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斗争到来，孙冶方调任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着力于队伍和学科建设，大胆起用年轻人，张卓元、孙尚清、周叔莲等被委以重任，组织大家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以任务带动学科发展，建立中国经济学体系。

后孙冶方因利润挂帅问题以及支持生产价格论被批为中国最大修正主义者，停职反省，“文革”中又身陷囹圄。在狱中孙冶方始终未曾放弃《社会主义经济论》构思，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平反出狱，被查出肝癌晚期。经济所专门成立小组，帮助他整理书稿。张卓元受命担任小组负责人之一。每天在病床前录制孙冶方的口述，进行整理，历时一年，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20余章初稿写作。

1976年底—1978年底，张卓元被临时借调至《红旗》杂志经济组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9月，孙冶方病情恶化，想写一篇文章，谈谈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并批评“基数大、速度低”的消极论调。张卓元根据孙冶方谈话内容，反复修改、整理、征询意见，最终代笔完成文章《二十年翻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这是孙冶方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上，并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肯定。孙冶方逝世后，张卓元批阅三载，系统整理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

1983年，张卓元获评为研究员；7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任所长、研究员，致力于流通经济、价格改革研究。

1987年秋，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踟蹰不前，社会上对改革的评价也褒贬不一；10月，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组织召开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研讨会，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改革思路，“稳健改革派”由此诞生。

“稳中求进”是张卓元的学术思想，更是他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他践行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的治学准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理论上的徘徊局面，市场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持市场化观点的学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张卓元公开为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辩护：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必然取向，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困难重重。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应如何论述经济体制改革，怎样界定改革目标。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中央于1991年秋冬召开专家座谈会，张卓元列席。会议顺次讨论了三个题目，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苏东演变及其教训，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1993年12月，因工作需要，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工作单位变化，除了工业经济，其研究领域也做出适当的调整，研究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

1995年，张卓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开始接触国企改革问题，更多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

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市场经济势头正劲。同时，国有企业“搁浅”，并引发关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可以兼容。中央决定在十五大期间破解这一难题。1996年10月16日，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是成员之一。起草小组根据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意见逐条逐句研究，几易其稿，具体修改几百处。张卓元深知十五大报告的重要意义，它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创造性解释，理论上提出的公有制形式多样化，政策上提出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扫平了制度障碍。没有这次理论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国国有企业的凤凰涅槃，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1998年10月，张卓元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3年4月21日，张卓元接到通知，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4月25日，入住北京西郊玉泉山。从1993年6月参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起草工作始，历经起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直至2013年冬，推进理论向政策的转化。2015年，张卓元正式退休。

张卓元研究主要涉足价格改革、流通问题、国企改革、控制通货膨胀、统一国内外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宏观调控体系设计、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改革与治理机制现代化等众多领域。

20世纪60年代，张卓元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致力于研究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提出价格改革“一调二放三挂钩”和“走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方略，着力处理好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关系，成为支撑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刘国光等一起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张卓元专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引进中国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等主张；从1993年参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的起草工作始，历经起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等，推进理论向政策的转化。

张卓元参与了中国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过程。1984年，提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关键的重大命题。1992年，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提供理论论证。2000年后，设计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途径。

张卓元关于价格改革方面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前所做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1962年11月，张卓元论证了商品社会使用价值，即效用，是商品价值能够实现的前提。1964年，在孙冶方提出生产价格论基础上，系统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意义和作用。

1984年起，张卓元及其带领的价格研究团队（包括杨圣明、王振之、温桂芳、李晓西、边勇壮、石小抗等）主张中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并同主张用完善计划价格体制、实行浮动价格体制、采用决策价格体系等作为价格改革目标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同等重要，不能只强调所有制改革而贬低价格改革。1987年4月，系统论述中国价格改革问题，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将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归结为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主张价格形成机制在一般情况下实行自由价格或市场价格，或者以它为主要形式。

1987年10月份—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就《国家中期（1988-1995）改革规划纲要》向大学和科研院所征询建议，以张卓元和刘国光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两条主线共同推动，即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及经济运行机制转轨和改革要双线推进，即两条主线论。从经济改革实践看，两条主线论不仅主导了1988-1995年改革方向，更进一步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也是沿着两条主线论稳步推进。

张卓元系统整理和研究孙冶方经济思想，研究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冶方经济学形成和发展脉络、孙冶方经济思想精髓等。20世纪80年代，张卓元组织人员撰写关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若干经济问题争鸣的著作，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学发展重要文献，在20世纪末主的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50年回顾与展望研究，就中国建国以来经济理论发展主要问题，如市场经济问题、体制改革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流通与价格问题、财政与金融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把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生产价格论

1964年，张卓元提出和阐述社会主义存在生产价格观点。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生产价格，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积极作用；有利于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生产价格能够把生产单位经济效果和社会经济效果结合起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合理选择生产和投资方案，提高经济效果；生产价格有利于促进企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价格既然排除了各部门资金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上的差别对利润率的影响，保证同额资金获得同额利润，从而有利于正确处理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按生产价格定价，以资金利润率为衡量各部门与企业经济活动效果和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有利于促进各部门、各企业努力节约劳动耗费，节约占用的生产资金，以最少劳动耗费和资金占用取得最大经济效果。

市场取向价格改革

20世纪80年代价格改革中，张卓元主张改革传统价格体制，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形成，用市场价格体制取代行政定价体制。1987年，系统论述市场化价格改革主张，认为价格改革牵连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不要企求“一次到位”，而要逐步推进。价格改革所面临的困境突出表现在，既要理顺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又要对物价总水平进行必要的控制，力争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绝不能对此放任自流。主张市场化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

价格模式转换

随着价格改革的展开，张卓元开始思考中国价格模式。在他看来，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求价格模式转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要求价格模式转换，而且价格理论的突破也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模式的转换。中国的价格改革不是个别价格的调整和完善，而是整个模式转变，价格不再由政府制定，它应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恢复价格本性。中国价格改革总方向是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合理的价格体系、比较灵活的价格形式和比较有效的价格控制制度。逐步形成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把大多数商品由政府定价转变为市场定价。

价格改革规律性

结合中国价格改革实践，张卓元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价格改革规律性进行探索，提出价格改革包括价格体系改革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要配套进行，要善于通过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来推动价格体系合理化；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求控制宏观价格（包括控制物价总水平、主要比价关系和战略性价格）和放活微观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主），价格改革在本质上要符合这一要求；价格体系改革要逐步进行，包括三个阶段：使各行业能够得到大致相同的利润水平的价格调整阶段、使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放开阶段以及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阶段；理顺价格关系，要分步骤和配套进行，基础产品价格理顺了，就能促进整个价格体系的合理化；价格改革的难度和主要矛盾在于理顺价格和稳定价格的关系，价格改革能迈多大步子，其进程和成效取决于改革会带来多大的物价上涨率，能否使国家、企业和个人承受得了；要为价格改革创造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协调发展、总供求平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经济发展和经济货币化需要相适应。

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改革

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是张卓元产品价格市场化思想的逻辑继续。当产品价格市场化基本完成的时候，张卓元看到，仅有产品价格市场化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完整的市场经济还应该包括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生产要素价格，包括资金价格利息率、劳动力价格工资、土地价格地租和地价以及人民币对外币的比率汇价。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滞后以至于阻碍价格模式转换。原因主要是人们思想认识偏误、传统体制惯性制约以及传统管理体制阻碍。应培育和发展生产要素市场，推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

政府价格管理框架

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由政府普遍制订和调整，而是回到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使价格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政府管理和宏观调控。这种市场价格制度并不是把全部商品价格放开，而是把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放开，少数资源垄断产品、公共产品的价格和一些重要的服务收费，仍需实行国家定价。对于放开的价格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还要用反映商品交换规律的市场法规加以制约。在特定条件下，为了稳定市场。还可做临时性的行政干预。国家对宏观价格即物价总水平，以及战略性价格如利息、工资、汇率等，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和控制，力求避免物价总水平变动的幅度太大，影响经济的稳定。

“双线推进”与“稳中求进”改革思路

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出现的所有制改革单项突破的改革思路，张卓元指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会一举成功，因此在改革中，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就成为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互相交叉，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因此，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二者不可偏废；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

1987年，与刘国光等人提出“稳中求进”改革思路，其渐进式改革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在价格改革方面，较早论证了以市场价格来替代行政定价，调放结合，总结国际上价格改革经验，渐进式进行物价改革。二是主张实施稳健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政策来支撑经济超高速发展。认为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顺利推进。

市场取向改革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来，张卓元主张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关系。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扩大市场关系观点。明确提出商品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观点。1990年，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以市场为取向。张卓元认为，传统体制之所以存在许多弊端，需要改革，就在于它是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从而窒息了经济生机与活力。因此，改革传统体制，就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市场为取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性

改革开放之初，张卓元主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要引人市场机制，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就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张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和系统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适应的过程。一方面，公有制要着力适应市场经济，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着重适应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推进央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张卓元认为：第一，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过程中要适当收缩战线，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即使国有经济对GDP贡献率降到20%，只要能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特别是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改变大量特大型中央企业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和国有独资状况，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第三，将来保留国有独资和控股的主要是百家左右的中央企业，它们是国有经济的主干，各省市分别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优势的骨干企业。第四，要加快推进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要放开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要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第五，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将迅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渐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主要形式。

推进政府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以完善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在张卓元看来，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是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张卓元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深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理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要把一切成功、有效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到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

张卓元直接参与一些党和国家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如1993年参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工作。1997年、1999年、2000年，相继参与十五大报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决定、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五”计划建议起草。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参与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建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2007年，参与十七大报告起草。2013年，参与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起草工作中，提出意见，并把经济学家们的改革理论和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反映在文件当中，以指导、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截至2014年2月，张卓元已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著作27部。

据2004年12月版《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数据，张卓元已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84年、1988年）、著作奖（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成果二等奖（1987年）、优秀成果奖（1993年）等奖项。

2019年5月，张卓元在北京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并发表演讲，演讲中寄语后辈：希望年轻研究人员，立足本职工作，潜心研究，甘于坐冷板凳，打好基础，认真思考，很好概括中国经济伟大变革中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寻找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出高质量的成果，带出一批有高深学术造诣的人才，奉献社会，奉献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光辉灿烂的经济科学。

张卓元作为课题组编写成员，参与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据2018年1月版《产经评论》数据，张卓元已指导培养2位硕士和40余位博士，其中有些已经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家，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学敏，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房汉廷，济学家李晓西等都是他的学生。

中国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不断做大的“蛋糕”没有切好、分配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接近0.5），已成为各界共识。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张卓元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现在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比如人力资本投入比较大、知识水平高或技术熟练、工作经验积累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应该是合理的。但据估算50%以上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权钱交易，有些人通过非法的不合理的灰色收入这部分是应该解决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对于国企改革，张卓元做出评价：国有企业改革也有改革不够的地方，比如国有企业特别是很多中央企业还没有实现公司化和股份制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比如金融资产怎么管、非经营性资产怎么管、自然资源资产怎么管，现在这些方面改革还没有进行，起码连个机构还没有确立起来。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没有到位，国有企业还是太多，而且很多国有企业还在竞争性领域，包括很多国有企业都在搞房地产，房地产不是这些企业的主业但因为赚钱就争相进入，这不符合国有经济本身的定位。

政府应该减少对价格特别是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一些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控制，长期偏低或严重偏低，从而鼓励对它们的滥用和浪费，效率很低。但要注意，如果调整水价、电价、天然气价格，都牵扯到老百姓生活，所以要注意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稳步推进。

1、经济的发展仍然主要靠外延式扩张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追求规模效益的集约型发展。由于只有高投人才能高产生，经济发展速度高必然伴随通货膨胀，而要治理通胀又必然带来经济滑坡。

2、市场信号扭曲影响资源有效配置。银行利率低于物价上涨率、地价偏低和混乱、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扭曲，严重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加重了基础部门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

3、人口过多，人均资源贫乏、环境恶化，构成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

4、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过去长期对农业重视不够，在经济上对农民挖得太苦，政府对农业投人不足，政策不当，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中薄弱环节和瓶颈产业。

5、国有经济能力不足，不能作好发挥主导作用。

6、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

7、个人信用与组织信用差，债务成为经济运行肠梗阻。

8、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调控能力弱。

9、教育和科技发展缓慢，影响现代化建设人才更快培养与成长。

10、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不力，无法适应法制化市场经济要求。

张卓元出生于一个客籍小商人家庭，供小孩上学是客家人的传统，张卓元5岁上小学，11岁上中学，17岁高中毕业后考上大学，成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张卓元的哥哥是梅州市一名退休教师，妹妹是一名退休工人。

张卓元和妻子李秀珍都毕业于梅州中学，1950年高考后，李秀珍考取广州市法商学院（现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张卓元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后来广东经济院系调整，两人重逢于中山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两人一同进入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张卓元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秀珍任职于京西矿务局。1957年，张卓元和已调到天津工作的李秀珍结婚。1958年，李秀珍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小家庭团聚。两人育有两个儿子，次子张平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执辩双方

自1986年底到1987年底，在先改革价格还是先改革所有制问题上争论较集中的代表，一位是张卓元，另一是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不同观点

1986年11月3日，厉以宁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一文，对选择哪个思路对改革重要阐述观点：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只有这样，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才能配合上去。

张卓元等在1987年第2期《商业研究》发表文章，认为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二者不可偏废；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并对厉以宁所作十个方面对比，进行反驳，认为强调微观所有制基础的改革是对的，但不必为此而贬低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在设计“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时，仍然要把价格改革放在关键性位置，坚定不移地推进价格改革。

1987年4月1日，张卓元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八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再次强调价格改革的重要性。指出要正确理解和掌握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搞活企业和改革价格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方面肯定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又指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两个提法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1987年5月20日，张卓元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价格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价格改革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阐述了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之后，张卓元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发表题为“评近年来关于价格改革若干问题的争论”文章，在论及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时，进一步指出，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价格问题，都要求价格改革与之相配合。

在此期间，历以宁仍然坚持应该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先冷冻价格的观点。于1987年底在香港《明报》撰文，认为所有制改革仍然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没有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深入不下去。仍从十个方面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与前次所论述内容基本相同。

张卓元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为中国改革新时期的经济理论创新，为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深圳特区报》 评）

张卓元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紧跟改革步伐的理论探讨，参与了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是‘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专家之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光明日报》 评）

作为久负盛名的优秀经济学家之一，张卓元是有着诸多亮眼光环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总会 评）

四叩价值，成就卓著。直击改革，稳健成道。玉泉犁田，泽被华夏。斋房著典，长青不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房汉廷 评）

卓元教授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改革开放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对保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社会地位和影力起到很好作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 评）

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是一个学术上永不满足的开拓者。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翻越过一个个在别人看来是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他以敏锐的战略目光审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理论难题。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他始终站在经济理论最前沿。他清癯而庄重，低调而严谨。他坚持原则，但绝不故步自封，常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他拥有一流的组织能力，能够把观点各异甚至对立的经济学家组织在一杆大旗之下讨论问题，他是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秘书长”。（《中外企业家》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