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九年（1859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年历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又历任户部、工部右侍郎以及户部左侍郎。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署理工部右侍郎；五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被授予左翼总兵之职。

主词条：第二次鸦片战争，辛酉政变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僧格林沁密疏请求咸丰帝避敌热河（今河北承德），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为由坚持反对。八月，因局势日益紧张，咸丰帝还是出走热河，命文祥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北京与英法议和。他对于列强的非分要求，能够据理力争。九月，圆明园遭焚后又遇土匪劫掠，文祥受命调兵严加巡捕。旋即以难以兼顾步军统领为由，上疏辞职获允，后又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北京条约》签订后，文祥疏请咸丰帝回京，“以定人心”。

同年年末，文祥与奕訢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提出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外国语学馆等洋务主张，获准。文祥又密疏请求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新式火器，获准组建神机营。此外，文祥还分析内外形势，推荐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等协助僧格林沁平捻，又推荐张亮基、沈葆桢、刘蓉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得到咸丰帝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文祥担任右翼前锋统领。三月，署任镶黄旗满洲都统，不久又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七月，咸丰帝病死，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军机大臣中独文祥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同年九月，文祥协助奕訢、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肃顺等人。十月，文祥与其他大臣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又议定具体章程和礼节。十二月奉命管理神机营事务。

主词条：洋务运动，牡丹社事件，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同治元年（1862年），文祥擢督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督统，并任内务府大臣，署任工部尚书、镶白旗满洲督统，六月兼署兵部尚书，七月，充任拔贡朝考阅卷大臣。闰八月，正式担任工部尚书，仍兼署兵部尚书。同年，负责处理咸丰帝丧事。

同治二年（1863年），文祥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十二月，奉命管理理藩院事务。当年，江苏省城苏州和杭州被清军攻克，清廷欲嘉奖中枢大臣，文祥再三推辞。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南京攻克、太平天国覆灭，优奖中枢大臣，文祥仍坚决推辞，最后还是赏加太子太保衔。不久，署理正黄旗汉军督统。十月，充任阅兵大臣。

同治四年（1865年），署户部尚书，调任镶白旗满军督统。八月，“马贼”攻入直隶，文祥受命防护东陵，不久回京。十月，局势再度告急，文祥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文祥成功将“马贼”镇压下去。期间，调任吏部尚书。五月，回到北京，仍管理火药局，充任崇文门监督。十二月，《文宗显皇帝实录》及《圣训》编修完成，文祥获得封赏。

同治六年（1867年），署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同年他五十岁（虚岁）生日时，得到御书匾额及“福”字“寿”字等奖赏。

同治七年（1868年），充任会试副考官。捻军起义被平定，文祥“加军功二级”，并受命担任《剿平粤捻方略》一书的总裁。

同治八年（1869年），文祥因病数度请假，得假二月，假未满又丁母忧，朝廷特赐谕祭。

同治九年（1870年），百日丁忧满后，因病未出。天津教案发生后，文祥强撑病体，回朝主政，但病仍未痊愈，遂卸下部分职务。

同治十年（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任武英殿总裁。八月，《剿平粤捻方略》编修完成。十二月，充任文渊阁领阁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祥多次因病休假。日本侵台（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牡丹社事件），他强撑病体，上疏请求“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当时同治帝重修圆明园，预计费银至少几千万两，文祥遂与恭亲王奕訢等十名重臣联名谏阻，同治帝一度欲将文祥等十大臣革职，后在两宫太后调停下放弃此念，改重修圆明园为修葺三海，又遭奕訢等谏阻，终于彻底停工。作为惩罚，奕訢一度被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经此打击，奕訢不能像之前一样勇于任事，但文祥挺身而出，凭借他的威望，朝局得以维持稳定，尚不致剧烈动荡。日本侵台之事给文祥很大刺激，其暂时平息后，文祥与奕訢等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上疏，指出不能因局势暂时缓和就对日本放松警惕，而要令沈葆桢认真布置台湾防御、令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从速兴办海军，得到允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光绪帝继位后，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文祥因长年患病，请求开缺，朝廷挽留，命其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文祥因中国屡屡遭受外来侵略，上疏密陈大计，指出：立国的关键在于获得民心，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虽然难以在清帝国推行，但其顺应民意的精神值得借鉴。同年，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他支持左宗棠等人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的主张，并支持左宗棠替代景廉担任西征军统帅，还力主由左宗棠负责对俄伊犁交涉事务。（见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病重。当时，距文祥提出“海防六事”已经一年多，但清廷又要重新加以讨论。文祥自知来日无多，又上密疏，追述清廷两次鸦片战争及以前对外交往的种种失策，痛陈十余年兴办洋务所受到的种种阻挠，又指出日本尚非列强，但侵台一事交涉已嫌费力，可见局势之危险。他主张：廷议之事如果在执行中不能如期坚持或不能真正落实，便不如不办；对于筹商清楚、势在必行的洋务举措，则要内外一心、实力推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皇帝能“念兹在兹”、“切念而健行之”，从而坚定朝臣兴办洋务的信念，否则中国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五月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清廷追赠太傅，赐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贤良祠。又拨银三千两为其治丧，派贝勒载澄作为代表前往祭奠，谥号“文忠”，归葬盛京时，则由盛京将军完颜崇实前往赐祭。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追念文祥“夙夜在公、襄成郅治”，下令赐祭一坛。

安定政局

文祥曾多次影响晚清政局。他参与辛酉政变之谋划、行动、善后等等环节，对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訢等的胜利及“后王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参与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奕訢、桂良成为第一任总理衙门大臣；三人中，奕訢事务繁多，桂良年迈，文祥则“任事最专”。此后，在同治四年（1865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慈禧太后两次罢黜恭亲王的事件中，文祥均着力谏阻，求得事态转圜，并使“后王政治格局”得以维持，也有利于保持清廷内外政策的连续性。

引荐臣工

文祥坚持联汉政策，不仅非常信任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统兵重臣，而且还建议清政府破格起用李鸿章、张亮基、沈葆桢和刘蓉等人镇压农民起义。梁启超列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及其对应的时代，称“同治初年”是“文祥、沈桂芬时代”，而这与文祥力荐沈桂芬入阁并引之为同道有关。对于旗人中的能干之员，文祥也大加提拔。他曾推荐都兴阿、成明协助僧格林沁镇压捻军起义，而荣禄的发迹也有文祥的提携之力。学者白文刚认为：“不分满汉，惟才是举，调动一切力量镇压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是文祥安内政策的一大特点。”不过，也有一些人就文祥用人的倾向对他提出批评，如据赵烈文记述，曾国藩曾称文祥“不知求人自辅”；翁同龢也批评文祥，认为“知人之明”是其短处。

谋及庶人

文祥在死前不久的光绪元年（1875年），曾上疏“密陈大计”，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清朝“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在英法联军的刺激下，经文祥建议，清廷设置神机营，并曾让文祥管理神机营事务。同治四年（1865年），文祥受命清剿关外“马贼”。他从神机营中调了2500名官兵，日夜兼程，赶往关外剿匪；后得悉“马贼”有3万多人，分为多队，且全部骑马，又紧急从直隶、天津抽调洋枪队过来助战。出关之后，前后诸战，清军全部取胜，“马贼”基本上被剿灭，头目马傻子被擒，后被清廷处死。

文祥晚年，清王朝海防塞防一度同时告急。文祥一面提出海防策略，一面又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他指出：“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窜入北路，蒙古诸部落即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得益于文祥的支持，左宗棠顺利收复新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维护。

《清史稿》还记载，文祥支持由左宗棠负责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之事，但不久文祥便病故，后清廷派崇厚负责此事，险些丧权辱国；又改派曾纪泽出使，总算在避免对俄战争的同时挽回了一些利权。至于海防，尽管文祥一再主张，最终还是未能全力兴办，招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

文祥还开办并扶持京师同文馆，这是同治朝最早的新式学校。同文馆创设的初期，以英文教育为主，后来陆续扩充了俄法等国语言的教学，并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课程。同文馆创设之后，文祥时常到同文馆中体验感受，并对同文馆中的学生生活予以关照。

文祥好书、画，篆、隶得古法，山水取法董其昌，善用润笔写渔僬野趣，琴茶田园，画调高古清润，自成一家，是清代居官中较有艺术成就之达官。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诪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②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清操绝人，家如寒素。谋国深远……皆如文祥所虑，而朝局数变，日以多事矣。③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李棠阶：文博翁能顾全大局、敷奏恳到，诚能格天，忠能信友，社稷之臣。吾师乎！吾师乎！

奕訢：①精细老成，筹画诸事动中机宜。②正直一生惟谨慎，匡襄廿载矢忠诚。

曾国藩：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

左宗棠：①松楸安奠，柱躬复元，仍即入襄枢要，至慰朝野之望。前以生刍奉献，极知妄渎，未蒙鉴纳，复荷齿及，大君子秉节之峻，用情之周，何其异也！佩绎之馀，既惭且感！……关内外需才甚急，能得数十刚明耐苦之人，错落布置其间，庶可纡朝廷西顾之忧。想元老谋国公忠，必已鉴及也。（同治十年《答文博川相国》）②博川相国正色立朝，一时人望所系。

李鸿章：①旗人中之鸾凤。（又作“旗人中麟凤也”）②老成谋国，苦心孤诣，动出万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四日《覆文中堂》）

郭嵩焘：实是国之元臣。

翁同龢：此人忠恳，而于中外事维持不少，至于知人之明则其所短也。

光绪皇帝：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同治四年间，因奉天马贼肆扰，特派带兵出关勦捕，地方赖以廓清。旋经简任纶扉，深资辅弻，于国计民生利病所关，及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

陈宝琛：总署诸臣多不谙洋务……其竭力办事者，始则文祥一人，继则沈桂芬一人。

陈康琪：①至于倭文端之守正不阿、清操绝俗，文文忠之匪躬尽瘁、驯扰强藩，方之姚、宋忠唐，范、韩翊宋，殆无恧色。②近十年中，赖文文忠公笃棐忠清，宣布威德，五省通商，慬得无事。……《诗》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若文忠者，或庶几焉。③顾夷性狡谲，恃其机器舟械之利，出语骄横不可制。近十年来，赖文相国祥以忠忱挚悃，诚实不欺，默化其鸷悍之气，遇事持以定力，虽敌情万变，而不为所挠。同治一朝，边事尚不至酿成大衅者，相国一人力也。闻西人海届岁首，辄遗书通商诸大臣，以为履端之贺。其称文相国，必曰忠鲠清廉，而微嫌其与彼为难，余皆以圆融、识时务誉之。否或称甲第之华美，车骑之都丽，谓太平宰相，安富尊荣，固应尔尔。呜呼！虽在异类，岂无人心，惜我老成骑箕久矣。

袁昶：①捄时表列富兼苏，马格权奇孰应图。不惮批鳞作危论，知公风节立朝孤。②人言绠短汲深甃，搰搰骑危不自休。今信老成谋国意，百年乔木竟荒邱。

匡辅之：吾闻文忠公在总理衙门接见外国使臣，遇非理之要求，必面折之；莫不殚其严正。……张南皮哭之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公真不可及矣。

张之洞：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

吴庆坻：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体，有廉操。

陈夔龙：比时恭邸领班，长白文文忠、宝文靖、吴江沈文定、高阳李文正，均一时贤辅。第和而不同，虽为美政，卒至群而有党，未克协恭。文忠多病，文靖但持大端。

唐晏：文文忠（祥）有大臣之度，立朝正色，众不见其一笑。事有关系，必侃侃力争，不少假借，自恭邸以下咸惮之。

龙泽厚：当同治初年，恭邸、倭文端、文文忠诸贤翊政于内，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沈文肃诸公分猷于外，可谓得人矣。

金梁：公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政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议兴海防，练兵造船，皆公发之。史称公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谋国深远，非虚誉也。

费行简：①重实践而口不讲学，爱才若命而未尝树党。②清代满大臣，自阿桂以外，鲜贤者。祥独朴忠荩直，劳瘁靡辞。

刘体信：相国生平居宦，亦矫矫自厉，不随流俗。文忠（李鸿章）每与先文庄公（刘秉璋）语及，以旗人中之鸾凤称之。

刘体智：文文忠为一代英贤，是时上下不知敌情。李文忠勋业之高，震乎寰宇，惟此洋务之一途，犹为人所指摘。政府之中，主持大计，使邪言不致侵正、众口不至铄金者，惟文文忠是赖。

辜鸿铭：当时在中国，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扩展”意义有所领会，他是一个满族人。正当汉族的文人学士们忙于修建兵工厂和试制现代枪炮时，文祥，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一个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欧式教育的学院。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那个伟大的满族政治家相比，这位大侯爵的欧式教育观念是极其模糊和狭隘的。曾国藩侯爵及其汉族文入学土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那位伟大的满族政治家对于欧式教育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若有人想了解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广阔和宏伟，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不幸的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拯救中国的正确的扩展思想，却被委托给海关总税务司、即现在的赫德爵士来贯彻执行。对于这个未来中国赖以拯救的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赫德爵士不是选派第一流的学者、绝对胜任的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一个美国前传教士（指丁韪良）担任总教习。这样，本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曙光、启蒙和“扩展”之源的同文馆，却被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和无用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

郭则沄：文文忠为同治朝贤相，务宏奖士类，……每接晤外使，遇非理干求，必面折之无所挠，外人亦惮其严正。……清时台省厌谈域外事，如文忠者，固庸中之佼。

蒋廷黻：①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②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③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方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

丁韪良：①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②能体现文祥开明的莫过于他奉为制定政策的原则的座右铭。他告诉我：“我奉行孔子的教诲‘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们要从你们西方人那里学习所有好的东西。”但这也是中国之不幸，正当国家平静下来，可以实践文祥明智的座右铭时，他却过早地（尽管中国谚语说，“五十而死不为夭”）去世了。他死后，再也没有高级官员提起过这一座右铭。③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④总之，产生了文祥和宝鋆的种族绝不虚弱。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Sir Frederick(William Adolphus) Wright-Bruce）：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强有力的智能的人。（又引作“是他见过最有才学的人”。）

威妥玛：①我在中国当了七年驻京大臣，受文中堂折磨，呕气已多。今文中堂去世，又有沈中堂办事，也是一样路数，无非薄待洋人，欺瞒哄骗，不免有种种爽约之处。（此条为李鸿章转述）②满族最后一人。（爱德华·哈珀·帕克记述，译文参考）

芮玛丽认为文祥“是（中国）优秀大臣中最进步的”、“是中国政府的一位最有远见而且最有能力的顾问”。

白文刚：综上所述，文祥是晚清杰出的满族朝廷重臣。他不仅是后王政治格局的重要缔造者和维系者，而且是同治年间内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之一。

《清稗类钞·正直类》称，两淮盐运使金安清曾携重金入京，贿赂奕劻，请他帮忙运作以谋求在京中任职。一日，皇帝询问朝臣：金安清究竟能否任职中枢？大臣们果然纷纷尽力褒扬金安清。皇帝又问文祥，文祥却答道：“小有才，心术不端耳。”此事遂罢。不久，金安清更受到弹劾，被革职查抄。

按，《清稗类钞》将金安清入京贿赂奕劻的时间记载为“同治壬戌春”，又称询问金安清是否可用的皇帝是“清文宗”（即咸丰帝），显然有误。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咸丰九年（1859年）他在京时，曾求见匡源、穆荫而未得。文祥倒是将张集馨请入，但张集馨行礼后文祥竟不答礼；问过出身后，才称张集馨为前辈（张于道光十六年就赴地方任职，而文祥道光二十五年才中进士）。张集馨认为文祥妄自尊大，愤愤不平地写道：“余之偃蹇，不能奋飞，遂为竖子所侮，殊为可愧。”

《国闻备乘》称，咸丰帝临终前，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曾问道：“圣驾如果遭逢不幸，朝廷可以倚仗何人？”咸丰帝抓着皇后的手，写了“文祥”二字。

按，咸丰帝的顾命大臣（赞襄政务王大臣）中不含文祥（军机大臣中独文祥一人被排除在外）。

《清稗类钞·谦谨类》记载，蔡锡勇少时在广东同文馆学习英文，后来被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他与同学刚入京师同文馆时，一名老翁带领他们参观同文馆，将宿舍、教室、食堂等处一一加以介绍。新生们只是觉得这名老翁相貌和蔼，却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参观完毕后，老翁询问大家有没有吃午饭。当听说还没吃饭时，老翁传令提调官来见，立刻出来一名红顶花翎的官员在一旁恭敬侍候。此时学生们才知道，老翁乃是重臣文祥。

美国前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访问中国时，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文祥回复说“寒舍不宜接待海外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或许并非谦词，丁韪良称，文祥住在租来的房子，“每月仅付四块半，不会多么堂皇”。

《清稗类钞·外交类》称，同治皇帝会见外国使臣前，文祥和外国驻华公使曾发生礼仪之争，以致摔了茶杯。他对公使佩刀和多带随从的要求予以拒绝，但会见当天公使们还是带了不少随从，于是文祥又命人在每道宫门都拦下一些随从，等公使们走到紫光阁，身边就只剩翻译了。

《异辞录》则提及《桃花圣解庵日记》中的记载：文祥与公使争论会见时行礼的问题，公使们拒绝跪拜，仅同意行三鞠躬，文祥要求增为五鞠躬，未能如意；不料当公使们见到同治帝后，一时恐惧，竟跪在了地上。《异辞录》的作者刘体智对这段记载严加批驳，认为公使跪拜属无稽之谈，文祥与公使们争论鞠躬几次也是子虚乌有：文祥是主持大计的朝廷重臣，怎么会像市井商人一样斤斤计较于鞠躬次数呢？

按，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文祥确实是议定觐见礼节的中方代表之一，最后鞠躬次数定为五次。

文祥早年相命时，八字先生曾对他道：“你一生多虑，就是进入顺境也不称心，反而更多劳碌。”后文祥身兼数职，屡屡求退却常不如意。英国人赫德去总理衙门时，曾看到文祥腹泻严重，却拖着衰弱的病体坚持办公。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也曾看到文祥因哮喘而“透不过气来”，后者对他说：“你看到过小驴拉大车，累得喘不过气来。嗯，那就是我的写照。”由于文祥的工作太多，恭亲王一度让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恒祺两人，将文祥的全部税务工作接过去，好减轻他的负担。小驴拉大车多年之后，文祥终于耗尽了精力，于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初四病逝。

文祥著有《巴林纪程》、《蜀轺纪程》等书。存世的光绪壬午年版《文文忠公事略》除收录此两书和《国史本传》外，还有文祥自订《年谱》两卷等。

文祥墓位于盛京（今沈阳）大东门边外北侧，后平毁。2006年，该墓“诰封碑”在修路过程中出土。

文祥在盛京城中曾有宅邸，后宅邸不存，但其所在的胡同则被命名为“文中堂胡同”；1957年，文中堂胡同、土影壁墙胡同以及华家胡同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成了沈阳的“文中里”。

《国史本传》（清代国史馆编，附于洪良品等校《文文忠公事略》）

《清史列传》（与《国史本传》内容大体一致）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六·列传一百七十三》（赵尔巽等）