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词条：仁宗盛治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对待臣僚、侍从宽厚。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赵祯“无定志”。在赵祯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谏臣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在庆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赵祯“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

赵祯一朝的人才，在宋朝历史上可谓首屈一指，根据一些学者统计，大致如下：

活跃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前期的赵槩、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傅尧俞、彭汝砺、范纯仁、范纯礼、刘挚、王岩叟等一批人才，实际上也都是赵祯一朝养育而成的。正如苏轼所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

总体而言，赵祯知人善用，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相对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家誉为“守成贤主”，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

赵祯不安于守成的现状，针对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以及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也有志开展革新。他多次以“天下事责大臣”，意图有所作为。

庆历三年（1043年），赵祯授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人称“四谏”），锐意进取。九月，在赵祯的责令下，范仲淹、富弼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十项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赵祯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

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赵祯因膝下无子，故而在景祐二年（1035年）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宋英宗）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抚养。但在宝元二年（1039年）苗妃生子赵昕后，赵祯又将赵宗实送出宫。

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十八日夜间，坤宁宫附近一带，崇政殿亲从官颜秀等四人密谋叛乱，杀人放火，一度危及赵祯的安全，但事变最终被平定。事后，赵祯宽大处理被牵涉的人员。

赵祯的身体一向不好。早在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赵祯便出现“不豫”的状况。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赵祯在临朝受文武百官参拜时，忽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同日，辽朝使者正在紫宸殿拜见赵祯，赵祯语无伦次。宰相文彦博只好对辽使解释为饮酒过量所致。此后数日，赵祯病情愈益加重，整日大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等荒唐的言语。至二月才逐渐康复，开始处理政事。

赵祯的健康状况欠佳，且连失三子（赵昕及杨王赵昉、荆王赵曦），心情沉重，朝廷内外对皇嗣问题深为担忧。经宰相韩琦及大臣包拯、范镇、司马光等反复劝谏，赵祯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正式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曙。

嘉祐八年（1063年）二月起，赵祯重病不起，最终于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在东京福宁殿驾崩，享年五十四岁。谥号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十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永安县的永昭陵。

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开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据说，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朝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也抓着宋使的手，哀恸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此后，辽朝历代君主“奉其御容如祖宗”。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闰六月，加谥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睿又作濬）哲明孝皇帝。

主词条：庆历新政

赵祯针对宋中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于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开展“庆历新政”。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赵祯根据意见，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

主词条：宋夏战争

赵祯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夏太宗）“依辽和宋”的国策，于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宋夏间维持三十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及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开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而西夏虽在宋夏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但自身亦伤亡近半，国力难支，且与辽朝关系恶化。在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宋、夏终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但到了嘉祐年间，西夏却违反和议，再次犯边。

主词条：交趾侬智高攻广南之战、昆仑关宋攻侬智高之战

皇祐四年（1052年），广西僮族首领侬智高举兵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各地。赵祯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1053年），狄青夜袭昆仑关，于归仁铺之战大败侬智高。侬智高遁走，后不知去向。

主词条：《武经总要》

康定年间（1040年－1041年），赵祯命丁度与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40卷。此书为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赵祯执政时期，由于长期的和平局面，使宋朝的经济快速发展。天圣元年（1023年），宋廷设益州交子务，正式发行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

宋朝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庆历（1041年－1048年）初年政治、经济方面重大危机的，是所谓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赵祯在位时，冗兵特别严重，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占赋税十分之七。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一百一十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

“三冗”导致宋廷入不敷出，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等等。

真、仁两朝，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公卿大臣大都占地千顷以上。赵祯在位末期，“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

但因变法改制而兴起的北宋第一次兴学运动，推动了全国地方州县办学的高潮，开启了北宋教育领域的变革时代。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不断改革，录取了大批优秀人才充实到官僚队伍中。通过《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编修，重振了儒学的纲常伦理，整顿思想，宋学勃兴。在疑经惑古、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宋代学风大变，经学完成了其从侧重传注向心性义理的转变，涌现出众多留名史册的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

赵祯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

赵祯在位期间，曾多次关心图书馆文化事业。景祐中，鉴于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庆历元年（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该书为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

嘉祐五年（1060年），赵祯又下诏：“建隆初，三馆聚书，仅止万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一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一匹，及献五百卷，特与文资。”次年闰月，又下诏搜访遗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仕职官者以闻。“当年，就有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人响应号召献书，并命其分置于各书府，钦赐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奖励。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1卷，作为搜访依据。

天圣五年（1027年），官员燕肃根据古籍记载，复原了古代指示方向、记录车辆行过距离的装置指南车、记里鼓车。此外，燕肃还创制了新的“莲花漏”（一种计时器）。

庆历元年（1041年），司天监上《崇天万年历》。

赵祯非常关心医疗事业。天圣四年（1026年），他认为针艾之法讲求精准，而前代古籍对穴位之描述纷繁错杂，易误导医者，故诏令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为范。王惟一又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与之配合，由宋朝政府刻于石碑而颁行全国，为针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庆历八年（1048年），赵祯命翰林医官院编撰的、专门用于防治蛊毒的医学方书《庆历善救方》颁行。

嘉祐二年（1057年）设立校正医书局，由当时权威医学工作者有组织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推广，使诸多宋以前医书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国医学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割据西北的党项首领李德明（赵德明）时期，赵祯曾加封其官号，双方仍保持和平往来。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在赵德明死后，宋继续册封其子李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反宋称帝，建立西夏政权。在经历数年的战争后，赵祯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与夏方订立和约：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再加上其他赏赐，岁币总数共达二十五万五千），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自此后，宋夏关系趋于缓和，但到了嘉祐年间，西夏却违反和议，再次犯边。

主词条：庆历增币

赵祯在位初期，宋辽维持了澶渊之盟达成的和平协议，总体相安无事。彼此遇重要事件，仍互派使者往来。

庆历元年（1041年）底，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辽兴宗在以南院宣徽使萧惠为首的群臣支持下，决定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一面派耶律重元及萧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一面于次年（1042年）初派萧特末、刘六符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赵祯派大臣富弼与辽朝进行谈判，其严词强硬，博征旁引，打破辽朝索要后周时夺取的三关之地的企图。同时，为避免两面作战，赵祯最终决定以每年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匹、两）为代价，维持澶渊之盟，史称“庆历增币”（辽人称“重熙增币”）。

但比起选择战争的军费，岁币开支无足轻重。在宋夏战争时期，陕西出支一度达到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庆历二年），几近赤字。辽失去南下劫掠的经济诱因，也是辽宋能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称雄河湟的青唐吐蕃首领唃厮啰，宋廷在赵祯在位期间继续进行联络，并多次加封官爵，以使其牵制新兴的西夏政权。

明道元年（1032年），宋授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景祐二年（1035年）十二月，加保顺军留后。景祐四年（1037年），唃厮啰遣使进贡。次年（1038年），宋廷进授其为保顺军节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领，又加封其为河西节度使。此后双方亦常有使者往来。

自乾兴元年（1022年）四月起，越南李朝（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开国君主、受宋册封为南平王的李公蕴向宋朝通好，四次来朝贡。亦曾于天圣六年（1028年）入侵宋边境，掠夺边民，赵祯命广南西路转运使向李朝追讨。李公蕴死后，又册封其子李佛玛为交阯郡王，并加授勋号；李佛玛亦对宋颇为恭顺，曾数次遣使进献驯象。

天圣六年（1028年），室利佛逝遣使进贡。天圣八年（1030年），占城国遣使进贡。明道二年（1033年），朱罗国（《宋史》称注辇国）遣使进贡。庆历二年（1042年），占城献驯象三头。此后各国仍时有贡献。

天圣八年（1030年），高丽国王王询遣使进贡。

自天圣元年（1023年）至天圣九年（1031年），西域的归义军及甘州回鹘、龟兹国、喀喇汗国（《宋史》称为“于阗”）等政权多次遣使来朝。双方往来频繁。

赵祯善书法，史称其“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尤擅飞白体，《书史会要》称“埶遒劲，可入能品”。宫殿门观，多为其飞白书题榜。当时大臣的神道碑首，也多有其题字。

赵祯通晓音律，《宋史·乐志》载：“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王安石：“仁宗在位，历年最久……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苏轼：

范祖禹：“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

陈师锡：“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邵伯温：“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天独以仁谥之也。”

周正夫：“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罗从彦：

朱弁：

蔡绦：“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终若一。”

赵昚：“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轹商周。”

朱熹：“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国，后来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缘它至诚恻怛，故能动人如此。”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吕中：

文天祥：“康定间，欧阳修以言事出，未几即召以谏院；至和间，唐介以言事贬，未几即除以谏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

脱脱等：

陶宗仪：“天德纯粹，无声色畋游之好。”

梁寅：“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邹智：“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竦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刘玉：“宋仁宗能纳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庆历之治。”

孙承恩：“穆穆仁宗，实惟盛德。奉身清约，议论恳恻。学勤讲筵，治法无逸。昭陵之思，百世一日。”

万镗：“在昔人君，以务实致治者，汉文景、宋仁宗是也。”

归有光：“宋之仁宗，可谓汉、唐以来之令主矣，当此时，韩琦为宰相，君臣皆贤，迄不能如光所言。岂以其分量有所止，虽四十年深仁厚泽，无以进于三代之隆，为可惜也。”

李贽：“若仁宗之为君也，只看其没后，深山穷谷莫不奔走悲号而不能止，则可知已。至于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朱国桢：“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谢肇淛：“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

蒋一葵：“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天都外臣：“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王夫之：“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佚名《东坡诗话》：“先生处于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已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

秦笃辉：“仁宗之弊，患在废弛。”

蔡东藩：

虞云国：“尽管有种种外患内政上的问题，但仁宗一朝无论如何还是宋朝的治世，除却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他不是一个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在历朝守成之君中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他的性格有柔弱游移等毛病，耳朵根子软，对后宫女色也有相当的兴趣。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从不挟愤报复。”

主词条：狸猫换太子

关于赵祯的身世，清代小说《三侠五义》里有一种“狸猫换太子”的说法，认为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李氏（章懿皇后，即李宸妃）在宋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工于心计的刘氏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氏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氏所生之子夭折，而李氏所生的男婴就是宋仁宗赵祯。在包拯的帮助下，赵祯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氏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演绎，赵祯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关于“赵祯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这一问题，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赵祯是李氏所生。

而在史书记载中，李氏本是刘氏做妃子时的侍女，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嫔妃，并产下一个男婴。连丧数子的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赵祯在出生后，便在真宗的默许下，由未能生育刘氏和杨淑妃一起抚养。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也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赵祯即位后，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赵祯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顺容李氏就是自己的生母。

刘太后病逝后，燕王赵元俨告知赵祯实情。赵祯号恸顿毁，连日不视朝，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号“庄懿”。在知道自己的身世后，赵祯倍感震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赵祯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生母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赵祯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宸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赵祯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赵祯为宠待李氏，还拜舅舅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赏赐丰厚。后来更加追念李氏，便想尽办法厚待母家，把长女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之子李玮。

有关仁宗仁慈、宽厚、恭俭的遗闻轶事特别多，虽不无箭垛效应，但也折射了历史的光影。

一天，赵祯退朝回到寝宫，因为头痒，没有脱皇袍就摘下帽冠，叫梳头太监进来替他梳头。太监梳头时见赵祯怀中有一份奏折，问道：“陛下收到的是什么奏折？”赵祯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还要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要削减，岂不太过分了！”赵祯没有接口。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赵祯说：“谏官的建议，朕当然要采纳。”太监自恃一贯为赵祯所宠信，就不满地说：“如果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赵祯听了，顿然站起，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检查，将宫人二十九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赵祯说：“他劝朕拒绝谏官的忠言，朕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谏官王素曾劝谏赵祯不要亲近女色，赵祯回答说：“你是王旦之子，我是真宗之子，与他人不同，自是世交。王德用确有美女进献给我，现在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素说：“臣今日进谏，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赵祯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三百贯，马上送她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说完，他还泪水涟涟。王素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她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人情相同。倘若见她们落泪不愿出宫，恐怕也就不忍心赶她们了。你就在这里等回报吧。”不久，内侍来报“事已了当”。

包拯屡屡犯颜直谏，甚至唾沫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接受他的建议，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仁宗宠妃张氏（即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赵祯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对，带领七名言官与赵祯理论。赵祯大怒道：“你们是想说张尧佐的事吗？节度使是个粗官，为什么还要争？”言官唐介越次上前，不客气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曾经做过，恐怕不是粗官。”赵祯悚然，最终采纳了言官的建议。他回到后宫后，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赵祯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伯父美言。赵祯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而唐介的直谏也给赵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中命人绘制唐介的画像，挂在温成阁中，并亲自题写文字：“右正言唐介。”唐介去世后，宋神宗把画像赐给唐介的家人，世人才知晓此事。

赵祯对下人很仁慈。有一次用餐，他正吃着，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一阵剧痛，他赶紧吐出来，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对待下人的过失，赵祯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不适与难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带来的罪责。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嘉祐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疑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区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此人应予以严惩，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据说，诗人柳永因词作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得罪了赵祯，在科举中被划掉，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但实际上，柳永是宋真宗一代的人，到赵祯登基时，他已经三度落榜。景祐元年（1034年），赵祯亲政，出于对老年考生的同情，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柳永才得以入仕。也因此，柳永非常爱戴赵祯，作“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来歌颂他。

赵祯不光对人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衣食非常简朴，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

一天早晨，赵祯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失眠腹饥，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什么不降旨取索，他回答说：“宫禁每有取索，外间便为定制。我怕自此以后每夜都要宰羊，杀生害物。”

有一次，赵祯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赵祯回宫后，着急的对嫔妃说到：“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赵祯：“陛下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赵祯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朕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赵桢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二十八枚，每枚钱一千。赵桢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二万八千钱，朕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还有一次，赵祯早晨醒来对近侍说：“昨天晚上朕肚子饿得很，睡不着想吃烧羊。”近侍问道：“陛下为何不降旨命臣下去采办？”赵祯说：“朕如果一开口，下面就因为这是朕的命令，去大肆扰民，所以还是不开口的好。”

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赵祯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到赵祯去世前不久，中书门下、枢密院曾在福宁殿的西合奏事，看见赵祯所用的床帐、垫具都质朴灰暗，许久未更换。赵祯看着宰相韩琦等人说：“朕居于宫中，自己日常生活的享用正是如此。这也是百姓的膏血啊，可以随便浪费吗！”

早在刘太后生前，赵祯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赵祯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赵祯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遂国夫人），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太后的前夫、银匠龚美。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赵祯。

赵祯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十五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张美人）。当时赵祯一眼就相中了张氏。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赵祯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氏不如郭氏，在未与赵祯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张才人（后进位为美人）去世后，赵祯追封其为皇后，当时郭皇后仍在位，这是赵祯在位时期出现的第一次生死两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赵祯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赵祯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赵祯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赵祯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赵祯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赵祯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赵祯的脖颈上。赵祯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赵祯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赵祯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赵祯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赵祯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赵祯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赵祯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正因为如此，赵祯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郭废后去世后，赵祯下诏追复她为皇后，此时曹皇后在位，这是赵祯在位时期出现的第二次生死两皇后。进入中年以后，赵祯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八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赵祯看中得宠，并于庆历八年（1048年）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赵祯对她特别宠爱。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三十一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赵祯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赵祯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赵祯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又一次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赵祯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赵祯下令为其辍朝七日，京师“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张贵妃去世不久，其母楚国太夫人曹氏也逝世，赵祯仍为其辍朝三日，并亲临其家祭奠。

赵祯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赵祯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据《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嘉祐二年（1057年）秋，辽朝曾派使者前来求取赵祯的画像。朝臣担心画像被使用厌胜之术，赵祯说：“朕待虏人诚恳，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于是遣使将自己的画像赠送给辽朝，辽道宗耶律洪基举行隆重仪式，亲迎赵祯画像。耶律洪基见到画像后，“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

表格参考资料：

据《玉海》记载，赵祯有《御制集》100卷，今已佚。《全宋诗》录其诗13首。另据《文献通考》所载，赵祯还曾“纂古今兵书战策及书史成败之迹”，撰《神武秘略》10卷，也已经佚失。

主词条：永昭陵

赵祯去世后埋葬在河南府永安县（今河南省巩义市）的永昭陵。永昭陵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丘陵和平地上。陵区以芝田镇（宋永安县治）为中心，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10公里。

陵园遵从风水地形堪舆学说，依地势而就，傍山依水，东南穹窿，西北低垂，由“皇帝陵”、“皇后陵”和“下宫”组成，神道两侧的石刻群形态逼真，雄浑高大，栩栩如生，其中“瑞禽”和“角端”更是雕刻史上的杰作。

南宋初年，永昭陵遭金兵破坏。元代时，地面建筑全部被毁。1998年，永昭陵开始获修复，现为巩义市的宋陵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