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假，韩儒林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邀，由顾颉刚组织北平的大学师生访问绥北。韩儒林率领一路，考察了归绥—武川—乌兰花—大庙—达尔罕旗云王府一线。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中国内蒙古东部并策划并吞西部，所以这次考察显然有引起国人关注该地区危急形势的意义。

韩儒林考察归来在《禹贡》发表《绥北的几个地名》一文，开头就指出阴山山脉自古以来在中国国防上的价值，并慷慨陈词：“今日外人势力虽已入我腹地，而阴山仍屹然为我北方最重要之腹地防线，吾苟能坚保此线，则民族之逐日复兴，强敌决不能阻止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韩儒林毅然放弃大学任职，冒着危险辗转到条件艰苦的大后方昆明工作，任昆明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韩儒林得到在昆明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时顾颉刚在该所）欢迎他前往的答复，遂携眷由塘沽乘英轮绕道香港、越南，辗转至昆明，任该所副研究员。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昆明，该所藏有《史集》波斯原文的贝勒津刊本，韩儒林常往阅读，并请人抄录了其中的《部族志》，开始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比勘，对古代蒙古部族进行全面的研究。

不久，顾颉刚赴任成都齐鲁大学教授，经他介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韩儒林到成都任成都华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到重庆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这段时间，正是韩儒林学术上日趋成熟、精力最旺盛时期，尽管后方的资料条件十分困难，敌机经常隆隆轰炸，但他始终坚持著述，在短短的四年内竟先后发表了二、三十篇十分有见地的学术论文。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韩儒林曾因过度劳累导致肺病发作，咯血不止，卧床数月，仍不间断其研究工作。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顾颉刚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主任朱家骅），推荐韩儒林继任。任务是组织一批蒙、维、藏族人士翻译书籍，聘请汉族学者任编辑之责。韩儒林遂从成都移居重庆，主持编译工作，并继续从事个人的研究。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韩儒林应中央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遂辞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但因他擅长边疆民族历史文化，其后又短期被请到边务训练班讲授西北民族史，并兼任过独立出版社编纂，拟订边疆丛书计划。这两年间，他又发表论文十余篇。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结束后，韩儒林随校迁居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聘请他出任法学院边政系主任。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韩儒林随校复员至南京，仍任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他在中央大学先后开设元史、中西交通史、蒙古史、突厥史、西藏史、中俄交涉史课程，并在东方语言专科学校讲授印度史和中国史。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聘请他为该所的兼任研究员。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南京前夕，韩儒林毅然放弃台湾大学的招聘，回到南京迎接解放。南京解放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韩儒林任历史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韩儒林在学术道路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元代历史的发展规律，取得了很大成绩。1949至1982年，韩儒林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其间于1965年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一年。

20世纪50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史学研究的组织和人才培养工作。1956年，韩儒林创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1962年，韩儒林先后访问蒙古、苏联，参与三国合编《蒙古史》工作。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副主任，江苏史学会会长，江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任等职。

1965年10月，经乌兰夫提议，国务院任命他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长，虽已过耳顺之年，仍愉快受命，离南大赴任。

1977年，韩儒林创办《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又与翁独健等一起倡议建立了中国蒙古史﹑元史和中亚文化研究会。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在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与翁独健等提出建立全国性专史学会以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学科发展的倡议。次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两会的副理事长。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相继成立，分别推举韩儒林为名誉会长、会长。是年12月，韩儒林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议，被选为副主席。江苏省历史学会于同月成立，韩儒林当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撰工作也在这一年开始进行，韩儒林参与了编撰规划的制订，并受聘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兼元史分册主编。1981年，韩儒林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一批博士点的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

韩儒林于1983年4月7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0岁。

20世纪40年代以来，韩儒林的学术重点放在了元史上。他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熟悉并借鉴外国东方学家的成就，善于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在四个方面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蒙元史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蒙古的名称》《爱薛之再探讨》等十数篇论文。他的学术成就，代表了中国蒙元史和西北民族史学科发展中一个新阶段的进步。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中外文字的史料进行直接比勘，解通了许多蒙元史上专有的人名、地名、部族名，使过去许多混沌不清的问题得到澄清，纠正了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许多问题，弄清了前人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蒙元史研究一个阶段性的进步。

韩儒林《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将明清以来元史研究的发展分成五个阶段，重点评论了清末洪钧以来诸家的成就和缺陷，指出元史史料不同于一般史籍，人、地、部族、制度等类译名有待考证者甚多，而重要的外国史料多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原文抄本误写字形和脱落或置错音点者比比皆是，如不用他种史料校订，则无法定其正确的写法读法。西方学者的译述就存在不少误译。洪钧、屠寄、柯劭忞诸家既不识波、阿文，也不通西文，只能请仅懂西文且无专业知识的人将西人的译述转译过来，无法订正其中的讹误。

20世纪50—60年代，韩儒林所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诸文，都是在细致辨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西藏自元代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韩儒林根据汉、藏文史料，全面研究了元朝廷管辖吐蕃地区的各种制度以及十三万户的名称和地理，充分证明元朝对西藏地区实行了直接的统治。国内外对成吉思汗这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人物，历来褒贬不一。他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论证了成吉思汗完成统一大业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处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蒙古征服在历史上的影响是复杂的，也要多方面作具体分析，例如客观上带来一个时代东西交通的繁盛，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大量确凿的史实上，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

1977年到1982年是韩儒林学术生涯中晚霞灿烂的时期，这五六年间，他除主编《元史纲要》及百科全书元史分册外，还撰写了十余篇论文。其中一类是名物制度和史事考证，《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总结了中外学者的西北史地研究成绩和缺点，根据突厥文、波斯文、蒙文、汉文史料考证各部的名称、方位及迁徙情况，考述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该地区的斗争等史事；《清代蒙古驿站》利用清代内外蒙古地图的部分考释资料，考证了通内蒙古各盟旗的五条驿路和阿尔泰军台、巡查卡伦站的所有驿站名称和方位。另一类是讲研究方法和工具，有《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我国西北民族纪年杂谈》《谈辽金元史籍中的译名问题》等，对研究元史与西北民族史的学者极有帮助。《元史纲要结语》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对有元一代历史的总体认识，立论实事求是，评价客观公允，是他数十年研究心得的精当总结。

1961年，韩儒林参加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与历史组学者共同议定分工合作编选一套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同时分头撰写断代史专著。韩儒林承担了此项高校教材建设任务中的元代部分，带领助手投入史料的编选和《元史纲要》的撰写。不久，他又接受了另一项科研任务。20世纪50年代中期，按毛泽东的要求，由范文澜、吴晗、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进行到60年代初，因编绘边疆地区图的需要，邀请傅乐焕、韩儒林、冯家昇、方国瑜等参加编委会，分别负责东北、蒙藏、西北、云南地区。1963年暑期，韩儒林带领助手移师北京，完成元史参考资料编选任务后立即转入历史地图工作。1966年初，他再度将南大元史研究室人员召到北京，与西藏图组一起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加紧进行蒙古和西藏地区历史地图的编绘。

1955年，韩儒林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学术委员。1956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经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元史研究室，亲率研究生将校图书馆所藏有关中外文图书期刊集中，其后陆续增加，建成颇具规模的专科资料与研究中心。同年，他和翁独健、邵循正组成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订中、苏、蒙三国合作编写蒙古史的协议；次年，赴莫斯科讨论拟定编写提纲，并举行了学术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匈奴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本质》的报告。他利用访苏机会深入了解苏联的蒙古史资料及研究情况，并得到《史集》的新俄译本等书，回国后给研究生作了介绍，教导他们研究元史须随时掌握国外研究动态，才不致落后于人。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在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他与翁独健等提出建立全国性专史学会。次年，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相继成立。

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始，韩儒林先后发表了《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突厥文伽可汗碑译注》和《突厥文暾欲谷碑译文》。这是三碑最早的汉文译注，准确地译义和精到的注释引起了史学界的瞩目。这之后，他又发表了多篇研究突厥诸部族史的论文，突厥史方面，除突厥文诸碑的译注外，著有《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突厥官号考释》《唐努都波》等篇。尤其从突厥传说、官号研究等方面，弄清了许多名物、制度的意义及其因袭演变关系，为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韩儒林对突厥、蒙古官号的考证，总是根据相关民族语言和汉语的语音及译写规律，先将译名尽可能复原，进而考察在历史上的演变和不同时期的意义、地位和职掌等。如考突厥之“俟斤”（irkin）系袭自鲜卑、柔然，后又为契丹、女真所沿用（夷离堇、移里堇）；“特勤”（tegin）之号亦非始于突厥，后来回鹘的“狄银”，契丹的“惕隐”，蒙古的“赤斤”均系沿袭此号。其考元代答剌罕之号，上起柔然（塔寒），突厥回纥（达干），下及明清蒙古，对其封授及所享权利等作了全面研究．从历史上将此词的各种含义解说得明白清晰。

韩儒林关于吐蕃史的著述有《吐蕃之王族与宦族》《吐蕃古史传说研究》《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等篇；西北史地等方面，著有《西北地理札记》《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清代中俄交涉史札记》《女真译名考》等篇。

韩儒林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为历史系开设元史、东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中俄交涉史；为边政系开设突厥史、蒙古史、西藏史等课程。

20世纪50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史学研究的组织和人才培养工作。1956年，创立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1979至1980年，韩儒林与翁独健等一起倡议建立了中国蒙古史、元史和中亚文化研究会。

萧功秦：我体会特别深的是韩师对待学生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宽厚与博大。韩先生学问是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他学贯中西，精通数国文字，能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元蒙史史料进行语言语音比较，运用审音勘同的办法，找出学术突破口。

石兴邦：

姚大力：

韩儒林的主要著述，多收入《穹庐集》。此外尚有《成吉思汗传》《元史讲座》等著作。论著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20世纪60年代初，他参加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撰，与助手一起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分册﹔中期，参加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组织工作，主持北方地区历代图幅的编绘。由他主编的两卷本《元朝史》，获国家优秀图书奖。

韩儒林撰写的论文有《论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清代内蒙古驿站》《元代诈马宴新探》等二十多篇。

2003年8月12日，为纪念韩儒林诞生100周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和香港教育学院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办的“元代政治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美国、日本、韩国和瑞士的83名专家学者、留学生、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