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清军逐渐形成对锦州的包围之势。蓟辽总督洪承畴与辽东巡抚丘民仰、吴三桂等再三商酌，决定冒险向锦州、松山、杏山三城运米。正好赶上春节，他们便“以新年过节，出其不意”将粮运去。此项任务交由吴三桂完成。正月初二、三两天，以牛骤驴车三千四百辆，装米一万五千石。初六日，吴三桂亲自督运米车出发。此计果然躲过清兵的监视，于次日中午顺利到达锦州。当即卸车，至当天晚上二更时分全部卸完。八日，空车又安全地返回宁远。此次运来，往返“并未遇警，绝无疏失”。至初九日，清兵才有觉察，出动二万余骑分为四股追击，企图夺粮，遭到沿途守护的明军炮击，一无所获。四月二十五日，明清双方在松山东西石门处展开了一场激战。居左翼的吴三桂等率部迎战，“鼓锐当先”，直冲十余次，“兵气强劲”，阵斩清骑兵十人，挫败了清骑兵的攻击。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将有功人员向朝廷呈报，把吴三桂列为首功。七月下旬，洪承畴在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催促下率八总兵前往救援锦州，七月二十九日进驻松山城。皇太极听闻洪承畴来驻松山，亲率大军将其包围。八月二十一日，洪承畴奉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命，让诸将突围，到宁远取粮。吴三桂听从蒙古降兵的意见，故意从大路走，果然杀出重围，率大部队奔至杏山城，其他明军或被清军杀死，或被海潮淹死。吴三桂和另一总兵王朴料定杏山不能守，又赶紧逃回宁远，途中遭遇多铎所率清军截击，损失惨重。逃到宁远的明军中，只有吴三桂保留的兵力还能成建制。崇祯帝加吴三桂提督衔，让他反击清军。十一月十五日，吴三桂趁夜袭清营，但未能取得如期效果。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夏，关外八城中的松山、锦州、杏山、塔山四城相继陷落。王朴被诛杀，但吴三桂只受降级处分，仍守宁远。随后，皇太极致书劝降吴三桂，明降将邓长春、陈邦选、姜新、张存仁等纷纷给吴三桂写信劝降，但吴三桂迟迟没有回应，皇太极在十月第二次致书吴三桂时，也让已降清的祖大寿给吴三桂写信劝降。同年，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壬午之变），皇太极同时命和硕豫亲王多铎率军攻击宁远以图牵制。十一月五日，吴三桂在宁远以北的王宝山以3000精兵和野营携炮战法击退了优势清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祖大寿在盛京收到吴三桂托一名蒙古人给自己送来的书信，信中表示自己“世承国恩，誓灭女真以报”““存二心之臣，如何全身而退？只求富贵，反先殒命”，又言皇太极不会延揽不忠之人，清人也肯定仇视他，所以拒绝降清。祖大寿将来信转交皇太极，皇太极回信道：“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次机会，殊可惜耳。”春天，吴三桂奉命入关，驰援京师，抵御第五次迂道入塞的清军，到达时清军已退，但是崇祯帝还是很器重他，感谢他来北京勤王。五月十五日，崇祯帝在武英殿宴请来勤王的吴三桂等，赐吴三桂尚方宝剑。九月，清军攻陷宁远和山海关之间的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十月初六日，六万清军进攻关外八城的最后一城——宁远，遭到吴三桂重创，被迫撤退。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帝诏征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率军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今属河北省唐山市）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帝自缢的消息。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大顺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再三犹豫，曾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据传后来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掳去而作罢。两面受敌的吴三桂，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为保全家人性命，吴答应与李自成议和，为防李自成有诈，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即派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军。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四月二十二，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将计就计，趁吴三桂与李自成谈判之机，突然向李自成发动攻击。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联合清军击溃李自成。清兵入关后，攻入北京，多尔衮把年幼的顺治帝以及朝廷由东北的盛京迁都至北京，清定都北京后，册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称帝，遣使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又派遣沈廷扬自海道运十万石米、五万两白银犒赏吴三桂的军队，吴三桂推辞不受。面对南明弘光政权的使节左懋第、陈洪范等的求助，他以“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为由不见，但又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自成。六月，吴三桂出师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在此期间，吴三桂为自己和部属大量请求封赏，清廷无不应允。

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清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

顺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又命吴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1657年），吴三桂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攻下云南。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师缅甸，俘虏永历帝朱由榔，押至昆明处死。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

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又以擒杀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在云贵，他想做清朝的沐英“世镇云南”的平西王。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想法，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吴三桂杀死永历帝后，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康熙六年（1667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主词条：三藩之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书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在反叛之初，叛军乘锐连下贵州全省、湖南的衡州。福建靖南王、广东平南王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非常有利。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自称“周王”元年。其将吴应麒陷岳州，岳州之战爆发。康熙十五年（1676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同年二月，岳乐占领萍乡，围攻长沙，六月，王辅臣投降，十月耿精忠反正。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尚之信归顺清廷。一年之中，形势急转直下，吴三桂“欲由秦、蜀入犯”的战略失败，在图海严防紧守面前，吴三桂无隙可乘。为了救援长沙，吴三桂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至十一月往返于松滋、长沙之间，最后驻扎岳麓山，从此推行死守长沙、攻击江西和两粤的战略。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月，韩大任放弃吉安，吴三桂取江西无望，于四月移驻湘潭，十一月自湘潭退守衡州（今湖南衡阳），奉行坐镇衡州，死守岳、长，争夺两粤的战略。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鼓舞士气，不使四方轻视，吴三桂于三月初一日在衡山设坛，举行郊天登极之礼，国号为周，年号昭武，以衡州为“定天府”。册其妻张氏为皇后，其孙吴世璠为皇太孙，拜女婿郭壮图及方光琛为大学士，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六曹为六部，晋胡国柱、吴应麒、吴国贵、吴世琮、马宝为大将军，王公良、巴养元、陈君极、王绪、李继业等为将军，诸将各有国公、郡公、侯、伯等封爵。不过称帝当日发生了大风雨，吴三桂的登基典礼草草而罢。

六月初，吴三桂在都城衡州亲点大将马宝，并授计率5万大军南下，攻击兵家必争之地永兴，两战两胜，大创清军，一战击毙都统宜里布、护军统领哈克三，夺据清军河外营地（永兴依耒水而立，此水上接衡州，下通广东）；一战大败前锋统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宜思孝所率援军，营垒被冲垮，河南岸失陷，清军被迫退回广东，给清军以严重的军事打击。六月中旬，张皇后去世，吴三桂精神受挫。七月，吴三桂亲自部署对广东、广西的大规模进攻。在衡州派出大将胡国柱、夏国相率十万大军，突入两广，几度得手，尤其在广西取得了更大的进展，除了梧州，全部都被吴军收回。北部岳州战事由吴三桂侄儿吴应期主持，御清军于湖湘门外，清军几次渡江，均未成功。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衡州酷热，吴三桂加之心情不舒，焦虑过重，肝火过盛，便突然得了“中风噎嗝”的病症，随后又添了“下痢”病症，太医百般调治，终不见效。吴三桂便授意心腹大臣，迎接皇孙吴世璠来衡州继位，托付后事。八月十八日深夜，吴三桂在都城衡州病死，只做了五个多月的皇帝。

二十二日，吴三桂的侄、婿与心腹将领马宝、胡国柱、夏国相齐聚衡州，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派胡国柱回云南，迎吴世璠前来衡州奔丧。胡国柱到达云南，向留守的郭壮图传达众将的意见，准备护送吴世璠去衡州继位。郭壮图有一女儿嫁给吴世璠，为保势力，力阻吴世璠离开云南，去衡州继位。九月，吴国贵召集并主持诸将会议，讨论今后的方针大计。”吴国贵虽颇有眼光、有胆有识，但诸将欲保云南家小财物，此议没经慎重讨论，便被否决了。十一月，胡国柱等用棉裹吴三桂遗体，秘密载经宝庆入贵州，大将军马宝留守衡州。吴世璠迎至贵阳，并即帝位。

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八旗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

吴三桂“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使“西选之官几满天下”。他们还拉拢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吴三桂通过在四川“交通彝人”，与西藏互市北胜州和每年遣人至藏熬茶，将少数民族土司封为总兵、游击等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削弱清廷势力。

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他还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

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一月初五，吴三桂率兵经潭州至衡阳，以衡永郴桂道衡州知府衙门（旧衡阳市衡南区政府所在地）为“行殿”，指挥各路军事。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日，吴三桂登基称帝，改衡州府（今衡阳市）为“定天府”，改钟鼓楼为“五凤楼”，回雁门为“正阳门”，大街名“棋盘街”等，一切用京城名称，册妻张氏为皇后，孙吴世璠为皇太孙，加封文武，百官颁制新历，铸“昭武通宝”、“利用通宝”钱币。称帝时狂风大作，将临时搭的帐篷都吹倒了。八月举行云、贵、川、湖乡士，录取者73人。

吴三桂留镇云南伊始，即以霸占田土为其首务。他霸占了南明永历帝在五华山的宫殿，并不断增修，使其备极壮丽；把明朝黔国公沐氏的700顷庄田全部据为已有，作为藩庄，同时又在昆明300里内圈占田地，作为刍牧之场，以致整个云南地区“平西吴氏勋庄碁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他还通过江苏巡抚为其婿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

吴三桂在云南霸占了大片田土后，就把各族农民变为他的佃农，恢复沐氏统治时期苛重的租赋：“每亩科租自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较民赋之每亩三四合至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则十数倍矣”。而“各庄额载子粒，原系折色银两。白吴逆暴敛，每银六钱征米一石，勒令运解”。租赋之外，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税收。“滇南道路险远，舟车不通，商贾罕至。吴逆时，游棍夤充税官，市棍夤充巡役，物无大小，地无远近，或一地而两税，或二三十里一税，到处搜求，甚于截劫。”

吴三桂在云南，不仅“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而且“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一些商人还依仗吴三桂明目张胆地贩卖清政府禁运之物，如关东的人参、四川的黄连等。

清军到达山海关外十里处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对清兵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被击败，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告急，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迁都于此。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山海关之战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

清兵入关后，清政府很快命领英亲王阿济格为大将军，吴三桂率领部众从长城外逼近绥德配合阿济格剿灭李自成，顺治二年（1645年），吴三桂攻克延安、鄜州，进攻西安，斩敌数万首级。李自成出武关向南逃走，吴三桂追击自襄阳直逼武昌，李自成败死。吴三桂又向东进入九江。

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命吴三桂与定西将军墨尔根、侍卫李国翰一起镇守汉中。顺治六年（1649年），明宗室朱森滏攻阶州，吴三桂与李国翰击败了他。王永强在陕北作乱，吴三桂率军攻克宜君、同官，进而攻克蒲城、宜川、安塞、清涧各地，诛杀王永强以及官吏。

顺治八年（1651年），明桂王由榔在南宁称帝，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都归降了南明，率兵袭扰川北诸郡县。清政府命吴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兵讨伐。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吴三桂与李国翰派遣军队攻打四川，明将刘文秀弃成都逃走；吴三桂进而攻克嘉定，驻军绵州。刘文秀又卷土重来。吴三桂屡战不利。吴三桂在保宁之战侥幸取胜。

顺治十四年（1657年），孙可望反明，败走长沙归降清朝。吴三桂被封为平西大将军率大军进入贵州。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吴三桂与尚善、卓布泰合军克云南会城，朱由榔败走缅甸。师渡潞江，吴三桂与李定国在磨盘山血战。吴三桂取腾越，追至南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缅王将永历帝及其家属送交清军带回昆明。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十五日，永历帝与其子朱慈煊被吴三桂命吴国贵处死于昆明。

吴三桂留镇云南后就不断“构衅苗蛮，借端用兵不休”，既以此作为“自固之策”，又借机扩张势力。如他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后，即占领了水西地区。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为反叛大造舆论。

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起兵云南。

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率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

康熙帝经过八年的斗争，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全部平定三藩之乱。

吴三桂少年时，有一天吴襄率数百人出城侦察，突然与大队后金兵遭遇，后金将领实行围而不攻的战术，迫其投降。吴襄无意投降，却无法突围。祖大寿凭城楼远望，知后金兵势大，明兵出击，如以卵击石，俏遭全军覆没，丢失城池，将犯不救之罪。吴三桂见父亲被围，心急如焚，便跪着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为父解围。祖大寿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吴三桂请求再三，祖大寿就是不答应。最后，吴三桂痛哭流涕地说：“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寿答应。吴三桂随后率家丁二十人，出城救父。吴三桂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十八人为两翼冲阵。后金兵见明兵极少却敢轻易出战，很是怀疑，便闪开一个阵口，将吴三桂二十人裹入阵中。吴三桂驰入阵中，连续射出两箭，后金兵应弦而倒。后金一员将官拥旗向他冲来。吴三桂一箭射中，这员将官从马上跌落下来。吴三桂急驰近前，下马割取首级。不料此人受重伤未死，他眼看吴三桂举刀之际，抽出随身的短刀，奋力跃起，朝吴三桂面部刺来，吴三桂被砍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他顾不得伤口，手起刀落，将这个将官的头砍了下来，并将后金将官仍在地上的红旗撕下一块，把鼻子裹起，飞身上马，找到了父亲。后金始终怀疑明兵以少冲阵，可能是诱敌之计，不敢用力堵截，加之吴三桂冲锋在前，来势凶猛，锐不可当。于是，吴三桂带领明兵冲出。后金兵怕中诱兵之计，不敢追赶。

吴三桂返回城下，祖大寿已亲自出城迎接，看到他血流满面，不禁对外甥发出赞叹。吴三桂下马，向祖大寿跪拜，忍不住哭了起来。吴襄站在旁边说：“要不是我儿舍命相救，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祖大寿抚摸着吴三桂的肩背，说：“儿不要忧虑不富贵，我马上题请超擢！”关宁援兵太监高起潜是吴三桂的义父，他得到三桂救父出围的消息，说：“真是我的儿子啊！”吴三桂的鼻子也留下了轻微疤痕，以后他每当与人谈话不投合时，就用手“自扪其鼻”，这个习惯保持了终身。

吴三桂堪称美男子。吴三桂祖籍江苏高邮，弥漫着水气的杏花春雨的江南；他本人却是在风霜凛冽的辽东长大。江南的水气和塞外的长风同时溶进了他的气质。他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白皙的面庞上两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条挺拔的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滟潋袭人。

古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延陵将军美丰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

年少成名的吴三桂曾在北京短暂逗留。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有着传奇经历而又风姿俊逸的他几乎引起了轰动。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们都以结识他为荣。他兼粗豪与文雅的气质使名动京师的大诗人吴梅村十分倾倒，为他留下了“白皙通候最少年”一句。郭垣也说：“魁伟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马行中，军略超众，髯须长大，乃贵人相也。

有一年，吴三桂随祖父到苏州采购绸缎，闲暇时与苏州好友周仝游览太湖。二人正在茶馆品茶，忽见隔岸游艇上有一位妙龄女子翩翩起舞，歌声优美动听，吴三桂不觉怦然心动。他问周仝：“这是何方女子，声色超群，令人倾倒？”周仝道：“你有所不知，她叫陈圆圆，是苏州艺美戏班子的当红歌妓，名震江南。”

吴三桂与周仝分别后，心神不定，脑海里总浮现陈圆圆的身影。他无心经商，常借故“与同窗好友相会”，实则跟随艺美班观看演出，以目睹陈圆圆的芳容。陈圆圆每次出场演出，总看见前排座位上有一位英俊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使她六神无主。她偷偷观看这位青年，仪表堂堂，文质彬彬，从他的衣着打扮看来不像普通人家子弟。后来听老板说，这青年姓吴，叫吴三桂，是将门子弟。陈圆圆每次演出，只要看见吴三桂，便心不由己地暗送秋波。

一日，陈圆圆缷妆后回家，忽听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是吴三桂，她喜出望外，于是放慢了脚步。吴三桂紧走几步，赶上陈圆圆，约她“春来茶馆”叙话。二人来到茶馆就坐，先客套了一番，要了壶茉莉花茶，边品茶边聊天，互诉爱慕之情。二人难分难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吴三桂说：“我一定要把你赎出来，娶你为妻，永不分离。”陈圆圆说：“我出身贫贱，不配当你的妻子，只要你对我好，能在身边伺候你我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二人海誓山盟，私定终生，只等吴三桂父亲应允，再明媒正娶，接陈圆圆进入吴家大门。

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是失之片面的。但是，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

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军。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到底是吴三桂因一个女人投降了清朝，还是李自成、刘宗敏因一个女人而失去了到手的政权，谁自种了更大的悲剧和遗憾，实在一目了然。此前吴三桂多次受清朝劝降却未同意，而吴三桂因陈圆圆反李，有人提出“借北兵（清兵）进关，共歼‘李贼’”。《平西王吴三桂传》记载吴三桂在清兵统一全国后对当时决策的回忆:“正值闯贼构乱，召卫神京，计不能两全，乃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然而事实上，他未能全力救君，也放弃李自成的和解而导致父亲和全家被杀，最终一心复仇，终与陈圆圆团圆。

吴三桂降清后，文人对之讽刺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莫过於吴伟业（梅村）所写的《圆圆曲》。无可否认，吴伟业能将西施与陈圆圆之际遇融合得丝丝入扣。但最令吴三桂介怀的却是诗中中段几句与西施无关，矛头直指吴三桂的诗句：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据说吴三桂曾出重金希望吴梅村删改上述几句，然为吴梅村所拒绝。

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衡州山岳庙有大如铜钱的白龟，据说非常灵。吴三桂选择吉日，亲赴庙宇，在神座前放上天下舆图，默默看着白龟在舆图上走到哪里。白龟缓慢行走，不出长沙、衡州、永州之间，最后经贵州走到云南。吴三桂再三虔诚祈祷，白龟还是一样的路径。吴三桂和他的臣子相顾失色，后来果然应验。

三藩之乱后，吴三桂家族遭到清廷追杀，其后裔长期湮没无闻。21世纪发现贵州岑巩马家寨吴氏家族为吴三桂后裔。吴三桂之子吴应麒在吴周王朝行将就木之时护送陈圆圆等人躲避到云贵交界地带，并悄悄来到岑巩县安身隐藏。吴三桂遗体被其大将马宝秘密运到黔东南，最后将其葬在岑巩马家寨。这个事实经过滕绍箴、李治亭等清史专家的考察而被确定。

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史书记载不一，有中后所、山海卫、锦州、宁远、铁岭等说法。但是吴三桂本人给清廷的上书中说他的祖坟与家产都在中后所，所以他应为中后所人。

关于吴三桂的生年，史书极少记载，唯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六十七岁，即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

不过，明朝兵部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开出的一份吴三桂履历则显示吴三桂时年三十二岁，按虚岁算法倒推，则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ji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军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清搬兵的招数。

然而后续的发展并不如忠直的明朝旧臣所想。清以大明臣属的名义公开寻找崇祯之子，声称会将崇祯之子奉为正统，令其即位。却又自食其言，将明朝旧臣和内宫老太监都认定是崇祯第三子朱慈炯的人处死，并称此人是假冒的崇祯后裔。自此明庭失去了正统的继承人，明室的诸亲王都缺乏正统性和号召力，南明小朝廷也不得不走向了衰亡之路。此时的三大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人已是骑虎难下：清廷已经坐大，只有协助清廷消灭南明，才能保他们家族的平安，并消除他们降清的道德危机。明室虽从未薄待过吴三桂，身为降将的吴三桂却不得不积极的消灭南明，并最终手刃永历帝以向新主子表忠心。

反叛之初，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

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崤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

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虽然他代表汉族利益，但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看透了他真面目。

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军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