。但是有识之士认为敌人已穷途末路，即使不出兵，也一定会自行归服。将军马上就要见到陛下了，应该归功于二位将军的出击，不是自己能比得上的。像这样，将军的计策就没有落空。”赵充国回答：“我的年纪很大了，爵位已封到顶点，难道会因避嫌或夸耀一时之事来欺骗君主吗？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应当为后世效法。我不在余年向陛下明确陈述用兵的利害关键，如果仓猝死去，谁又会说这些呢？”最终还是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告知宣帝。宣帝同意赵充国的看法，于是免去辛武贤破羌将军的官职，仍命其回任酒泉太守，赵充国则复任后将军、卫尉。

后来，宣帝下诏命朝臣推举堪任护羌校尉的人选，当时赵充国患病，四府共同推荐辛武贤的小弟辛汤。赵充国闻讯，立即上奏：“辛汤酗酒，不能让他主管蛮夷事务。不如用辛汤的兄长辛临众。”当时辛汤已接受了护羌校尉的任命，宣帝接到赵充国的建议后，又降诏改用辛临众。后来辛临众因病卸任，五府再度推荐辛汤接替供职。结果辛汤屡次在醉酒后触犯羌人，激起羌人叛乱，正如赵充国预料的那样。

当初，辛武贤在军中时与赵卬闲聊，赵卬说：“车骑将军张安世开始时曾惹得陛下不悦，陛下想杀了他，我家将军认为张安世原本随侍孝武帝几十年，被认为忠诚谨慎，应该保全宽恕他。张安世因此得以免罪。”等到辛武贤被免去将军职位后，心怀愤恨，上书告发赵卬泄露宫中隐秘，宣帝遂以赵卬违反禁令进入到赵充国幕府司马处随意屯兵为借口，将其交给法官审讯。赵卬最后自杀。

赵卬死后，赵充国请求退休，宣帝允准，赐他安车、驷马及黄金六十斤，返回家中。不过在讨论“四夷”问题时，宣帝仍时常征询赵充国的意见。

甘露二年（前52年）或甘露三年（前51年），赵充国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获赐谥号为“壮”。葬于圭卜山之阳（今甘肃清水城西北李崖）。

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宣帝“以戎狄宾服，思股肱之美”，于是在未央宫麒麟阁图画“皆有功德，知名当世”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十一位功臣（参见词条麒麟阁十一功臣），赵充国位列第四。

汉成帝时，西羌动乱，成帝追思赵充国的功勋，命黄门侍郎扬雄在赵充国画像旁作颂称赞。

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赵充国一生戎马倥偬，北抗匈奴，西平氐、羌，为安定西汉边陲，保卫内地休养生息的中兴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军事活动如下：

在平叛战事中，赵充国以“贵谋贱战”为方针，伐谋、伐交为手段，攻心与攻城并举，对羌人成功地实施了分化瓦解与安抚、集中打击顽固者的策略。这符合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

赵充国于神爵元年（前61年）出兵河湟，在军事上取得初步胜利后，为节省开支，认为只有采取罢骑屯田，强兵足食，在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地区作长期打算，才是战胜羌人、巩固边防的良策。宣帝和朝臣主张乘胜进军。赵充国在病中抗旨奏屯田策，指出从临羌（今青海省湟源县境）至浩门（今甘肃省永登河桥一带），羌人故田与公田未被开垦的有2000顷以上，罢骑屯田，益积蓄，省大费，如此羌人则不击自溃。其屯田主张遭朝臣责难后，赵充国再次上奏屯田策，提出屯田有十二便，出兵则失十二利。经他坚持，朝臣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宣帝也下旨问屯田后如何对付羌人进攻。于是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提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湟中地形有利于汉军，羌人却在风寒之处，最多支持到明年春天，羌人就会全军败亡。宣帝批准了他的屯田计划。赵充国采取罢骑留万名步兵屯田，不动干戈，又得降羌5000余人。羌人见汉军作长期打算，便不断前来投诚。汉军在湟水流域兴修水利，整修交通设施，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用于屯田，对发展当地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羌乱平息后，赵充国上《请罢屯兵奏》，于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振旅而还。

留兵屯田之策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

魏相：“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扬雄：“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汉西疆。汉命虎臣，惟后将军，整我六师，是讨是震。既临其域，谕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诗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汉中兴，充国作武，赳赳桓桓，亦绍厥后。”

班固：

魏元忠：“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也。故赵充国征先零，冯子明讨南羌，皆计不空施，机不虚发，则良将立功之验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系。若任得其才，则摧凶而扼暴。”

杜牧：“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恭、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杜预），梁有韦睿，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国朝有李靖、李勣、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

王禹偁：“自古画策安边，铭功绝域者，赵充国、班定远称为名将，然皆年余七十，垂老穷荒而后能著其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苏洵：“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勣，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

苏轼：“赵充国、冯奉世，名臣也，而老于为将；娄师德、郭元振，儒者也，而乐于守边。”

何去非：

李廌：“世之论将者，难乎其人，必曰：制法审重如充国、孔明，料敌决胜如淮阴、李靖，抚爱慈祥如荀、吴、叔子，威信着明如廉颇、乐毅，然后为全材。”

张预：“孙子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充国谓兵难隃度。又曰：‘以虞待不虞者，胜。’充国常远斥侯。又曰：‘取敌之利者，货也。’充国以钱诱羌，令诸捕斩。又曰：‘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充国谓便宜有守以安国家。又曰：‘致人而不致于人。’充国练战士以须其至。又曰：‘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充国攻先零而罕羌服。又曰：‘穷寇勿迫。’充国缓驱先零。又曰：‘以饱待饥。’充国谓籴三百万斛谷，羌不敢动。又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充国以死守便宜是也。”

许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汉宣帝老赵充国，而卒能成金城之功。”

赵构：“史谓赵充国沈勇有大略，其用兵以全师保胜为策，乃汉中兴良将也。”

张栻：“汉将诚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勇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功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摹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于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圉强，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予谓充国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定制度，为后世思赡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皆当在其下风耳。”

黄震：“赵充国老成持重，为国家计，为民生计，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汉世诸将，孰能与比？其谓明主可与忠言，谓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谁当复言之者。笃信力行，不迁就、不回挠，凛然古大臣之风烈，又非特才智而已也。呜呼，使充国得任天下，当如此兵矣，奈何独使之参兵谋而已耶！”

郝经：“而羌戎起于西陲，赵充国以岁月弭之，故终西汉之世，不复扬尘。”

陈普：“五万消磨作四千，羌人镣尽汉人全。并生虽愧征苗旅，比似嫖姚却大贤。”

陈元靓：“蠢西戎，盛为边犯。谁可此行？而能自赞。知旡不为，机皆先见。汉之得人，简编称叹。”

朱右：“维我皇上，聪明天启，衷断如神。思广汉道，以昌后人。于时腹心干城，股肱臣邻，殚谋竭虑，效忠致身，显功名于当世，咸际会于风云。有如博陆侯仗义秉节，定万世策，丰功盛烈，宜尊之而不名，俾冠群列。张以忠勤，韩以有守。充国之制敌振威，魏丙之廉贞忠厚，同心辅治，垂裕不朽。刘杜之材智，梁萧之经术，苏武之节不辱，炳炳乎嘉绩。”

韩邦奇：“遐想古人李抱真之帅泽潞也，教习步兵，而天下推勇；郭子仪之至朔方也，按诛乱将，而诸镇奉法；赵充国屯要害、浚沟渠而兴屯田，于是羌夷降败。是皆名将也。得是人而布之边陲之上，如李抱真焉，何患乎军士之不振。如郭子仪焉，何患乎纪纲之不伸。如赵充国焉，何患乎帑藏之不足。”

茅坤：“赵充国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诏出兵。辛武贤虽出兵有功，充国竟为汉宣明其非是，武贤怨之至骨。虽不能害充国，而卒陷其子卬。呜呼，循道而不阿，自古而难之欤？”

孙应鳌：“凡战之道，攻心为上，如充国计得之矣，汉廷诸臣何晓晓耶！当时无魏相主之，则几败事，故日：‘自古未有奸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钟惺：“从来夷狄情形，合则强，分则弱。善制夷狄者，常使之分而不合。充国之言日：‘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看分合二字甚透。先零诸羌，解仇交质合之势也。充国始终作用主意，全在捐罕幵阇昧之过，隐而勿章。专行先零之诛。使其分者常在羌，而合者常在我，勿令虏交坚党合。中国制夷狄之法，不出于此。然均之羌也，可以舍罕幵而诛先零，独不可以舍先零而诛罕幵乎？……（赵充国）其言日：‘先零虽与罕幵解仇约结，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汉兵至，而罕幵背之也。其计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坚其约。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数语最透。充国肯使已分子先零之军开，复与先零合哉？及破先零，降斩无数，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秣田中。罕羌闻之喜日：‘汉果不击我矣！’此舍罕幵而攻先零之效也。然不得罕幵所以不合于先零之故，则同一羌也，或舍之，或诛之，先后之间，亦安能了然于心手乎？”

黄道周：“充国老将，识夷最真。解仇和约，从来不驯。先零罕幵，为患正新。熟急熟缓，当以罪论。问谁堪比，无逾老臣。请往一见，胜于百闻。殄灭为期，不贪小勋。忠言罢骑，便宜留屯。初上国计，是不三人。十五十八，后渐转唇。先零之死，期月先陈。尽忠明主，千古称纯。”

王夫之：

朱轼：“充国料敌制胜，如善奕者之先局无遗算，终局可覆举，横斜曲直，后先左右，虽回易再四，而一着不差。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充国可谓老谋壮事矣。昔大禹惟顺水之性以治水，故能建非常之原而万世永赖。营平惟因羌之情以致羌，故能操不战之胜而四夷来王。而是时公卿不怙其前非，朝廷不回于众议。师中锡命，阃外伸威，尤中兴气象哉。”

屈大均：“汉唐以来善兵者率多书生，若张良、赵充国、邓禹、马援、诸葛孔明、周瑜、鲁肃、杜预、李靖、虞允文之流，莫不沉酣六经，翩翩文雅，其出奇制胜如风雨之飘忽，如鬼神之变怪。”

严如煜：“赵营平当宣帝全盛之时，先零羌寇宜可一举而静耳我。在规屯田之利，老谋硕画，破辛武贤侥幸之谋，虽幸所遇敌弱，故得从容。然其策必万全，不区区以首虏为功，则可为为将者法矣。后世贪功喜事之臣，遇小故辄虚张声势，征兵调庸惊动天下，虽寇乱施平而府库空虚，黎民劳悴，国家之元气伤矣。赵营平省兵省粮而寇夷旋定，不可谓非识之明守之坚也。然此非独营平之贤也，被查不知兵，而事由中制，将如起、翦、颇、牧亦难成功。营平初上议时，汉廷诸臣是之者十才二三，宣帝不摇于众论者，虽由营平所奏利害较然，亦由宰臣魏相决后将军之策不可从，以坚帝心耳，……故惟善持重者，始可以用奇，否则毋宁为营平之持重。”

罗惇衍：“便宜十二策边屯，四抗封章谢党援。苦为兵机留后法，幸逢圣度可忠言。麒麟落落文词贵，驷驖桓桓武略尊。终赖黄扉贤相在，果教伟绩建花门。”

蔡东藩：

毛泽东：“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中有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十之一二。”

百闻不如一见

主词条：百闻不如一见

赵充国督兵西陲时，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甘肃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百闻不如一见”后成为谚语和成语。意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凡事要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

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

主词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西汉时期，赵充国奉汉宣帝之命去平定西北羌人动乱，以招抚的办法使得大部分羌军投诚。但汉宣帝打算命他的副将出兵，赵充国极力反对，在总结汉廷对羌政策失败时，说道：“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孙子：赵钦，袭封营平侯，娶汉宣帝女敬武公主。敬武公主无子，唆使赵钦的良人习抱养他人之子为嗣，名为赵岑。

曾孙：赵岑，名义上的赵钦之子，袭封营平侯。其生身父母向习索取钱财不得，遂向朝廷揭露赵岑身世，使其被免爵，营平侯国被废除；赵伋，汉平帝元始年间重新被封为营平侯。

《全汉文》辑录有其疏议数篇：《先零羌事对》《击罕幵议》《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上屯田奏》《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奏罢屯田》。

赵充国的生年，《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存在两种记载：

神爵元年（前61年）六月戊申，赵于一篇奏文中提及自己“犬马之齿七十六”，据此，赵充国生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然《传》文后又述称赵“年八十六，甘露二年（前52年）薨”，据此，赵充国生于建元四年（前137年）。

赵充国的卒年，依《传》文直接所载，在甘露二年（前52年）；依《传》文所载“年八十六”且认可前61年奏文中赵自称的“犬马之齿七十六”，则在甘露三年（前51年）。

综上，赵充国行年存在前136-前51年、前137-前52年两种可能。

若赵充国生于建元四年（前137年），则神爵元年（前61年）奏文中，“七十六”就是“七十七”之讹，然古籍中，“六”字不易讹为“七”。而“三”字常见讹为“二”，故赵充国生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神爵元年（前61年）上奏自称七十六岁，甘露三年（前51年）八十六岁时去世，《汉书》“甘露三年”讹为“甘露二年”的可能较大。

另外，《汉书卷七十·常惠传》记载：“甘露中，后将军赵充国薨，天子遂以惠为右将军，典属国如故。”显示赵充国卒后，常惠接任了后将军之位。而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常惠是在甘露四年（前50年）接任的，这反映赵充国很可能卒于甘露三年（前51年）年末，后将军位在经过短暂空置后，次年初由常惠接任。

主词条：赵充国陵园

赵充国陵园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城北二里的李崖村石佛坪。陵园始建于汉代。据《清水县志》记述，自宋代以来，在墓区修建了祭亭、祭祠等多处建筑。清嘉庆、道光年间重加修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修。1962年，赵充国陵园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2015年的电视剧《云中歌》中，由郭伟饰演赵充国。而在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20190113”期中，则由蓝天野饰演赵充国。

《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

《广名将传》卷3

《史传三编》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