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遴选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4月，获评为副研究员。

1988年7月，获评为研究员。

1990年12月，正式退休，后返聘工作10余年，进入21世纪，不再返聘，居家做研究。

2006年8月，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19年8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高恒早年从事国家和法的理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秦汉法律史和法律文献整理研究，曾参加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整理释文工作，在法学界最早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法律史研究。对秦汉律中的一些列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秦代及汉初的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等是无期终身服役的官奴婢的论点，系统论证了秦代的刑徒制度，引起历史学界和法史学界注意。对秦代官制、徭戍制度及汉代律令的性质等问题的考证，纠正了错误成说，如对“金布律”“田律”的研究即改变了唐代颜师古、宋代王应麟以来的认识。在法律思想史研究方面，对汉代“引经决狱”和董仲舒“德主刑辅”法律思想、张斐律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受到法史学界的关注。

高恒对秦汉简牍法制史的研究，一是汉简中的债务文书，考证各种债务文书性质，厘定出它们名称，将其分为契约文书、索债文书、官府录债权人索债申述文书、官府处理戍卒债务文书、债务担保文书、债务诉讼卷宗择录等几类。在考证了汉简中各类债务文书的性质、作用之后，探讨汉简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债务文书的原因；二是对居延汉简中自认为是举、劾、案验的文书，做分类、注解。考察当时的行政、司法活动的程序，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纠正、核实史书中有关记载的混乱、谬误，将乱杂无章的各种文书缕析出了头绪；三是对汉代壁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的研究；四是对汉代上计制度的研究。

截至2019年8月，高恒共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关于法制史研究，高恒为年轻人提供一些意见、经验和体会：学术研究，首先要有研究。对学术研究的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把研究和宣传、介绍区别开来。其次，要有自己的观点。但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几点很重要。第一，遇到不明白问题，要尽量收集分析资料，而后得出结论。第二，研究历史上一些较重要法律制定，需仔细深入分析它形成改革的原因条件。做法制史研究，一要重视法学理论的学习，特别是民法、刑法和诉讼法这三大部门法的制度和理论，要比较熟悉，训练自己的法学思维。二是要重视哲学的学习。

高恒为法制史、法律思想、法学理论和宪法学专业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

高恒的妻子是国际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可菊。

“高恒为人谦和，关爱晚辈，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学风，堪称师表，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典范。为推动法律史学术交流、繁荣法律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在法律史学界深受尊重和爱戴。”（中国法学网评）

“高恒之人品学识，以一言概括，就是人为正直，业为深邃。其一生倾心学术，心无旁骛，他的学术，朴实厚重，不为浮夸之辞，不树标新之异，不趋从时势风尚，不故作惊人之语。其于史料之运用，即善用其新，亦精用其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旭晨评）

“兀兀经年老书生，无官换得一身轻。忽闻驾鹤乘风去，但留著作胜空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所做挽诗）

“高恒品行用‘厚道、认真、本分’加以概括，6个字可以尽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苏亦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