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0 16:38
西书七千部，或称西书七千部入华，是指明朝末年时期由于教廷发现事实可见的当时的传教运动是依靠科学运动，科学竟成为在上层知识分子间传教之绝对条件。既教廷所称的“图书馆护教运动”。
比利时人金尼阁是早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1613年，在回欧洲的漫长旅程中，他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作的回忆录手稿《利玛窦中国札记》——翻译成拉丁文，并作了补充和润色。这本著作刊印后，在欧洲引起轰动，耶稣会内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金尼阁还有两个任务，一是请求耶稣会总会增派人手，二是募捐图书仪器。采购及募捐图书仪器是为了在北京建立一个图书馆。教皇保罗五世向中国耶稣会赠送了五百多册图书，其余部分，则由金尼阁和同伴邓玉函精心挑拣，从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收集及募捐而来。在记载此事的十七件中国文献中，有十一件称“七千余部”，有三件称“七千部”或者“七千卷”，有二件称“万部”，有一件称“逾万部”。
1618年4月，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第二次往中国航行，次年7月抵达澳门。同行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其中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人都是饱学之士，日后并成了传播西学的栋梁。还有七千余部图书随船远航。旅途是艰苦的，有七名传教士染病死亡，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又有一个资料说，同行的传教士仅存五人。幸好图书完好无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大陆。
如果这七千册书全被翻译过来，中国文化会呈现出什么面貌，超乎想象。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在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中国倘能加入这一运动，其历史必将完全改写。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过早病逝，“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1938年，北平天主教北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方豪先生《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援引北堂图书馆的早期法文目录说：这批藏书中“确知金氏携来教宗保禄五世所赠者合各种文字计之，凡二五七种，不能确定者，凡一五六种，两者共计四一三种”。1949年，由惠泽霖教士领导完成的北堂藏书目录，把教皇赠书的数目提高到了五百三十四种，计四百五十七册。
七千部西书来到中国后，只有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译成中文，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下落不明。在北堂图书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不仅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和《安哲罗全集》这样的哲学经典，还有当时极其时髦的科学名著，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十七世纪初的欧洲人，刚刚崛起，也没有多少家当，他们恨不得把家底全掏出来，自己花钱运到中国。当时的情形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大多粗通中文，而中国的学者，几乎没有通拉丁文的。译书时，由传教士口授，中国学者记录大意，润色文字。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描述了翻译的艰苦。他说：“（徐光启）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译稿。”几个世纪后，李善兰译数学、林纾译小说，还是采用这么笨拙的方法。参与西书翻译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徐光启、李之藻、王徵、韩霖、孙元化等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刊印书籍的费用，大多由译者承担。明末清初的译书，几乎完全是耶稣会这个宗教团体，这时候，中国的一 流学者，例如钱谦益、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虽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可是没有介入翻译事业。《崇祯历书》、《几何原本》、《职方外记》、《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的崭新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知识，颇和汉晋印度佛学东渐时一样都是依靠僧团翻译没有召唤来一个教外大学者，抛弃传统作业，学习梵文、拉丁文，悉心探究异域文明。
当明朝海商见南洋满地都是穿板甲的欧洲雇佣兵，明朝沿海出身的官员深知南洋的欧洲人情况。因明人没有被西方人打败过，但又被西方先进生产力的生活所震撼。所以明人并不是白人崇拜，而是先进生产力崇拜，明朝开明士人明白欧罗巴视四方如未开化的资本是因为凭借古希腊留下的数理知识及文化积累。明朝沿边主官们一直进行洋务运动。火绳枪、加农炮、棱堡及战列舰（郑芝龙）都逐步仿造出来。徐光启不仅试图组织人才队伍在道理和技艺各层面虚心学习和利用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还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汇并超越（“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发展路线。但终因明朝的快速崩溃及各地烽火而失败。
许多人对明末清初的翻译事业做过研究，对于耶稣会译书的成绩，整理出不同的统计结果。美籍学者钱存训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裴化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两书，统计耶稣会士共翻译西书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宗教书籍二百五十一种；人文科学五十五种，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学一百三十一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军事等。这些书籍有部分被传教士翻译成满文。“（康熙）皇帝曾对我们说，这个帝国之内有三个民族，满人会像他一样敬爱我们，但蒙古人和汉人不会容纳你们，所以，不要去衙门把知识传授给他们（蒙古人和汉人）”1910年（宣统二年），《广益丛报》批评“政府防蒙古如防贼”，质疑清朝陆军部禁止喀喇沁旗蒙古族留学生升学的举措“殊令人不解”。
金尼阁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即使在欧洲，如此规模的书籍，也堪称大型图书馆。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数学、天文、机械、军事、物理、法律、逻辑、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准备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明·叶向高《赠西国诸子》：“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明·郭子章《山海地舆全图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明·朱舜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明·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明·冯应京（1555~1606）：“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舆地图叙》）
明·杨廷筠（1557~1626）：“惟我西方天学乃始一切扫除，可与吾儒相辅而行耳”
明·方以智（1611~1671）：“借远西为剡子，伸禹周之短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