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占据涿州，赵舒翘受命前往解散，义和团坚决要求撤掉提督聂士成的职务，刚毅接踵而至，招抚义和团，答应了义和团的要求，得到赵舒翘的附和。

义和团进入北京，赵舒翘与载漪、徐桐等人亲自迎接。义和团攻打使馆，赵舒翘与刚毅坐城楼，饮酒欢呼。许景澄、袁昶联名弹劾赵舒翘等人“居心狡狯，工于逢迎”，激怒了慈禧太后而被处死。

八国联军至通州，李秉衡兵败自杀，慈禧太后于是命令王文韶与赵舒翘拜访使馆，以求议和。王文韶以年老推辞，赵舒翘说：“臣威望浅薄，不如王文韶！”于是拒绝前往。不久，赵舒翘随御驾至西安。八国联军要求处置元凶载漪、载勋、载澜、溥静、毓贤、李秉衡、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等二十一人，于是赵舒翘被罢职留任，后改斩监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国联军催促清政府处置赵舒翘，西安士民集中数百人为赵舒翘请命。慈禧太后在帝国主义压力之下，以“查办拳匪”，“草率贻误”为借口，将赵舒翘作为替罪羊，赐赵舒翘自尽，命岑春煊监视。赵舒翘本来就不支持义和团，又对老母九十余岁还见到他自尽的下场而痛心，颇为悔恨，对亲友说：“这是刚子良（刚毅）害我的”。赵舒翘起初吞金自杀，后先后服用鸦片、砒霜未死，最后以皮纸闷死，他的妻子也服毒殉葬。

赵舒翘的著述甚丰，除其在官函牍收入《慎斋文集》、《慎斋别集》外，还撰有《温处盐务纪略》、《慎战要言》、《慎疾箴言》等。法律方面，他采辑“古人有关刑政嘉言懿行及现行例案，足资出治者，依类札记”，著成《像刑录》一书。

赵舒翘所撰《提牢备考》四卷，系收集整理清王朝建政以来有关监狱管理的条例、章程以及重要狱务的处理方法等编纂而成的一部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监狱学的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叙监狱行政的独立著作，也是明清律学的重要作品之一。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值赵舒翘新任江苏巡抚，对于“苏州开埠通商一事”、他“争执主权，保全厘金，而须发皆白”，坚决反对将国家的财政收入拱手让给外邦。后来，日本人又借口修建店房货栈，企图侵占苏州附近的良田，对此清廷软弱退让，束手无策。这时赵舒翘挺身而出，极力保护领土主权，他朗然表示：“吾为朝廷守土，宁可尺寸失耶！”于是明文告示，按条约所定，日本商人虽可在苏州经商，但只能在闲弃荒地上建筑房屋，并须获得准许；对其所占地亩，应按中国的规定交纳税租。他同时致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提出“留民生计”、“保全厘金”等具体建议，以维护民族利益。赵舒翘限制日商的行动，受到很多爱国人士的赞许和支持，一些开埠通商的其它省份亦效法颁行，但也由此招致洋人的怀恨和仇视。

由于赵舒翘入仕之后，长期主管司法，因而有着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同时对于当时官场与刑狱内部的腐败、黑暗了若指掌。赵又以“以法治国”为理想，因而很留心前代有关司法判案方面的经验教训，注意运用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来指导审判活动。所谓“凡厘定例案，解析疑义，多其撰拟，皆见施行”，因而名声昭著，与当时在刑部供职的沈家本、张承勋等人，并称为“西曹一时之英”。

赵舒翘所处的社会正是我国由封建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封建法制千疮百孔。为了挽救清廷的厄运，使封建法制成为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赵舒翘从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形势出发，主张“变法修律”。认为，“古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云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法贵随时补救，尤重因地制宜。”他指出，那些虽列于刑典，但已徒具其名、毫无实效的法规，如充军、流刑中的一些规定，纯属“沿袭虚名、徒滋繁杂”之弊，宜速加“删减”。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明确提出“不必拘泥成法，总期于事有济”的修律原则，以提高法律的效力，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赵舒翘所奉行的是威吓刑主义，认为“立法本以惩恶”，把整肃法纪，加强镇压视为挽救统治危机的重要方法。他抱着“治乱世用重典”的宗旨，认为欲变法图强，必须从严从重。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传二百五十二》

舅父：薛允升

翁同龢：此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